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天的天津，还带着一点料峭的寒意。3月22日深夜，英租界伦敦道两宜里的一座小楼里，灯火通明，人声压低却止不住抽泣声。四十二岁的袁克文，躺在病榻上，心跳已若有若无。屋里的人都知道，这一刻，大概是守不住了。
谁也没想到，这个纵横京津、出入风月场所二十多年，名声传遍北洋与上海滩的“民国四公子”之首，会在这样一个夜晚，突然画上句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月后，他的葬礼，在天津西沽竟掀起轰动：军政要员、商界富户、青帮弟子、梨园名伶、帮会堂口的人，以及成百上千的青楼女子，自发排成长队，跟在棺木后面，护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很多人当年都在问：他不过是个亡国权臣之子，又不是掌权的将军，更不是富可敌国的巨贾，为何死后竟有这样的场面？
要弄明白这件事，得从这个人的出身、性情与沉浮，一点点说起。
一、权臣之子与“放养的二少爷”
1890年，袁世凯在朝鲜与北洋之间奔走，正是仕途上升期。这一年，他的三姨太金氏在天津为他生下次子，取名克文。袁家大宅人多事杂，少爷们自小就分隔抚养。这个自幼聪颖、却又异常顽皮的孩子，很快在家里出了名。
家族记忆里，袁克文从小不是“规矩的好学生”。弟弟袁叔祯后来写过一段话，大意是：二哥没怎样老老实实念过书，也不肯老实临帖写字，却记性惊人，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父亲对他反而尤为偏爱。
六岁识字，七岁读经史，十岁能写文章，十五岁学诗赋，这是家里给他安排的“标准路线”。然而，真正把他带偏的，还是十五岁那年结识的一个人——方地山。
方地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文人，既爱古典文章，也不拒风流词句。袁克文投到他门下，学的不光是诗文，还有一肚子风月调笑。青春期的少爷，很快就被艳情话本迷得不行，又被一帮纨绔子弟拉着，开始出入秦楼楚馆，夜里不回家成了常事。
沈氏，是袁家的大太太，对这个继子偏爱得很。袁克文种种“不着调”的事，她不是看不见，而是刻意遮掩，生怕惹袁世凯生气。真正看不下去的，是生母金氏。她曾经狠心把儿子揪回家打了一顿，棍子举得很重，落得也很响。
偏偏这一顿打，把沈氏惹急了，两位主母在袁家大宅中当场争吵。沈氏话撂得很狠：“谁要敢把这事告诉老爷，我跟谁拼命。”这一闹之后，再没人敢管二少爷。家法形同虚设，袁克文仿佛被“放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他学会喝酒，在赌桌上一掷千金，在天津、北京的大烟馆里学会抽大烟。弟弟袁叔祯概括他的一生嗜好，用了八个字：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
有意思的是，即便如此，身为北洋重臣的袁世凯，对这个儿子却并不失望。相反，他对袁克文的聪慧与谈吐，还是十分满意。甚至在很多场合，他乐意带着这个二儿子一起露面。
某一年，袁世凯带袁克文进京，给慈禧太后拜寿。那时的袁克文，年方十七，未蓄胡须，戴着眼镜，衣着整饬，举止不卑不亢。慈禧听他回答问话，看他进退周全，不免多看了几眼，笑着问：“这孩子几岁了？”
袁克文答：“臣儿十七。”
慈禧点头，扭头对身边的李莲英说了一句：“皇族中可有合适闺女，给他留意着。”这话，在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袁世凯心里一惊。他太明白皇族联姻意味着什么，荣宠背后，多半牵扯不清。他当场就称儿子已定亲，婉转推了过去。等回到天津，他不敢怠慢，火速为袁克文物色门当户对的婚事，以免“欺君”的事情被翻出来。
不久，一桩亲事定下，新娘是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侄女刘梅真。这个姑娘自幼读私塾，诗文不错，小楷写得尤其精致。按理说，这样的妻子，足以让一个风流少爷“收心”。现实却没有向这条路走。
二、妻妾成群与旧日风尘
婚后最初几年，袁克文与刘梅真之间的关系，还算和顺。刘梅真端庄、识大体，对外是合格的袁家媳妇，对内也尽力维持家庭体面。袁克文对她，也有几分敬重。两人偶尔对诗，聊些书画掌故，日子看上去颇为安稳。
但他的性情里，有股难以约束的“游荡之气”。家里有正室，并不妨碍他继续出入青楼。时间一长，袁世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闯出大祸，不把家族脸面撕破，便不深究。
袁克文名下，有正式名分的姨太太据说有十多个，没名分的情妇几十人。有一点不得不说，袁克文对女子并不是粗鲁的玩弄方式。他会写诗给人，会作曲、题字，会陪对方听戏、填词，这一点在风月场里很吃香，许多女子愿意跟他。
最出名的一桩姻缘，是他与上海名妓薛丽清的结合。
薛丽清，是当年上海滩有名的花魁，既会唱又会写，谈吐不俗。许多达官贵人都在她面前栽过跟头。袁克文与她相识，是在他往来沪上期间。两人相处一阵，薛丽清动了“脱籍从良”的念头。她以为，袁家二少爷肯娶自己，便是阶层真正的跃升。
然而，踏进袁家门，她很快发现，现实跟她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袁家的规矩细到令她窒息：起居有时，言笑有度，见长辈有一整套规礼，下人也按着嫡妻姨太的“品级”来侍候。她从一个自由惯了的名伎，变成大宅深院里的被管束者，处处要看人脸色。对薛丽清来说，那些日子“度秒如年”毫不夸张。
更麻烦的是，袁世凯在政治上的道路，越走越敏感。晚清末年到民初，袁世凯势力扶摇直上，直至1915年称帝，1916年倒台。薛丽清眼看着袁家从风头无两，到成为各方攻击的靶子，心里很清楚：跟着这样的家庭，很可能有一天会被拖下水。
在这种心理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她做出一个看似冷酷又极难的选择——带着遗憾，离开袁家，离开丈夫，甚至与亲生骨肉分离。
那个被她留下的孩子，就是后来在物理学界颇有成就的袁家骝。小袁由大房这边抚养，长大后在燕京大学读书，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他24岁，准备赴美留学，获司徒雷登帮助拿到公费名额。在出国前，他专门去拜访方地山，想多了解些关于父亲的旧事。那时他才从方地山口中，知道了亲生母亲的名字与来历。
年轻人心里一热，立刻动身赶往上海打听。找到线索时，却听人说：“那位薛女士，两年前就病故了。”这件事，对他而言像一扇门，在将要打开时突然被关上，从此留成一个空洞。
这段母子错失的故事，折射出袁克文风流生活中最冰冷的一面。那些风月场上的笑语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命运断裂。
薛丽清离开后，袁克文并没有因此收敛。他的生活仍然游走在书房与烟花场之间。天津、北京、上海三地，戏园、酒楼、赌场、烟馆，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三、“民国四公子”的潇洒与无奈
提到民国四大公子，戏词里常有：张伯驹风雅，袁克文风流，端方之子、溥侗之辈，各有所长。袁克文之所以被称为“四公子之首”，不单因为他是权臣之子，还因为他身上兼具几种气质：会写，会玩，会撩，会收拾场面。
他一生不蓄胡须，脸孔清癯，戴着眼镜，身材挺直。不同于后来流行的西装革履，他终身不爱穿西装，长袍马褂，一直是常服。出入社交场，他言谈温文，礼数周全。就算坐在烟花场里，姿态也不显粗鄙，更像一位风度翩翩的读书人。
袁世凯去世于1916年。当时袁克文二十六岁。帝制失败，北洋势力被各方围攻，袁家从风口浪尖一头栽下。家族的政治权势急速消退，经济基础也受到重创。从这以后，袁克文的生活方式，悄悄发生变化。
他在北京住过一阵，后来又举家搬回天津河北区，再迁到英租界伦敦道两宜里。名义上，这里是袁家的新家。实际上，袁克文很少回来住。
长期以来，他在天津法租界的国民饭店包下房间，把那里当成自己的“根据地”。熟人要找他，不去宅门叩门，而是直接到饭店前台问。饭店门童都知道，二爷在几号房，醒了没，愿不愿意见客。
有时候，他会回两宜里，看望母亲沈氏、正室刘梅真，以及子女。进门时，大家都客客气气，一家人规矩周全地问候。聊完一家常事，他就起身告辞，再度回到法租界那间熟悉的包房。留下老母与妻子，面面相觑，拿他毫无办法。
有一年除夕，他难得在家守岁。夜深了，外面鞭炮声渐渐稀薄，屋里烛火摇晃。袁克文忽然情绪失控，对身边的亲人低声喃喃：“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之间，有难言之痛。”话音未落，人已落泪。
这句自白，多少刺破了一层“风流”外壳。作为袁世凯之子，他既享受过权势的余荫，也背负着沉重的阴影。父亲在世时，他是被宠爱的二少爷，却也难真正被当作“接班人”。父亲死后，他既无野心，也无实力在军政场上打拼。对上，他觉得辜负了父辈的期待；对下，又无法给妻儿稳定的生活与情感依靠。
他只好退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字画、旧书、戏曲、帮会交际、风月场所。不得不说，在这一片天地里，他游刃有余。
天津、上海两地的幇会人物，对他十分敬重。一来，他出身袁家，过去北洋时期与各路人马多有往来；二来，他为人讲义气。青帮弟子拜在他门下的，有一大群。按帮里的规矩，徒弟们认他为“先生”，平日里有事求他，他能出头就出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在这种环境下，他成了介于旧官宦与新帮会之间的一道纽带。
有意思的是，他在帮会里混，却始终保持文人的外形和习惯。喝醉了也不大吵闹，最多写两句歪斜的诗，笑骂几句旧京里的掌故。周围的人既把他当“二爷”，又把他当先生。
这样的生活，看上去逍遥，却带着难言的空虚。他没有正规职业，不经营实业，也不认真理财。家中所剩的财产，一点点被消耗在饭店包房、烟土、酒局、女人身上。等到人生走到后半程时，所谓“袁家的公子”，其实囊中也没多少现钱了。
四、病榻上的遗言与万人送行
1931年，对袁克文来说，是极惨淡的一年。
这一年年初，他的长女家宜病逝。家宜，是他颇为疼爱的女儿。丧女之痛，让这个向来在外人面前谈笑自若的男人，一下子沉了下去。丧事办完，他曾去拜访旧师方地山，两人闲坐良久，只谈女儿的安葬之地。
袁克文提议，把女儿葬在天津西沽的桃花堤附近。那里有一片“江苏义地”，多埋江浙籍的客死他乡之人。他说那里水土清静，适合安眠。说着说着，他忽然冒出一句：“何妨多买些地呢？”方地山愣了一下，心想给女儿买墓地，何必多买？当时也没多问。
事后回想，这话多少有点不吉利。但说者无心，听者也没联想到什么。
不久，袁克文不慎染上猩红热。那时医疗条件有限，这种病并不算小病。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医生叮嘱他，多休养，不可劳累，更不可乱跑。
按常理说，他若在家再静养一两个月，很有可能恢复过来。偏偏他这一辈子，最不擅长的就是“克制”二字。病情稍有起色，他就按捺不住，又回到法租界国民饭店老包房里，与一个老相好喝酒作乐。
那一夜，灯红酒绿，笑声不断。房里的人没人提醒他早些回去，也没人在意他刚出大病。等散了局，他回到两宜里，身上已经开始发冷、发热，第二天就烧得人事不知。
家人这才慌了，赶紧请来天津有名的梁大夫。梁大夫诊断后，脸色不太好看，知道病已拖到了危险阶段。他给袁克文打了一剂强心针，吊了一口气。没过多久，袁克文慢慢睁开眼，神智恢复了一点。
屋里静极了。女儿家祉靠在床边，眼睛哭得通红。袁克文似乎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伸手握住女儿的手，费力地开口：“家祉……你的生母，不是刘梅真。”话说到这里，他泪水已经滑下来。
家祉愣住，半晌说不出话。周围人也都一惊，还以为他接下来会说出什么多年的隐情。可惜，人刚说了半句，气力耗尽，再没把话说完。关于家祉生母的身份，终成袁家后人心中的悬案。
当晚，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梁大夫尽力施治，终究回天乏术。1931年3月22日夜，袁克文在天津病逝，终年四十二岁。
死讯传出，并未在全国掀起什么波澜。毕竟，那时的新闻焦点，早已转向军阀混战与国共对峙。一个权臣余荫之下的风流子弟，去世不过是一则社会新闻。但在天津和上海的圈子里，这却是个不小的消息。
办丧事的时候，袁家的窘迫，就露了底。家人翻遍他的笔筒，只找出二十元钱。一个在外面“挥金如土”的二爷，到头来留下的现金如此可怜。棺木、寿衣、灵堂、香火，这些都要钱。幸好，他这些年结交的徒弟、朋友，没有抛下他。
青帮里的徒弟们听说“先生”去世，纷纷伸手相助。大徒弟杨子祥主动站出来，按照帮会规矩，为恩师披麻戴孝，主持帮里这一摊。其他堂口兄弟，陆陆续续赶来，有的出钱，有的出力。光是帮里充当“孝子”的，就有两百多人。
丧礼设在天津。军政要员、商界巨富闻讯，也纷纷来吊唁。有人说是看在当年袁世凯的面子，有人说是念袁克文这些年在各路之间穿针引线的情面。不论缘由如何，灵前从不冷清。
更让人意外的，是风月场传来的消息。许多青楼女子听说“袁二爷”去世，都自发系上白头绳，前来灵堂吊唁。有的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情，有的只是旧日饭局上见过几面，却也愿意来上一炷香。灵堂里，时不时能听到女子压抑不住的哭声。
安葬地点，就定在他生前为女儿选定的天津西沽桃花堤“江苏义地”。与他合葬的，是早逝的长女家宜，以及他深爱过的如夫人眉云。
1931年4月24日，袁克文出殡。那天清晨，天色阴沉，似乎要下雨。棺木从灵堂抬出时，街边已挤满人。送葬队伍很快拉长，前方有青帮弟子护棺，中段是各方势力的代表，后面跟着大批袁家的旧识与门生故旧。粗略一数，队伍竟有四千余人。
其中，有人穿长袍马褂，有人着军装礼服，也有穿旗袍、披轻纱的女子。那些从风月场赶来的女子，多数在头上系一根白带，低头随着队伍缓步而行。有人在路边看热闹，忍不住小声嘀咕：“一个败家子，哪来这么多孝子贤孙？”也有人摇头感叹：“这人平日里，多少也算有些情义。”
那一日的送葬场景，在天津口口相传。袁克文的一生，若只看他纸醉金迷的一面，很容易下“纨绔子弟”的简单评语。可从那些出现在送葬队伍里的身影，可以看出他在复杂时代里扮演的另一种角色。
他不是将军，不是实业家，也不是治世能臣。他只是一个生在权势之家，却不愿也无力继续父辈道路的公子哥。读书有天分，却不用来做大文章；懂人情世故，却把精力燃烧在戏台、酒局、烟土与风月之间。说重了，是虚度才华；说轻些，也不过是找了一条自以为自在的去处。
人走之后，脸面不再重要，留下的是冷冷清清的墓碑，以及别人愿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从3月22日的那个病榻夜，到4月24日西沽桃花堤漫长的送殡队伍，袁克文这四十二年的浮沉，就此画上一个并不光彩，却颇具世道人情意味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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