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时期诗词联语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解析|联语|诗词

1936年秋天，陕北清冷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已年近不惑，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这句话听上去随意，其实有根有底。支撑这种自信的，是他从少年到青年一路积累下来的古文根基，是诗词联语信手拈来的娴熟，也是他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摸索出路时，时时以笔为剑、以诗言志的习惯。

如果把毛泽东的一生比作一条大河，那么青年时代的诗词联语，就是源头山涧里那些看似微小却极有劲道的泉水。里面有家国忧思，有青春迷惘，有热血豪情，也有儿女情长。这些文字，不只是“才气”的展示，更能看出他如何一步步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绑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越往回看他青年时期的诗词，就越能发现一个事实：这个后来扛起时代重担的人，很早就给自己立下了极高的标尺，哪怕只是两句对联、一首小词，都透出一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劲儿。

一、离开韶山：从一张纸条开始的“破局”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正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一边是父亲安排好的路：在乡下做个会记账、会算账的“土财东”；另一边，则是他自己想走的路：跳出韶山冲，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父子之间争执不断，甚至闹得很僵。最后还是在亲友的劝说下，毛顺生松了口，答应儿子外出求学。但这口气答得并不痛快，他心里究竟信不信这个儿子，还是个问号。

毛泽东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想了个办法。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这样四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悄悄夹进了父亲每天翻看的账簿里。

原诗出自日本僧人月性，经西乡隆盛改写，再到毛泽东手里又换了两个字。“男儿”变成了“孩儿”，这是对父亲说话；“死不还”改成“誓不还”，少了几分断然，多了几分理性，也更合一个读书人对自己前途的庄重承诺。

看似只改了两处，却把亲子关系、读书志向、家国意识，都揉进去了。单从这张纸条，就能看出少年毛泽东已经习惯用古典诗句来消化现实压力，用别人的诗，最后说成自己的心声。

从韶山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路程不算远，心理上的距离却不小。他在东山小学堂的文章能力很快显露出来，每逢周日作文，他写《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都在校内小有名气。题目看似普通，内容却不只是“写作文交差”，而是把国家命运和个人抱负连在一起。

在那个连报纸都不容易看到的年代，一个乡下少年能写出“救国图存论”，不能说不敏感。文字成了他观察时局的一面镜子，也成了他表达不满与希望的出口。

二、结交朋友：从对联、游历到“与天奋斗”

在东山小学堂，有一件小事很值得留意。同学萧三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在那个年代，这本书算是“硬通货”。毛泽东想借来读，萧三不开口借，而是先出了个上联：“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这上联既是文字游戏，也是试试对方的才气。

毛泽东略一沉吟，对出下联：“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语意贴合，上下贯通，而且透了一层“惜才”“求才”的意味。从这一联开始，两人结成了深交，围绕书、诗、世事，谈个没完。

读完《世界英雄豪杰传》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句颇有力度的话：“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匹夫有责”，后来几乎成了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底色。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他又与萧子升相交甚深。二人常在湘江边散步，随手合写打油诗。比如那次晚霞映照、沿江而行，你一句我一句地接：“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高阁倚佳人。”内容未必多高妙，却能看出一种放松的文字游戏，而这种“以诗为乐”的状态，对他日后写诗的自然感大有关系。

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来了一次更“野”的行动：带半块铜板，步行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走了一个多月，靠乞讨、借宿和拜访乡绅维持生活。在当时，这样的“穷游”颇有些“打秋风”的意味。

走到长沙近郊，他们要拜访一位告老还乡的刘姓翰林。口袋里空空，拿什么当敲门砖？两人便合写一首诗：“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诗一递进去，老翰林立刻来了兴趣，不但接见，还赏了四十个铜板。

这里头有一点值得玩味：在旧社会，能写诗作对的人往往更容易被接纳。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用所学的古典文辞，换来的是路费、也是与旧式士大夫对话的机会。既是游戏，也是练兵。

游历到安化时，两人三次登门拜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都碰了钉子。第三次才被放进门，但桌上先摆着一个上联：“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这既像考对联，又像考人。

毛泽东和萧子升对出下联：“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末句点出晋惠帝“为公乎，为私乎”这一典故，既应景，又显得机智。夏默庵当场称赞，留他们住了一夜。这副对联，算得上是青年毛泽东联语中的一段佳话。

游历中的诗，大多散佚了，只留下一首残诗：“骤雨东风对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五、六两句缺失，但格局已见。

多年后，1958年9月，毛泽东在批注《沁园春·长沙》时提到，当年还有一首诗，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不少学者推测，这很可能就是那首残诗的缺联。无论是否完全对应，这两句都把青年毛泽东的心气勾勒得格外清晰：人生当自信，胸怀应足够大，路再远也敢“水击三千里”。

在湖南一师，他还组织过一个带有斯巴达味道的团体，带同学长途行军、忍饥挨饿、抗寒耐热。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毛圣人”，既打趣，也有几分敬重。那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里写：“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话不算客气，目标也很高，透出一股“要从根上动”的劲头。

在日记里，他甚至写下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已不是一般读书人的感叹，而是一种把一切阻力都当作磨刀石的生活态度。

三、国难当头：诗、联与青年人的责任感

1915年，局势陡然紧张。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国主权遭受严重侵犯。消息传来，全国震动，湖南一师的学生把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文章汇编成册，取名《明耻篇》。

毛泽东读罢，在封面题下四句：“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寥寥数语，气氛紧绷。把“报仇”的重任，直接压在学生身上。他并不把自己看成局外人，而是把读书视作未来行动的准备。

同一阶段，他身边也有生死别离。1915年与他关系密切的同学易昌陶因病去世，1916年追悼会时，毛泽东亲书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表面是挽人，骨子里仍绕不过“济世”二字。

随后，他写下《五古·挽易昌陶》，全诗三十八句，从“踯躅南城隈”写到“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东有日本、北有沙俄，列强环伺，国家积弱，他把“荡涤外侮”的担子，放在“浮贱”的青年学子肩上。这里的“浮贱”，既是自谦，也是提醒：身份卑微不妨，关键是有没有担当。

在长沙求学期间，他曾发出征友启事，想结交志同道合之人。罗章龙以“纵宇一郎”为笔名回信，两人约在湖南图书馆见面，一见如故。谈到治学、处世、改造社会，话题一个接一个。

有一次，两人来到朱张渡。南宋的朱熹、张栻曾在这里渡江讲学，留下赫曦台和联语。毛、罗二人站在渡口，谈朱张二人的思想影响，又学着前人作诗：“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借古人遗迹，抒今人之志，虽是青年所作，却已带上了“接棒”的味道。

1918年春，罗章龙准备东渡日本，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为他饯行。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写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作赠。这首长诗内容丰富，从衡岳的云气写到洞庭的波涛，从“天马凤凰春树里”写到“艨艟巨舰直东指”。

其中几句尤其见精神：“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这几句，后来看，好像已经预先勾出了毛泽东日后面对风云变幻时的那套底气。

他送别的不只是一个同学，而是一代青年的志向：把世界看小一点，把责任看大一点，把困难看淡一点。诗里那句“从君理”，既是对友人的托付，也包含着一种时代期待：总要有人站出来，管一管这乱成一锅粥的世道。

四、家国与儿女：情与志交织的词章

1919年秋，又是一道难关。10月5日，母亲文素勤病逝，毛泽东急忙从长沙赶回韶山。母亲对他影响极深，既是慈母，又是品行楷模。这一次，他没有用诗，而是用了传统的祭文体裁，写成《祭母文》。

祭文中有两句提纲挈领：“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前半是写母亲的勤劳、仁厚、节俭，这些都不难理解。后半的“恨偏”却耐人寻味，他把矛头指向“三纲之末”的“夫为妻纲”，认为母亲一生受丈夫权威所压抑，“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这不是一般孝子的感伤，而是把个人亲情放入旧礼教框架去审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敢在给亡母的祭文里公开质疑封建“纲常”的合理性，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可以说，这篇祭文既是孝子之文，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篇社会批评。

他还为母亲写了两幅挽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另一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笔调克制，却藏着沉重的哀思。

感情这一块，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并不缺位。湖南一师时期，他常去恩师杨昌济家，杨开慧则是常给他开门的那位“二小姐”。随着来往增多，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清晰起来。

杨开慧曾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这话在当年的环境下算是很直接了。她说“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这种相互理解，在那个年代并不容易。

据李淑一回忆，大约1920年前后，杨开慧曾悄悄念给她听一首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首词，带着很浓的相思和烦闷，夜难成眠，披衣起坐，数寒星、看残月，都是旧词里常见的意象，但落到毛泽东身上，就带着真实生活的影子。

多年后，1957年他给李淑一回信时提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显然，这种略显缠绵的情词，与他后来惯常的雄浑风格不太相衬，他自己也有些“嫌弃”。但不管评价如何，这首词至少说明一点：青年毛泽东并非一味“铁板”，在儿女情长面前，他同样会烦躁、会难眠。

1920年冬，两人正式成婚。三年后，1923年6月，毛泽东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后回长沙主持湖南党的工作。12月底，组织又通知他赶赴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一大，商谈国共合作。杨开慧此时已带着岸英、岸青两个孩子，盼他多留几日，终究还是要再别。

毛泽东心里知道妻子的辛苦，也知道自己常年在外让对方承受了太多。临行前，他留下一首《贺新郎·别友》。表面写“别友”，其实用笔显然对着杨开慧：“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