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毛邦初这个人。
毛邦初的起点，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高了。他是浙江奉化人，1904年生在上海。他村子岩头乡，跟蒋介石的溪口就隔着几座山，两家还是亲戚——毛邦初的姑妈毛福梅，就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也就是说，蒋经国得管毛邦初叫一声表哥。这层关系，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吧？那就是进身之阶，是金字招牌。
他爹是在上海美孚洋行做事的，家里条件不差。1925年，21岁的毛邦初去考了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那时候黄埔军校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是革命的大熔炉，能进去的，都是有点抱负的年轻人。
毛邦初在校期间，还赶上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打滇军桂系那些军阀，算是真刀真枪干过的。从黄埔出来，他又被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航空。后来还去意大利深造过。你看看这个履历，黄埔嫡系、留苏留欧、技术兵种，加上又是蒋介石的内侄，这简直就是照着“天子门生”的模子刻出来的。蒋介石用人，讲究“黄、浙、陆、通”四个字，黄埔、浙江、陆大、保定，毛邦初一个人就占了俩，他不飞黄腾达，谁飞黄腾达？
回国以后，毛邦初就扎进了空军。1929年，他在南京中央军校航空班当飞行组长。1930年，蒋介石让他去杭州笕桥筹建航空学校，第二年航校正式成立，他就当了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
那时候的中国空军，基本就是一张白纸，笕桥航校就是在这张白纸上画出的第一笔。毛邦初是画这笔的人。他为这事儿没少花心思，选在笕桥建校，理由也充分：靠近上海，补给方便；又是老蒋老家，能吸引浙江子弟来干空军；那地方本来就有个旧机场和营房，稍微修修就能用。
可以说，中国空军的早期骨干，好多都是从笕桥走出来的，这里头有毛邦初的功劳。他能当这个副校长，确实是有几把刷子的，不光是靠关系。
但这个人，性格里头有股子傲气，也不太安分。有个事儿挺能说明问题。航校刚建起来那阵子，他负责基建，承包的公司为了讨好他，送了他一座小洋房，他也收了。他还喜欢玩，一到周末，经常自己开着飞机去上海潇洒。
一个学校的负责人，带头这么干，下面的风气能好吗？学校管理就有点散漫。当时航校里有个政训处处长叫蒋坚忍，是蒋介石的堂侄，能力挺强，能说会写。他看不惯毛邦初这么搞，就偷偷把这些情况捅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听，觉得不行，得管管。1933年，他调了陆军将领葛敬恩来当代理校长，让毛邦初靠边站了。这是毛邦初第一次感到窝火，也是他和周至柔结怨的伏笔。
因为葛敬恩干了没多久也干不下去，觉得这摊子太复杂，主动要走。这时候，陈诚向蒋介石推荐了一个人——周至柔。周至柔是浙江人，保定军校出身，陆军干得好好的，对空军是外行。但蒋介石和宋美龄看中了他。蒋介石让他先去欧美考察一年多，回来以后，周至柔交了一份特别漂亮的考察报告，把蒋介石看得很满意，夸他是“浙江才子”。
1934年，周至柔被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实际上接手了航校的所有事务。
毛邦初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这个航校是他从头参与建起来的，结果先是被葛敬恩摘了桃子，现在又来了个周至柔。而且，周至柔一上任就搞整顿，改校名，立规矩，要求特别严，作风跟毛邦初完全不一样。
毛邦初觉得，我辛辛苦苦种树，凭什么你来摘桃？你还是个外行！他对周至柔的恨，从这时候就埋下了根。后来周至柔一路高升，从航校校长到航空委员会主任，再到空军总司令，毛邦初始终在他下面，当副总指挥、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空军副总司令。这个“副”字，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毛邦初心里扎了十几年。
但客观地说，毛邦初在抗战初期，是有功的。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8月14日，日本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起飞，空袭杭州笕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队长高志航带领下迎战，一举击落日机多架，自己无一伤亡，打出了中国空军的威风。
当时毛邦初是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是那场空战的主要指挥官之一。这场胜利，在当时中国军民士气极度低落的时候，就像一针强心剂。为了表彰他，1944年，蒋介石还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他后来还成了第一个飞越驼峰航线的中国飞行员，这也够他吹一辈子的。
毛邦初真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他去了美国之后。1943年，他被派到美国，当中国空军驻美司令部司令，负责接收美国援助的飞机和物资。抗战胜利后，他又兼任了驻美采购代表，负责为国民党空军采购战机和燃油。这职务，搁今天的话说，就是个“肥差”，手上过的都是大钱。
据说，当时美国对华援助和蒋介石自己凑的钱加起来，能买将近1300架飞机。钱都交给了宋美龄和毛邦初去美国操作，结果最后只买回来300多架，剩下的钱哪去了？这事儿当时就说不清楚。
真正让他走向深渊的，是1949年。那一年，蒋介石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1月份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蒋介石下野前，心里清楚大势已去，但得给自己留后路。他想到了在美国的毛邦初。
蒋介石密令毛邦初，把一笔1000万美元的军购公款，转到毛邦初在美的个人账户上，说是怕美国冻结，等以后情况稳定了再拿出来用。蒋还规定，这笔钱要动用，得毛邦初和俞国华两个人同时签字，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毛邦初一个人也能支配。这个命令，把毛邦初推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上——他成了一个拥有千万美元资金支配权的“独立王国”的国王。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毛邦初没回去，继续留在美国当他的采购代表。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行视事”，重新当上了“总统”，李宗仁则跑到了美国。这时候，台湾岛内的权力斗争也开始了。
蒋介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第一个要抓的就是情报系统。他让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还搞了个“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让蒋经国管着所有特务机构的人事和档案，这直接动了老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奶酪。
毛人凤是保密局的局长，过去戴笠死了以后，他就是情报界的老大。现在蒋经国要来收权，他能甘心吗？毛人凤表面顺从，暗地里一直盯着蒋经国的一举一动，就等着抓他把柄。
而毛邦初，就是毛人凤手里的一张牌。为什么？因为毛邦初跟蒋经国也有关系。蒋经国是毛福梅的儿子，毛邦初是他表哥，两个人有亲戚，在国民党内部算是一系的。
毛邦初在美国的很多活动，包括搞游说、拉拢美国议员，都是跟蒋经国直接对接的，甚至蒋经国办公室有电台可以直接跟毛邦初通话。所以，毛邦初算是蒋经国的人。如果能搞倒毛邦初，就能打击蒋经国，毛人凤就能保住自己的地盘。
引爆这颗炸弹的导火索，是1950年5月的一件事。
当时美国报纸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个叫向惟萱的“台湾军官”写的，说台湾驻美采购人员贪污，比如在旧金山买300万加仑航空汽油，价格比市价高，中间有10万美元进了私人腰包。这个向惟萱，是毛邦初的部下，但其实是毛人凤安插在毛邦初身边的军统特务。这是毛人凤布的局，他让向惟萱先捅出来，把事情闹大。信里提到的那个公司，又牵出了宋子良——宋美龄的弟弟。这事儿一下子变得敏感起来，蒋介石不得不介入。
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大怒。一方面，他责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解释；另一方面，他召毛邦初回台湾述职。毛邦初回来了，但他没认错，反而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告了周至柔一状。他跟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说，查清楚了，那个购油合同是周至柔同意的，是宋子良的公司经手的，价格虚高，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他还告周至柔把空军存在纽约中国银行的50万美元公款，汇到了香港他自己的账户上。蒋介石让周宏涛去查，结果发现，购油的事儿是真的，宋子良确实想从中捞一把，但被毛邦初拦下了；至于周至柔那50万美元，查来查去，说是空军以前留的私房钱，放在一个叫“财务公开监察委员会”的秘密小金库里，没动过，是干净的。
购机那事儿，毛邦初说P-51战斗机单价3.6万美元，比美国售价1.6万贵了太多，结果一查，那贵的钱是加装了无线电和武器，加起来1.4万美元，价格差不多，毛邦初是夸大其词。
蒋介石心里有了数。在他看来，购油案是宋子良想分肥，但被毛邦初拦下了，毛邦初在这事上是干净的；购机案是毛邦初夸大其词，告黑状；至于周至柔那50万，最后查清了是军中的“公账”。但毛邦初这么一闹，把宋子良、周至柔都扯进来，搞得满城风雨，对台湾的“国际形象”很不好。蒋介石一怒之下，决定快刀斩乱麻。
1951年，他下令撤销驻美空军办事处，把毛邦初调回台湾，改任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明说以后采购的事儿不用他管了，让他把手里的钱和业务都交出来。同时，把那个惹事的向惟萱也调回台湾。
这下毛邦初急了。他觉得自己立了功，却要被撤职，天理何在？他心里那根刺——对周至柔的恨——再次冒了出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他想，我拼死拼活打日本，你们不让我当总司令，让我给周至柔那个外行当下手；现在他贪污的事我告了，你们不查他，反倒来查我？他拒绝回台湾，也拒绝交权。蒋介石那边更急了，1951年8月21日，正式下令将毛邦初停职。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1951年11月，台北方面在美国华盛顿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毛邦初，指控他贪污挪用公款，要求追回那笔1000万美元的空军公款。为了打赢官司，台湾派了司法行政部次长查良鉴长期在美国盯着这个案子。
毛邦初彻底被激怒了。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他说：“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是李宗仁，现在在台湾的那个蒋介石是篡位者，他没有权力指控我！” 这一下子，把蒋介石的老底都给掀了。
蒋介石是1950年3月才在台湾宣布“复行视事”的，李宗仁虽然跑到了美国，但一直没正式辞职，从法统上讲，蒋介石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毛邦初这话，等于是在美国法庭上公开宣布，蒋介石的“总统”不合法，那台湾当局的所有指控，自然也就站不住脚。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据说气得当场骂了一通“娘希匹”。
但这还不是最狠的。毛邦初见事情已经闹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了两件更绝的事。第一件，他把自己手里掌控的几百万美元公款，席卷一空，带着钱跑了。第二件，他把他所知道的，台湾当局在美国如何搞院外游说、如何拿钱收买共和党议员、那些议员如何帮台湾在国会说话等等内幕，全部给抖了出来。
这可捅了马蜂窝了。美国政坛当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轮流坐庄，台湾当局为了保住“靠山”，一直在暗中支持亲台的共和党议员，给他们提供政治献金。这事儿本来就是不能见光的。毛邦初把这些全抖出来，美国舆论大哗。
民主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国会发起动议，要调查台湾当局是不是用了美国的援助专款在美国搞政治游说。参议院为此还专门搞了个决议。这一下，蒋介石在华盛顿那边的名声臭了，搞得台湾“外交部”焦头烂额，叶公超、顾维钧这些人轮番出面去灭火。
毛邦初自己呢？他带着钱和那个美国女秘书（有人说是在纽约夜总会认识的歌舞女郎），1952年2月从得克萨斯州跑到了墨西哥，以为能在那里逍遥自在。
结果不到半年，1952年8月，他和女秘书在墨西哥被警察逮住了。台湾当局和美国都要求引渡他，但墨西哥政府拒绝了，理由无非是政治庇护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毛邦初在墨西哥蹲了几年监狱，1955年被放了出来。
就在他被抓之后，1954年6月，美国华盛顿地方法院作出了判决：台湾当局胜诉，有权向毛邦初追讨636万8千多美元。法院判决说，毛邦初名下在瑞士银行、美国银行的各种存款、国库券，都归台湾当局所有。
到了1955年10月，查良鉴从纽约带回来两家瑞士银行开出的支票，一共一百八十多万美元。
但是，钱还没追完。
毛邦初从墨西哥监狱放出来后，一直滞留在墨西哥，后来又去了美国洛杉矶定居。台湾那边一直在追这笔钱，追了五六年，累得要死。到了1958年，台湾当局实在不想再耗下去了，一方面官司打得太久，律师费花了不少，另一方面这事儿拖得越久，对台湾的“国际形象”越不利。
于是，双方达成和解：毛邦初交出200万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台湾当局给他20万美元的生活费，剩下的钱不再追究。至于毛邦初到底贪了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有说600万的，有说1000万的，还有说2000万的。这笔糊涂账，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了结了。
毛邦初后来就一直住在洛杉矶，据说过得还不错。他的两个儿子都很争气，老大毛昭寰是普渡大学电机博士，后来做生意成了成衣业大亨；老二毛昭宪更厉害，是生物力学方面的权威，是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毛邦初1987年在洛杉矶去世，活了83岁。他弟弟毛瀛初，也当过空军，后来去了台湾。
现在回头看毛邦初这个人，真是让人感慨。他本来有机会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航校，培养了第一批飞行员，在抗战初期亲自指挥了振奋人心的空战，是第一个飞越驼峰航线的中国飞行员。这些功绩，是抹不掉的。
但他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最终把他推向了绝路。他太傲，太贪，又太固执。他在航校建房子收礼，周末开飞机去上海玩，这些事情，在创业初期或许可以原谅，但在一个需要严明纪律的组织里，迟早会出问题。他跟周至柔争了十几年，从航校争到空军司令部，从大陆争到台湾，争到最后，已经分不清到底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自己那口气。
最关键的，是1949年蒋介石给他的那1000万美元。蒋介石让他把钱存到自己名下，是信任他，是给他留后路，是想让他以后有机会能把这钱拿出来。但对毛邦初来说，这笔钱既是恩宠，也是诱惑。
当蒋介石命令他交权的时候，他手里握着这么大一笔钱，他觉得自己有了资本，有了跟蒋介石叫板的资格。他忘了，这钱不是他的，他只是一个保管人。
当他拿着这笔钱跑路的时候，不管他有多少理由，在蒋介石眼里，在所有人眼里，他就是个叛徒，是个贪污犯。他把蒋介石对他最后的信任，变成了射向蒋介石的子弹。
他以为自己可以另立山头，但在那个时代，他什么都不是，离开了蒋介石的旗号，他只是一个被通缉的逃犯。他最后在美国法庭上骂蒋介石是“篡位者”，这固然是事实，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绝望——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牌可以打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国民党那个盘根错节、派系林立的权力场里，像毛邦初这样的人，既是蒋介石“浙江黄埔”体系的受益者，也是这个体系的牺牲品。
他被这个体系捧上去，又被这个体系抛下来。他以为自己是站在蒋介石身边的亲戚，是心腹，是功臣，但在蒋介石眼里，他不过是一枚棋子。
当这枚棋子的个人野心威胁到整个棋局的时候，不管他是谁，都会被毫不犹豫地舍弃。
从抗日英雄到贪污犯，从心腹到叛徒，毛邦初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一场让人唏嘘的悲剧。
他那句“蒋介石是篡位者”的话，像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了蒋介石最在乎的合法性问题上。
而他自己，也带着这句话，带着那笔说不清道不明的巨款，在异国他乡，孤独地度过了余生。
天堂和地狱，有时候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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