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的海牙，一场决定国际工人运动走向的大会刚刚落幕，巴枯宁被开除了。
但这个俄国人在被踢出去之前，丢下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里，一百多年来，谁也没能把它彻底拔掉。
他问的是：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那他们还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吗？
说实话，这个问题放到现代来看，依然扎心。
先说说巴枯宁是谁
很多人对巴枯宁不太熟悉，但在19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里，这个人的名头一点不比马克思小。
巴枯宁1814年生在俄国，出身贵族家庭，年轻时当过沙皇的军官。后来他跑到西欧，接触了各种革命思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他先后参加了布拉格起义和德累斯顿起义，被抓了，引渡回俄国坐牢，在监狱里写了《忏悔书》，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逃出来，跑到英国，继续搞革命。
这人的一生就跟坐过山车似的，起义、坐牢、流放、越狱、再起义，循环往复。
他跟马克思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两人1848年之前就在巴黎认识了。巴枯宁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还打算翻译《资本论》。1864年马克思在信里跟恩格斯说起巴枯宁，原话是：“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巴枯宁也在信里管马克思叫“老师”，说“我是你的学生，我以此为荣”。
但两人后来闹翻了，而且闹得很厉害。
分歧的核心：国家要不要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一件事，革命成功之后，要不要保留国家？
马克思的意思是：要。无产阶级打下天下之后，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干净，旧的社会制度还没瓦解，这时候你把国家撤了，那不等于把胜利果实拱手让给敌人吗？所以必须搞无产阶级专政，用国家机器来巩固革命成果，等到阶级消灭了，国家自然就消亡了。
巴枯宁不同意。他认为国家这个东西，不管谁来掌权，本质上都是压迫工具。有国家就有统治，有统治就有奴役。他主张革命一成功就把国家砸碎，搞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权威的自由社会。
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对立。
恩格斯后来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里吐槽过，说巴枯宁主义者一碰到真正的革命形势，自己先把自己的纲领给扔了，即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则扔了，消灭国家的主张也扔了。巴枯宁自己在里昂公社期间，要求成立“拯救法兰西委员会”来行使权力，这不就是在搞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吗？
所以从实践上看，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确实有点理想化。但问题是，他在理论上提出的那个质疑，却不是那么容易驳倒的。
那个要命的问题
回到巴枯宁的那个问题。
他的原话大意是这样的：“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那它统治谁呢？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变成了人民的代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马克思对此做了一个很巧妙的反驳。他说：“就像工厂主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并不因此就不是资本家了一样。”
这个回答很聪明，资本家去当官，他的经济地位没变，他还是资本家，他的阶级属性不会因为当了官就改变。同理，工人出身的革命者当了官，他的阶级属性也不该因此改变。
听起来有道理对吧？
但仔细想想，这个类比其实有个漏洞。资本家去当市政委员，他的工厂还在，他的资本还在，他的经济基础没动。所以他当然还是资本家。可工人呢？工人一旦当了官，他还下车间吗？他还拿工人的工资吗？他还过工人的生活吗？
更关键的是马克思回答了“身份是否改变”的问题，但没有回答“能不能代表本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不是一回事。
当官的能代表工人吗
这个问题放到后来的历史里，答案变得越来越复杂。
掌权者和非掌权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一样，手里的权力不一样，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这些差别会带来利益上的差别，这不是哪个阶级独有的问题，而是权力本身带来的问题。
你可以理解为，这就像一个公司。基层员工选了一个代表去当管理层，这个代表一开始可能确实想着为大家说话。但他当了管理层之后，他的办公室变大了，工资变高了，接触的人不一样了，考虑的事情也不一样了。时间一长，他跟基层员工之间就会出现距离。
这不是说他一定会变坏，而是说他的位置变了，他看问题的角度就会变。
列宁后来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过一段很坦诚的话，大意是：苏维埃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管理的机关，但实际上，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它变成了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替”劳动群众管理的机关，而不是“由”劳动群众来管理。
“替”和“由”，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同。
“由”是群众自己管自己，“替”是少数人替群众做主。替你做主的人，时间长了，他到底是在替你做主，还是在替自己做主？这就说不清了。
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乐观
后来的历史发展，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巴枯宁的担忧。
从已经搞过公有制的国家来看，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这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品质问题，也不是某个阶级的“传染”，而是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条件下，社会必然会分化出少数职业管理者和大量被管理者。管理者掌握着权力和资源，被管理者没有。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会产生结构性的问题。
苏联就是一个典型。苏共的干部们，一开始确实是为工人阶级打天下的。但几十年下来，干部阶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跟普通工人农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到最后，苏共被老百姓抛弃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出来为它说话。
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差不多。
这说明什么？说明巴枯宁提出的那个问题，无产阶级掌权者还能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确实是一个真问题，不是他在无理取闹。
马克思和巴枯宁，谁对谁错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那是不是巴枯宁就比马克思高明？
也不是。
巴枯宁看到了问题，但他开出的药方不靠谱。他的方案是干脆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一切权威。这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恩格斯说得对，巴枯宁主义者一碰到真正的革命，自己就先把无政府主义扔了，因为不搞组织、不搞权威，仗都没法打。
马克思的方案在逻辑上更站得住脚，先用国家机器完成过渡，等条件成熟了再让国家消亡。但问题是，“条件成熟”这四个字太模糊了。谁来判断条件是否成熟？掌权的人吗？让掌权的人来决定什么时候放弃权力，这本身就不太现实。
所以说，马克思解决了“革命怎么成功”的问题，但对“成功之后怎么防止变质”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还不够充分。而巴枯宁呢，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隐患，但他的解决方案等于没有方案。
两个人其实各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后来的人在谈论马克思和巴枯宁的争论时，往往把事情搞得太简单了。马克思是对的，巴枯宁是错的，从而一刀切。到了第三国际时期，巴枯宁干脆被扣上了“阴谋家”、“叛徒”的帽子。
其实马克思本人对巴枯宁的态度比后人复杂得多。两人关系破裂之后，马克思批判巴枯宁的理论，但在海牙大会上开除巴枯宁的理由只是品行不良和搞分裂活动，并没有说他是叛徒。至于巴枯宁在沙皇监狱里向沙皇政府写的那份《忏悔书》，马克思1870年就知道了，但并没有拿这个来做文章。
巴枯宁在骂马克思的同时，也承认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马克思热情地忠于无产阶级事业。他还说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任何光都有自己的阴影，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教科书上写的要复杂。他们有共识，有分歧，有私人恩怨，也有相互尊重。把这段历史简单化处理，说马克思全对巴枯宁全错，反而让后人失去了从中学习的机会。
一个至今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者掌了权，他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他还能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150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阶级属性会不会变”，而在于权力本身会改变人。不管你出身什么阶级，不管你怀着什么初心，一旦你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你就有可能偏离最初的方向。这不是哪个主义和阶级属性能解决的，这是人性的问题，也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巴枯宁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无政府主义方案，因为他的那个方案确实不行。他的价值在于，他在所有人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憧憬中时，冷不丁问了一句：然后呢？
这一句“然后呢”，比一百句口号都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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