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4日傍晚，高平省城的天空还弥漫着炮火后的灰尘，街巷残墙在夕阳下斜出怪异的影子。攻城部队已经进城搜索了一圈，报告汇总到前线指挥所：城拿下了，守城分队也被打散，可奇怪的是，敌人主力踪影全无。
“敌人是不是跑了？”作战参谋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
许世友听完情况，沉默了几秒，只说了一句：“敌人没那么容易跑掉，散了，也要把它捞出来。继续打。”
这一句判断，直接把高平后续作战的方向扭转了过来。要看懂这场“空城之后怎么打”，就绕不开前面几天那一连串紧凑的战役动作，也绕不开许世友在战场瞬息变化中的几次临机决断。
一、炮声起于2月17日：从边境到纵深
2月17日清晨6点40分，随着广州军区一声令下，自卫反击作战在广西战区正式打响。短短几十分钟之内，数百门火炮同时开火，火线从边境山岭一直延伸到敌纵深阵地，整条前沿像被火舌舔过。
半小时后，工兵悄悄上前，在雷场里一点点开路；紧接着，坦克、步兵依次通过，一线阵地被撕开了口子。北、南、东三个集团军群在不同方向发起突击，战线很快从边境推到通农、布局关、水口、同登等要点。
有意思的是，战役一开始，敌方统帅部并没完全弄清我军真正的主攻方向。情报部门反馈，当天上午敌军依然保持防御部署，少见的大规模机动迹象迟迟没有出现，这给我军穿插部队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战机。
于是，许世友决定果断加码：两个战役穿插部队插向纵深，南北集团继续向高平方向推进，东集团则咬住同登，用强火力啃这个要塞。表面上看，我军在多个方向动作频频，实际上，战役重心已经悄悄向高平和谅山倾斜。
然而，越战越深入，麻烦也开始多起来。南集团在向东溪方向快速穿插途中，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障碍。
敌人打开了东溪以东山区水库闸门，把一段急造土路连同两侧田地淹成了长约八百米、宽七十米、泥水深达一米的泥潭。机械化部队一脚踩进去，简直寸步难行。
这种情况，不但南集团没有预料到，军区前指也没想到。坦克、车辆堵在班翁一带，好比“蛟龙上了沙滩”，动弹不得。战役节奏一卡，前后呼应立刻出了问题。
这一回，许世友没有急着换将、换线，而是两手同时发力：一边组织抢修，一边另辟通路。
抢修这条路，说起来是工兵的老本行，实干起来却一点不轻松。工程兵副主任李林挂帅，调集工兵2团三个连，还有附近的步兵、炮兵、两个民兵营和七百多名民工，现场指挥。地方紧急调运三百立方木材，又发动民工砍树枝、收集柴草，填淤、铺垫、架路一块上。班翁那一段泥泞地带，足足抢修了三十一个小时，才勉强让轮胎车能够通行。
与此同时，许世友又盯上了另一条路：绕经水口大桥，翻复和县城，经靠松山进入四号公路，再向高平方向拉车、送炮、追步兵。这条线在地图上很理想，现实里却布满钉子——复和尚未拿下，桥头阵地和要点还在敌人手里，有的部队进攻受挫，甚至出现了局部后撤。
这时，机动集团前卫已抵龙州。许世友当机立断，把这支体力充沛、作风硬朗的新生力量丢向最吃劲的水口、复和方向，让他们边打边进，硬啃这些要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江架桥这一环节上，敌人火力压得很狠。架桥部队一度难以展开，舟桥团始终无法靠近作业区。许世友听到“架桥受阻”的汇报，当即拍板：从机动部队里抽出一个炮兵营，专门掩护舟桥营向架桥点推进。
舟桥84团1营接令出动，二十分钟赶到平江架桥点，顶着炮火开始架浮桥。炮弹在作业区四处爆炸，敌重机枪扫得水花乱蹦，部队硬是顶住压力，以二十多人的伤亡为代价，架起了一座可以承受大量车辆通行的浮桥。
这座桥一通，战役态势立刻松动。此前被堵在班翁一线的车辆、火炮，好像憋坏了的猛兽，从水口、复和、靠松山一路涌向高平方向，战士们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
二、围高平、打同登：一边啃硬骨头，一边找主力
南集团穿插部队克服水障后，很快遭遇了敌346师集中投入的阻击力量。18日至19日间，敌军将851团部分兵力、特工营和反坦克火箭连投入高平以南博山、651高地等地，妄图封锁我军通向高平的道路。
经过激战，我军连续夺占这些阵地，南集团压向高平城，北集团也从通农方向快速穿插，形成对高平的合围态势。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阶段，高平这边打得紧，东线同登那边一点也没闲着。
东集团的任务起初看上去很“死板”：打同登，再打谅山。但实际操作中，这一方向起到了牵制敌军战略判断的关键作用。许世友和向仲华政委在东线的决心很明确，用强大炮火先打碎敌人的外壳，再集中主力对同登守军实施歼灭。
同登是敌人眼中守卫河内的前门之一，地形复杂，工事坚固，火力点密集。东集团没有盲目分兵，而是把主力压上去集中使用。2月23日，同登守敌被全歼，这一战打得干净利索，为后续谅山战役打下了基础。
同登一响，敌统帅部的心就乱了。面对高平、同登两个方向的压力，他们始终判断不清哪一个才是主要威胁。越是犹豫不决，越容易被我军牵着鼻子走——这点，在后续高平主力的迟滞撤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为了加快战役节奏，军区前指在交通组织上也做了调整。泥泞地带、战伤坦克、车队排队等问题，让交通一度严重堵塞。总参提醒，要防止敌军利用“冰雹”火箭突击纵队车列，烧毁车辆。
为此，广州军区专门成立交通指挥领导小组，由向仲华政委牵头，刘昌毅副司令员、谷景生副政委等具体负责，统一指挥所有进出战场的车辆。加强戒备、疏导路线、迅速抢修，一套动作下来，交通堵塞状况大大缓解，前送后运逐渐恢复正常。
等到粮弹补齐、伤员后送完毕，2月24日17时25分，我军正式对高平省城发起攻击。在吴忠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下，攻城部队用了大约七个小时，于25日零时25分占领高平城。
奇怪就出在这之后。
城是打下来了，按道理说敌346师主力理应在城内或周边形成抵抗，但前线报告显示，城内被歼灭的只是掩护分队和中小规模残敌，主力不见踪影。各路部队都没摸着“整块的”，只碰到一块块碎的。
在境外作战，情报链天然不够完整，很难指望什么都看得真切。可战役节奏不能断，一旦停下来等消息，就等于把主动权让给敌人。
军区前指在地图上反复研究后得出一个判断：敌人主力不太可能向西、南、东突围，论地形和通路，更可能分散在高平以北的克马诺、光头一带。于是25日上午，下令各部队向克马诺方向推进，进行会攻。
结果进到克马诺，只歼灭了一些小股敌军，依然没有发现像样的主力集群。情况汇报上来，许世友听后颇感疑惑：“三面都把它围了，怎么主力还看不见影儿？”
略一琢磨，他突然反应过来：“不是跑，是散了。散了也得打，改成拉网，分散对分散。”
这一转弯，直接构成了接下来几天高平地区“逐山逐洞”的拉网式清剿。
三、扑空之后：拉网清剿与山地攻坚
按照新的决心，司令部迅速调整作战计划，划定清剿区域和任务分工。
北集团负责班庄、高平、广渊、德天一线以北地区，先清茶灵、弄压、朔江、通马，再向西搜索；南集团负责高平、广渊、德天以南地区，先清高平、东溪、复和、广渊，再扫下琅地区；机动集团则专门寻歼敌346师指挥所及直属队。
从2月26日起，高平地区各部队开始“逐山、逐洞、逐村”的拉网式清剿。敌人主力不再成建制抵抗，而是先打再退、钻入山洞、利用石山、树林和村寨顽抗。作战形态从“集中攻坚”转成了“山地搜剿”。
这一阶段，最难啃的骨头就是山地支撑点，尤其是像破子山这类坡度七八十度的石质陡山。敌人往往在山顶石缝里隐蔽迫击炮，在山腰安置12.7毫米高射机枪平射，在山脚下布射轻重机枪和步枪，形成上下三层火力网。
这种山，一眼望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
打这种阵地，硬往正面冲，肯定吃亏。我军采用的是一整套山地攻坚战法：先用迫击炮压制山顶迫击炮，再用“八五”无后坐力炮或坦克炮摧毁敌高射机枪点，接着用无坐力炮、火箭筒拔掉山脚轻重机枪，再以自身轻重机枪压制步枪和冲锋枪火力。
敌人的12.7高射机枪平射，威力确实不小，但有效射程也就六百米左右，而我方“八五”炮和坦克炮射程可达八百至一千米，只要侦察到位，完全可以在它打不到的距离上先把它敲掉。
炮火急袭之后，就是步兵小组的功夫。多数情况从侧翼绕行，有条件的，还会在夜间悄悄爬上山顶，从上往下打。战士们背着手榴弹、炸药包和喷火器，逐洞投掷，清点每一个洞口，最后用冲锋枪、刺刀扫清残敌。
破子山支撑点，就是在这样一轮轮山地攻坚中被拔掉的。高平地区346师及地方部队，经过十来天这类“拉网捕鱼式”的战斗，才被基本歼灭。
与高平清剿同步，东集团还在执行更大的战役任务——谅山战役。
2月24日，中央军委电令要求尽快发起谅山作战。军区前指决定2月27日攻击谅山。27日早上7点50分，东集团炮兵对谅山外围实施十分钟急袭，随后步兵向扣马山、郭注山等要点发起攻击。28日，外围阵地被陆续拔除。
3月1日9时30分，我军集中三百多门火炮，对谅山市实施三十分钟急袭，发射数万发炮弹，谅山城内道路瘫痪，敌人报告中用“无法抵挡”“只有爬山撤退”来形容当时的压力。炮击结束，我军发起进攻，当晚占领省府大楼，第二天上午11时控制北市区，奇穷河以北尽在掌握。
谅山被奇穷河分成南北两片，北市区被我控制后，敌人宣传机器仍在叫嚷“谅山市坚不可摧”，企图用舆论给士气续命。就在这时，总参作战部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把握渡奇穷河再拿南市区。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完全可以。”
军委随后下达“争取自卫还击作战更大胜利”的指示，军区前指着手制定渡河作战计划。
3月4日清晨6时50分，奇穷河畔再次响起炮声。我军从恢复以西、谅山市大铁桥两侧、昆八桥两侧以及扁福地区四个地段，组织四路兵力强渡奇穷河。经过两天一夜苦战，夺占谅山南市区，向河南推进五公里左右。
就在枪炮声尚未完全平息之时，3月5日，我方通过新华社发表撤军声明，同日军委命令参战部队分批撤回国内。撤退途中，敌军打算实施尾击，许世友要求各部队“准备打回马枪”。结果多次伏击追兵，打乱了敌军计划。
广西战区全部参战部队在3月16日之前撤回国内，自卫反击作战告一段落。高平那一场“扑空后的拉网”，和谅山那一场“强渡后的占领”，共同构成了这次战役中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段落。
四、战场之上：民兵、后勤与老兵的身影
战争打到这个强度，光靠前线冲锋是远远不够的。许世友在总结时，把后勤保障和基层指挥，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物资消耗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据统计，这次作战日均弹药消耗约七百吨，油料也接近七百吨。全部物资都要从国内后方组织运输，时间紧、数量大、道路状况复杂，任何环节掉链子，都可能拖住战役整体节奏。
敌军虽然没有能力对我国境内交通线实施大规模空袭，但在境外一侧，依托有利地形，常常派小股部队伏击交通线，对我前送后运形成威胁。为了确保物资不断档，广州军区抽调不少部队担任护桥、护路和紧急抢修任务，才保证运输线相对畅通。
广西地方支前的力度，也颇为扎实。全区动员了二十一万五千多名民兵参战支前，其中两万六千多人直接参加作战。战前，民兵在前沿帮着抢修工事，排除敌人在我境内埋设的地雷和障碍；攻击发起当天，还配合正规部队，对二十多个公安屯和十余个哨所实施火力袭击，牵制敌军注意力。
随着我军突破前沿，边境一线的武装民兵则依托预设工事控制要点，适时进入敌方近浅纵深歼灭小股敌人。等战线拉长后，前线担架兵力严重不足，广西二十六个县市迅速组织了八十三个民兵担架营，近七万人投入前送后运。
还有四千多名民兵，战前就分配至部队担任翻译、向导，协助群众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帮部队解决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的问题。不得不说，在这种陌生地域作战，这一层支撑非常关键。
在供应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能给就给，能调就调”，有些原本按规定应由部队自己解决的建材、木材、水泥等，也因为时间紧张，由地方先行筹措，“先打仗，后算账”。为了方便部队及时领到粮油肉菜，地方开了很多口子，凭机关代号和收条就先提货，账目后补。
还有一个细节，颇具温度。南方战士离不开米饭，压缩干粮吃久了，胃口直打结。不少公社群众知道情况后，连夜包粽子，总数超过五万七千个送到部队手里。战士们看着像人心形状的粽子，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一颗颗送上来的心。”
在前沿的指挥体系中，上一级副职干部下到下一级指挥所的做法，起了不小作用。广州军区共有三位副司令员分赴各作战集团，两位副政委也下到前线；各集团的副军长、副政委，又进一步压到各旅。这种“往前靠”的指挥方式，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基层指挥经验不足，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比如，南集团42军政委勋励直接坐进装甲车，跟穿插部队一起推进；北集团41军军长张序登，也坐装甲车跟着龙邦旅前出；机动集团54军军长韩怀智下到南宁旅，亲自指挥该旅快速加入复和一线战斗；43军副军长张万年率爱店旅攻打迷万山。这些老将离火线更近一步，下级指挥员自然不敢松劲。
值得一提的，还有老战斗英雄的身影。
北集团念井旅的李培江，辽宁人，时年57岁，早年当过童工、长工和劳工，解放战争中负伤四次，立功多次，是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出席者之一。这次作战中，他深入前卫团，带着尖刀营插入敌阵，边打边插，二十八天纵横两百多公里，打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仗，圆满完成了远距离穿插任务。
另一位老英雄李万余，当时是凭祥旅副旅长，也是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出身。在攻打同登时，他亲自率部突破敌防，在谅山作战中又深入87团指挥尖刀营攻坚，拿下了敌军三师的主阵地——标高800米的扣马山。边打边传授经验，对提高部队攻坚能力帮助很大。
这批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在二十多年平时训练之后，再次站到战场上，既验证了老传统的价值，也暴露出一些现代条件下需要改进的新问题。许世友在战后总结中提到，从目标选择、战役企图隐蔽，到战法运用、山地攻坚，再到后勤保障和指挥方式，这一仗既是实战，也是一次深刻的练兵。
从高平城内“主力不见”的那一刻起，到“敌人散了也要一网打尽”的决心，到诸多老兵、民兵、后勤人员一起，把这张“网”越收越紧，这一段战事本身，就足够说明一个问题：战场上的胜利，很少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连串判断、调整和坚持叠加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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