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写作者，都会面临写作上的各种“麻烦”。《先写再说：社会学家的十堂写作课》作者霍华德·S.贝克尔用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剖析了所有学术写作者都会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期待第一稿即完美，使用空泛的表达、冗长而无用的句式等等，他的最优先建议是先写再说。
01
一旦明白写一个句子不会伤害你（ 你知道是因为你尝试过了 ），你就可以尝试一下我常常要求人们去做的事情：在不借助提纲、笔记、数据、专著和其他任何辅助的前提下 ，写下你脑子里想的事情，不管什么都行 ，有多快写多快。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找到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找到你在这个题目或项目上投入的前期工作已然帮你确信的东西。这种策略就是作文教师们所说的“自由写作”，我是在埃尔伯的书里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后来又在《一只鸟接着一只鸟》里找到了一个不那么学术的版本。拉莫特的说法是“屎一样的初稿”。
如果你自己真正放开手脚去这样做，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跟随脑中的想法前进，不管是什么都先写下来再说，你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像曾经担心的那样陷入各种让人感到困惑的选择的包围中。你会看到，一旦开始着手于论文写作，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一些有限的主题上做出细微变化。你确实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即使眼前摆着多种不同的版本，你也可以轻松地发现其中的差异有多么微不足道。或者就算是真的存在差异（尽管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你现在也已经明白该选什么。
如果用这种方式写作，通常在即将接近末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脑中真正的想法。你的最后一段话向你揭示出导言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你可以回到开头把它写下来，然后再根据你新发现的一些关注点对其他段落做细微修改。
简言之，在动笔写些东西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了大量思考。我们已经开展的所有工作将我们引向某一观点以及某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就算我们想，可能也无法在我们最终实践的问题处理方式之外再找到其他可能。不是选定的某一个词，而是已经做出的分析以及所有在此之前的思考和行动，让我们坚定某一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何开始写作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别。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和终点。
写下一份思路不通、毫无章法的草稿（乔伊· 查尔顿曾经模仿拉莫特的说法，有点不雅但准确地将其称为“呕吐出来的一稿”）还证明了其他一些事情。当你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思索该从何处开始的时候，你无法处理脑中闪过的各种杂乱想法。没有人能做到。对那种混乱的恐惧是我课上那些学生描述过的那些仪式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想法一个接着一个闯进你脑中。等你想到第四个想法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已经消失了。要知道，第五个想法和第一个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当然，在很短的时间里，你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过了一遍。我们对一个题目能有多少想法呢？
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是写出一份草稿，而不是就写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之类的问题持续不断地准备、思考。你要让想法以一种实体的方式显现出来，用某种持久的形式把它们写下来。一个想法一经写出（而且不要马上被扔进垃圾桶）就难以抹除，不会变形，可以与随后产生的其他想法进行比较。只有把所有想法都写下来，并排放在一起比较，你才会意识到其实你真没有多少想法。这也是将初期文稿口述并录音到移动设备或电脑非常有用的原因之一。录音是一种不可见的实体形式，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让你用相对轻松的态度面对想法。录音看上去让文字变得“真实”，但同时又不太会把你带向“危险”境地。恰恰相反，它让你发现自己真正想说的事情。写下第一句话也就更容易了。
02
一段时间（通常是几个月或更长）的谈论过后，我开始有一种烦躁不安的感觉。我从未意识到那就是开启写作的信号，模糊但真实。差不多就在我将要从暑假或学术休假返回教书的“正职”的时候，我会忽然开始坐下打字（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从白天一直干到半夜，除了那种模糊的烦躁，没有任何预兆。我在法律尺寸黄色横格纸上用双倍行距打字，小心翼翼地撕下每一张纸（这都显示出我和学生们有类似的迷信习惯）。如果在打孔处撕得不整齐，那张纸我就不用了。我不修改（不过只是在那个时候不修改），只管继续打字。如果我难以说清一个论点或者不知道怎么结束某个论证，我就打一个括号，里面写着“这里我现在写不下去”，然后继续写我能写的其他论点。
我常常把已经完成的作品加在一起，跟任何我能找到的人宣布我已经写完6页，或者根据行数和每行字数估算出总计2500个字。我尽量不画掉任何内容，但也没那么死板。如果我发现了某些内容更好的表达方式，也会用更好的内容替代旧的说法。
我还会在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插入新页面，要么是裁剪后再粘贴，要么是在第7页的文字上注明此处新加入的材料见下面的第7A页。（当秘书们称赞我的文稿整洁时，我会非常高兴。）有时我能在三周的时间里写下三份10—15页的初稿，那就是较为粗糙的文章草稿。
回归教学工作之后，我花了一整个学年去修改这些草稿。我经常把它们放在一边好几个月，很少去思考。在一个学年里，参加会议、和同事学生谈话这些常规活动占据了我的日常生活。这有助于我在学期之间的间隔重新修改论文，因为我已经忘了某个具体的论点或某种表达方式，不管是什么内容都不再看似顺理成章，改起来也就更容易。在圣诞节假期之前，我可能不会把这些文件夹拿出来重写。
我总是从修改句子开始：砍掉多余的字词，把模糊的地方改清晰，扩充简单的想法。就像我在课上跟学生说的那样，这样做总是会揭开我原本掩盖掉的理论难题，所以过不了多久我就得重新思考整个分析。如果可以，我会把那些说不通的部分重写成新的版本，如果不行就算了。无论能不能，我通常都会再次把论文放上几个月（有时是几年）。
开始用电脑写作之后，事情就变了。最终我可以形成另外一种草稿。我可以随时进行这样的工作，而且通常是在三四天里每天干几个小时，不会花更多时间。第二、三稿完成之后，我就可以发给一些朋友，他们可以提供有益的想法或尖锐的批评。我宁愿私下里从朋友那儿听到这些批评，而不是从公开的“致编辑的一封信”里。
有些论文似乎永远也写不完，但是我痛恨浪费写出来的任何东西，从不放弃希望，哪怕是没有人喜欢的一些片段。一些东西会被搁置多年，比如我和斯蒂芬·德迪耶在1970年合写的一篇文章最终到2017年才发表。（事实上，我还在打磨一篇年代更为久远的论文，那是1948年我在埃弗雷特·休斯的“族群关系”课上写的一篇有关都柏林艾比剧院的文章。）
当我从朋友们或者拒掉我论文的编辑那里得到批评和意见时，我会假设是因为我没能把观点讲得足够清晰，并且在不改变立场（除非批评意见说服我必须改变）的前提下，尝试做些什么去回应别人的批评。这种修订和反思会持续到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做，或者恰好有个地方能够发表（比如说有人要求我为某个活动或某本书写点儿什么，而我手头在写的东西恰好满足要求）。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写作，然后又发现并非如此。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我看到某些内容可以写得更好并且知道该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明白又得把稿子再过一遍。（在《艺术界》真正完成之前，我两次觉得自己已经完工了。）
随着经验的累积和自信心的增强，我开始给自己设定写作的问题。我渐渐对自己写的那些又长又复杂的句子感到不满，所以就开始尝试写短句。我能把字数减少到多少？非常少。我还开始寻找替代第三人称（太浮夸）和第一人称（写多了就厌倦了，而且常常并不合适）的新方式。这造就了第二人称的狂欢，在读者的耳边低语：“你可以发现这将如何导致……”
这种例行程序的前提是作者能够像我这样习惯性地在事情做完之前付出漫长的等待。如果你的写作有期限——比方说你答应了要为某一本书贡献一个章节，截稿日期已然迫近，或者你要递交一篇论文参加美国社会学年会——就不可能这么奢侈。如果你需要发表一些作品去说服同事和管理者让自己晋升，你也不能那样做。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像我职业生涯早期那样强迫自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有很多年是研究而非教学，所以在完成旧的研究项目之前我总要开启新的项目。结果就是我总是同时忙于几个阶段的工作：粗略地写一个新东西的初稿，修改早先一个研究项目的初稿，完成即将要出版作品的终稿。这没有听上去那么难。事实上，这反倒让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更容易了，因为当一个工作卡壳的时候，你可以转到另一项上，总是挑最容易的做。
原标题：《面对写作上的各种麻烦，社会学家建议先写再说》
栏目主编：陆梅、李凌俊 文字编辑：袁欢
来源：作者：霍华德·S.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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