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冬天，沈阳铁西区某工厂门口，贴着裁员名单的黑板前围满了人。老赵挤到最前面，从上往下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他转身就走，一句话没说。身后有人哭了，有人骂娘，有人蹲在地上抽起了闷烟。
老赵那年四十五岁，在厂里干了二十三年，是个八级钳工。他妻子也在同一家厂，比他早一个月下岗。两口子买断工龄的钱加起来不到三万块，要养七十岁的老母亲和一个读初中的女儿。老赵算了算，这些钱省着花，够撑两年。两年之后呢？他不知道。
两年之后，钱花光了，工作还没找到。
老赵试过一切能干的活：去建筑工地搬砖，一天十五块，干了三天腰就直不起来；去私人工厂当临时工，老板嫌他年纪大，干了一个月就不要了；去劳务市场蹲了半个月，没人愿意要一个四十五岁、只会修机床的老工人。他站在劳务市场门口，看着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被一个个挑走，自己像一件滞销的旧货，标价越来越低，还是没人要。
那是1999年的秋天，家里已经断粮三天了。老赵的妻子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自行车、缝纫机、甚至结婚时买的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一共卖了不到两百块。两百块，交了水电费，买了米面，又没了。
老赵开始去卖血。
第一次卖血，是在铁西区一个巷子里的“血站”。说是血站，其实就是一间小平房，门口挂块牌子，里面摆着几张行军床。抽血的针头不是一次性的，一根针管用一天，上面沾着前一个人的血迹。老赵看着那根针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卷起了袖子。四百毫升血，换回六十块钱。他攥着那六十块钱，手在发抖。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不值钱过。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老赵每个月去卖两次血，每次六十块，一个月一百二十块。这笔钱够一家人吃最便宜的饭——玉米面糊糊、咸菜疙瘩、偶尔买一斤猪油熬白菜。老赵的妻子不知道他去卖血，他每次都把胳膊藏得严严实实，说是干活蹭的。
可纸包不住火。有一次老赵抽完血回来，在楼梯口晕倒了，额头磕在台阶上，流了一脸血。邻居把他抬回家，他妻子这才发现他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她没哭，也没骂，只是把老赵的头抱在怀里，抱了很久。然后她做了这辈子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她也去卖了。不是卖血，是卖身。
那个年代的铁西区，有一些见不得光的地方。一些下岗的女工，为了让孩子能吃上饭、能交上学费，走进了那些阴暗的出租屋。一次二十块，三十块，有时候甚至只值一顿饭。老赵的妻子去了三次，每次回来都拼命洗澡，把自己搓得浑身通红。老赵发现后，两个人在屋里大吵了一架，摔了碗，砸了暖壶。吵完之后，老赵蹲在墙角哭，他妻子坐在床上哭。哭完了，第二天，她又去了。
这不是小说，这是那个年代真实发生过的事。
在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那些曾经骄傲的工业城市里，卖血站门口排着长队，队伍里有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有三十出头的年轻工人，甚至还有刚下岗不久的女工。他们卷起袖子，把胳膊伸向那根带着别人血迹的针头，换回几十块钱。有人一个月卖四次血，脸色蜡黄，走路打晃，可还是要卖——因为孩子明天要交学费，因为老母亲还在等着吃药。
更让人心酸的是，有些人连卖血的资格都没有。身体太差，血检不合格，血站不收。他们只能去更隐蔽、更黑暗的地方——卖肾、卖身、甚至帮人运毒。那不是堕落，那是被逼到绝路上的人，已经没有力气去考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
老赵后来怎么样了？他的身体在连续卖血两年后彻底垮了，患上了严重的肝炎。家里没钱治，他就在家硬扛。2003年，老赵走了，走的时候不到五十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妻子后来去了一家私企做清洁工，一个月六百块，把女儿供到了大学毕业。女儿现在在南方工作，每年清明都会回沈阳，给父亲烧纸。她不知道父亲当年为了她卖过多少次血，母亲也从来没告诉过她。
那一代东北下岗工人中的一部分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或者，没活过来。他们曾经是共和国的长子，是国家工业化的功臣。可当改革的大潮席卷而来，他们被拍在了岸上，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有人爬起来了，有人永远留在了那片泥泞里。
而那些走进黑暗角落的人，不是他们不要脸，是生活没给他们留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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