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在苏联伏龙芝学院深造的中国解放军著名将领有哪些？|伏龙芝|军事

1939年冬，莫斯科的大街上已经飘起细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室里，一堂关于“合成军集群突破战”战役课程刚刚结束，一位中国学员悄悄对身旁同学说：“学会这些，将来打仗，咱们就更有底气了。”这句话，说得不响，却很实在。

对于很多后来名震战场的中国将领来说，伏龙芝军事学院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亲身走过的一段路。那里有严苛的战役推演，有深夜灯下的沙盘，也有对未来中国战争样式的反复思考。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学员回国后，并不是简单照搬苏联教条，而是把那些理念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枪林弹雨中检验，最后沉淀成解放军自己的作战理论和指挥风格。

一、从莫斯科课堂到中国战场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办于1918年，最初叫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25年改名为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它的定位很明确——为苏军培养合成军队的高级指挥和参谋人才。战役学、战略学、后勤保障、参谋工作制度，门类齐全，要求极严。

从1924年起，到19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先后分批派出军政干部赴该校深造。时间跨度长，人员构成复杂，有早期留学的革命军人，也有抗战、解放战争中崛起的指挥员，还有新中国成立后需要系统提高的大军区骨干。简单说，从北伐时期到建国后国防建设的关键节点，都能看到伏龙芝军校“影子”。

在这些学员里，有人成为开国元帅，有人成为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有的则在偏远军区默默工作多年；还有个别人与中国共产党分属不同阵营，却同样打着“伏龙芝出身”的烙印。这种复杂性，本身就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说到与伏龙芝联系最紧密、影响也最深远的，绕不开一个人——刘伯承。

二、刘伯承：从重庆长江边到莫斯科课堂

1892年，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一个普通农家。年轻时从戎习武，后来投身革命，经历过护国、护法，也打过北伐。1927年底，35岁的刘伯承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一年，他已经是经验老到的军事指挥员，但仍然按学员要求，从战术基础课学起。

当时学院内，对中国战场的关注并不少。老师讲解欧洲战场经验时，常会提到“东方的特例”。刘伯承上课记笔记极细，战史课程尤其重视。他很清楚，苏军经验再辉煌，也得经过实践过滤，才能搬到中国用。

1930年，刘伯承学成回国。之后几年职务频繁变动，却一步一步走向核心岗位：先是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继而任红五军团参谋长、中革军委参谋长等职，在红军长征和各路武装的整合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刘伯承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太行山一带的游击作战、地雷战、伏击战，看上去“土”，背后却有不少战役学思路，比如兵力集中使用、对敌后方交通线的系统破击等，这些都同他在伏龙芝时学到的“运动战配合游击战”理论有暗合之处。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出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中原突围、定陶、鲁西南等战役。他那种谋定而后动的风格，常被部下形容为“算得极细”，与其说是天赋，不如说是多年系统学习与实战经验叠加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他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4岁。一生戎马，既是战场上的统帅，也是新中国军事教育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参与主持高等军事学府建设，将当年在伏龙芝的学习模式与中国情况结合，转化为我军自己的干部培养路径。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所莫斯科军校里，还有另一位后来在完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的上将——刘亚楼。

三、刘亚楼、李天佑：从陆军名将到空军统帅

刘亚楼1910年生于福建武平，早年参加红军，在红十二军、红四军多次战斗中崭露头角。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已经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的主要政工干部。1939年，29岁的刘亚楼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一次，他接触到的不只是陆军战役问题，还包括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等内容。

1945年回国后，刘亚楼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继而出任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指挥协同中，可以看到一种更现代化的参谋工作范式：情报汇总、兵力部署、后勤调配都极讲求系统性，这一点，深受苏联参谋体制影响。

1949年后，新中国急需建设自己的空军。刘亚楼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这一步转折，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在伏龙芝所受的体系化军兵种配合教育有关。空军从无到有的那几年，他既要搞训练，又要抓装备引进，还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空军条令制度，工作强度极大。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因病去世，年仅55岁。

和刘亚楼一样被派往伏龙芝的，还有以硬仗著称的李天佑。

李天佑1914年出生于广西临桂，早年参加百色起义，是那场起义的年轻指挥员之一。他在红七军、红一军团数次激战中担任团、师主官，打仗敢拼，也善于琢磨。1938年，他被选送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直到1944年回国。

李天佑在苏联学习阶段，欧洲战场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苏德战争爆发后，学院的教学内容也不断更新，许多实战经验被迅速纳入课程。对于一个已有丰富战斗经历的中国团、师级指挥员来说，这样的环境无疑是一次全面“充电”。

回国后，他担任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随后又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等职。东北战场地形复杂、天气严酷，再加上敌我装备差距明显，作战指挥要求极高。李天佑在多次战役中，体现出对大兵团运动、合围、分割等战役手段的熟练运用，显然不是只靠“勇敢”能做到的。

1949年后，他继续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是解放军中较为年轻的一批高级将领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论资历，他属于“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军事教育”的那一代，伏龙芝经历，在他的成长轨迹中占了很重的一笔。

四、左权、卢冬生：倒在前线的伏龙芝学员

同一时期，还有一批没能等到新中国成立便已长眠战场的伏龙芝学员，他们的名字也值得被记住。

左权1905年出生于湖南醴陵，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参加过北伐。1928年，他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黄埔出身再加上伏龙芝系统训练，使左权很快在红军中脱颖而出。1930年归国后，他先后任闽西新红十二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是少有的既有正规军校背景、又熟悉苏式战役理论的高级指挥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承担指挥协调任务。1942年，日军发动“扫荡”，华北战局一度十分严峻。5月26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十字岭转移途中，左权遭遇日军猛烈袭击，为掩护部队突围，他不幸阵亡，年仅37岁。这样一位受过中苏两大军校正规教育的优秀指挥员，倒在山间崎岖小路上，实在令人唏嘘。

卢冬生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干部。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在湘鄂西地区参加红军，是当地红四军的创始人之一，历任手枪连连长、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等职。战斗经历多，却一直缺乏系统理论训练。1939年，他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直到1945年才回国。

回国后，卢冬生被派往东北，任松江军区司令员。苏军当时尚未完全撤离，局势微妙，各方力量错综复杂，既需要军事指挥能力，也需要政治分寸感。遗憾的是，1945年12月14日，他在哈尔滨执行公务时，被两名苏联士兵误射身亡，年仅37岁。这起事件，一度在军内引起强烈震动，一位刚刚完成系统学习、准备大展身手的军区司令，就这样突遭横祸。

从左权到卢冬生，这批伏龙芝学员的共同特点是：理论基础深，又敢在一线厮杀。但时代的风险极大，能闯过生死关的，永远只是少数。

五、张荣森、赵华青、梁中玉：从战场到军区机关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军队对高级将领的要求，逐渐从“能打仗”过渡到“既能打仗，又懂现代军队建设”。这一阶段，一些已经在战场上显出才干的干部，被再次送往伏龙芝深造，其中代表性人物就包括张荣森、赵华青、梁中玉。

张荣森1917年出生于四川通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早年跟随徐向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反“六路围攻”等著名战斗。抗战爆发后，他进入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任参谋，负责对付试图西渡黄河的日军，工作繁杂又危险。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热河北部军分区副参谋长，参加解放锦州、沈阳等战役，率部歼敌上千人，战功显著。后来转入第四野战军，任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参谋长，属于典型的“实战派参谋骨干”。

1954年，37岁的张荣森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57年学成回国。那时的伏龙芝课程，已经将二战经验、核战争初期理论等内容纳入体系，视野与战争样式比三四十年代有了明显变化。张荣森回国后，出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是军区机关中的重要业务型将领。1984年，他因病去世，享年67岁。

与张荣森差不多同时期赴苏联学习的，还有赵华青。

赵华青1919年出生于山东聊城，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随后进入八路军系统。战争中，他先在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担任政治处主任，成为陈赓的部下。也就是说，他既负责政治工作，也必须理解作战意图，这是当时许多政工干部的共同特点：不能只会讲话，还得懂军事。

解放战争时期，赵华青转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旅二十八团副团长，后来在中原、华东等地作战中逐步成长，最终成为一名师长。1954年，他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归国。那几年的学习，让他对现代军队指挥体系有了更系统的理解。1966年，他调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由基层指挥员，逐渐转向军区机关的统筹协调角色。2014年1月15日，赵华青在福州去世，享年95岁，算是伏龙芝学员中少见的高寿者。

梁中玉则代表了“战役骨干型”将领的另一种轨迹。1918年，他出生于山西岚县。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之后留在太岳军区，担任决死一旅二十五团司令部作战股股长。这类岗位对参谋素质要求很高，需要精细的兵力部署和路线设计。

随后的几年里，他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一旅三十一团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四军四十师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十一旅阻敌于南坪集，一次战斗就歼敌四千五百人以上。这样的战例，既体现了胆气，也体现了参谋规划能力。

1954年，梁中玉被选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那时他已是成名战将，但仍在课堂上从战役后勤、军区防御部署等内容重新学起。回国后，出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1980年5月3日，他在成都病逝，享年62岁。

这三位将领，有一个共同点：既是真正的“前线出身”，又在战后承担起军区建设的重任。伏龙芝的学习经历，让他们在处理大军区防御、边疆稳定、战役预案等问题时，手里多了几张“底牌”。

六、屈武及其他：不同道路上的“伏龙芝背景”

与以上解放军将领不同，屈武的人生走向，呈现出另一条轨迹。他1898年出生于陕西渭南，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次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并获得“优秀学员”称号。这在当时，是极少数能兼具北大文科教育和苏军高等军事教育的人。

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复杂的国际氛围和国内政治局势，屈武曾被苏联当局逮捕关押，这段经历也使他的政治立场与很多中共将领有所不同。1938年，在于右任、邵力子的帮助下，他获释回国。此后，他在国民政府体系中历任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新编乌鲁木齐市市长等职，还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1992年6月13日，屈武因病逝世，享年94岁。作为伏龙芝学院学员，他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了中国政治舞台，身份虽然与解放军将领不同，但从履历上看，苏联军事教育，对他看待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的眼光，多少有一些影响。

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名字，还有几位在战场上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的伏龙芝留学生：

杨至诚，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上将之一，长期在炮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建设中起骨干作用；

钟赤兵、谭家述，两位开国中将，在解放战争中都是纵队、军一级的重要将领，参谋素质突出；

还有一些在红军时期担任关键职务的干部，如刘云（曾任中共长江局总参谋长）、陈启科（红三军团参谋长）、刘伯坚（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畴西（红十军团军团长）、王如痴（红十军十九师师长）、龙树林（新四军教导营政委）等，也都曾踏入伏龙芝的校门。

他们之中，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在建国后转入地方和军队干部序列，很少站在聚光灯下。资料散落，细节不易完全还原，但伏龙芝学习经历，在他们的人生档案里，是一条清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