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经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与澳大利亚等国对青少年的“社媒禁令”比起来，这种对网络信息进行分级管理的办法，更显精准、务实，兼顾了数字时代对青少年的保护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技术发展，“数字健康”成为一个高频概念。最初，它主要指利用数字技术改善医疗与健康管理，但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数字健康的内涵早已发生变化。对青少年来说，数字健康并不等同于“少用手机”，更不等同于“没有网络”。它关乎的是：人在高度数字化环境中，是否具备自我调节、理性判断与健康生活的能力。数字世界既可能制造焦虑、沉迷与比较，也可能成为学习、表达、连接与创造的空间。问题不在于“网络是否存在”，而在于人是否具备在其中保持主体性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健康并不是把人从数字世界中拉出来，而是让人学会如何在数字世界中站得更稳。

必须承认，多个国家出台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智能设备的限制政策，存在一定合理性。只是，这类政策在现实中面临几乎不可回避的困境。

第一，技术上难以长期执行。在数字原生的一代中，规避技术限制的门槛并不高。无论是假年龄注册、借用成人账户，还是通过技术手段绕开平台审核，都使相关规定在现实中容易被架空，最终流于形式上的管控。

第二，治理逻辑过于外部化。禁令只能暂时减少青少年使用数字产品的“表面行为”，却无法培养他们识别风险、管理时间和调节情绪的内在能力。它压制的是使用行为，却没有塑造判断能力；减少的是接触机会，却没有提升自我约束与心理免疫的水平。

第三，更深层的风险在于关系断裂。当青少年感受到的不是引导而是防范，不是协商而是单向限制，使用网络的行为往往会转入更隐蔽、更难以干预的私人空间，反而增加了失控和风险外溢的可能。
因此，这类政策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很难成为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在讨论青少年数字健康问题时，一个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今天的Z世代，是从一开始就“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一代。他们的社交方式、学习路径、表达习惯乃至身份建构，都早已与数字技术深度交织。数字空间是他们理解世界、参与社会的重要场域。因此，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从来不是“他们会不会使用数字技术”，而是“他们是否具备在高度数字化环境中保持理性、健康与主体性的能力”。这，才是数字健康问题的核心所在。

从实践层面看，这种“数字成熟度”的培养，至少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第一，自主性。青少年需要逐步建立对时间、注意力和情绪的自我管理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真实使用情境中，通过反思、引导与反馈逐渐形成的。如果长期依赖外部控制，一旦约束消失，失控反而更容易发生。

第二，批判性理解。在高度算法化的信息环境中，理解“内容为何被推送”“情绪如何被放大”“商业逻辑如何影响判断”，已成为数字健康的重要前提。缺乏这种理解，个体就容易被动卷入情绪化、极端化的信息循环之中。

第三，数字伦理意识。这包括对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网络行为边界的基本理解。它关乎的是“如何在数字空间中与他人共处”，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公民意识的养成。

第四，现实与数字的平衡能力。健康的数字使用，并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增强现实中的学习、交往与创造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探索。例如，芬兰长期将媒体素养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核心课程中系统培养学生分析媒体、理解数字信息与批判性判断的能力。

从长远看，真正可持续的数字健康，是靠一代人逐步形成的判断力、自控力与责任感支撑起来的能力结构。青少年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被人为“净化”了的无网络世界，而是一个能够教会他们如何理解技术、驾驭技术，并在技术之中保持主体性的社会环境。因此，数字健康最终指向的，不只是对青少年行为的管理，更是对治理理念的考验：是继续以恐惧为起点，试图用禁令对抗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还是以信任与责任为基础，通过能力培养，让年轻人真正成长为数字时代的成熟公民？

‍答案并不复杂。一个对未来负责的社会，不能只教会年轻人“避开技术”，而应当教会他们在技术之中如何作出判断、承担后果并保持人的尊严与自由。这，或许才是数字健康最深层、也最现实的意义所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