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民乐人：毛爱琴|天南地北|毛爱琴|民乐|火柴|煤油炉|电大|英语班

编者按

她教英语，但也热爱母语，所以文章写得好。尤其是散文，既有女性的视阈：细腻、温婉、柔情、内敛，叙事简洁明了，语言生动自然；也不乏男姓的睿智、理性、宏阔，就事而论理，富有哲思，意味深长。

就此而言，所谓的好文章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写出人间的慈爱与悲悯。

毛爱琴，甘肃民乐人，中学高级教师，2020年告别三尺讲台，悄然回归田园。教坛耕耘数十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业余寄情文学，以笔为舟，泛波于生活之海。散文作品散见于《张掖日报》《黑河水》等刊物，字里行间透着细腻的感情，多着墨于张掖本土的教育历程、故园风物与寻常家事。

退休后，随家人定居成都，于蜀地烟火中续写岁月静好。虽离故土，笔耕不辍，随笔之作温润质朴，不事雕琢，却自有清韵。文字从日常见闻、故乡情怀、校园往事与祖孙亲情间自然流淌而出，既有为师者沉潜半生的通透与笃定，亦不失女性视角下纤柔入微的观照。

她的笔下，张掖的风、黑河的水、讲台上的光阴、三代人围坐的灯火，皆真切动人，烟火气与书卷气交织相映。行文平实，娓娓道来，不炫技、不矫饰，却在平淡中见深情，在细碎处见宽广，那是一份由岁月与真心共同酿成的温婉与真诚。

毛爱琴亲情散文选

那双军用皮鞋

高三那年冬天，是我在民乐一中最难熬的时节。天气冷得邪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而我那从童年就落下的冻疮，在这寒风里变本加厉地复发了。脚，尤其是脚后跟和脚趾，先是红肿，接着是钻心的痒，像有无数细密的针在皮肉底下扎，在骨头缝里挠。夜里痒得睡不着，只能把脚贴在冰冷的墙壁上，换取片刻麻痹般的缓解；白天走路，每一步都像踩在滚烫的砂砾上，又疼又木。我尽量缩着肩膀，把那份难堪的、属于身体隐秘部位的痛苦，紧紧包裹在沉默里。那是一个周日傍晚，我正蜷在炕角，借着窗外最后的天光看书，实际上手指偷偷挠着脚踝上最痒的一块。继父下班回来，带着一身公交车厢特有的、混合了尘土、机油和陌生人气息的凉意。他没说话，只是放下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工具包，在门边的矮凳上坐下，卷一支旱烟。烟雾升起来时，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哑：“冻疮又复发了？”我一惊，下意识把脚往阴影里藏了藏，含糊地“嗯”了一声。他沉默地抽完那支烟，把烟蒂仔细摁灭在他用作烟灰缸的铁皮罐头盒里，起身出去了。煤油灯昏黄的光跳动着，把他微微佝偻的背影投在土墙上，晃得很大。

第二天，他从街上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简陋的牛皮纸包，直接放到我面前。“试试，”他说。我打开来，是一双鞋，一双深棕色的翻毛牛皮鞋，厚重，坚硬，鞋头圆钝，鞋带孔是黄铜的，鞋底压着深深的、粗犷的纹路。我望着它们，没有任何精巧可言，甚至有些笨拙的粗野气，像两块沉默而忠诚的石头。我认得，这是当时能买到的最结实保暖的军用棉皮鞋。

“旧货市场买的，便宜。新的……太贵。”他解释了一句，又摸出烟卷，走到屋外去抽了。我捧着这双鞋，皮子有一股生涩的、混合着保管不当的淡淡霉味。我脱下那双单薄、鞋底几乎磨穿的旧布鞋，把肿胀的脚小心翼翼塞进去。鞋膛很宽大，塞着厚厚的棉毡垫，刚穿上时感觉空落落的，有些晃。但当我系紧鞋带，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一股温吞的、迟滞的暖意，从坚硬的鞋底和厚实的皮革后面，缓慢而坚定地渗透上来，包裹住我冰冷刺痛的脚。那种痒，似乎被这坚实的包裹隔开了一层，变得可以忍受了。我走回书桌旁，坐下，暖意还在一点点积累。窗外风声凄厉，但我脚踝处的寒冷，第一次被真正地隔绝在外了。

整个冬天，我就穿着这双笨重的军用皮鞋。它真的很重，走起路来没有脚步声，只有鞋底压过冻土的闷响，但它也真的暖和。大雪封路时，我踩着它咯吱咯吱地跋涉去学校；晚自习归来，星斗满天，寒气刺骨，它是我对抗漫漫长夜与严寒的最后堡垒。鞋面渐渐被雪水盐渍浸出深色的斑痕，鞋头的翻毛被磨得发亮，但它始终牢固、干爽。它不好看，与周围同学轻便的雪地靴格格不入，我曾因此感到一丝窘迫，但脚底那份持续不断的、可靠的温暖，很快压倒了那点虚荣。这温暖，是沉默的，不张扬的，就像给我这份温暖的人。

继父是个公交车司机，我关于他工作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永远无法准时的三餐，和弥漫在他身上的、仿佛沁入骨髓的烟草味。他开的是连接县城与偏远乡镇的线路，天不亮就出门，夜深才回来。胃疼是他的老毛病，疼起来时，他会用拳头顶着上腹部，额角渗出细汗，脸色发青，但下一趟发车时间到了，他又会掐灭烟头，灌下几口温水，拿起那个帆布包出门。他嗜烟，尤其是清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靠在炕沿或门框上，眯着眼，深深地吸进第一口烟，让烟雾将他整个人笼罩。在那片青灰色的、缭绕的雾气里，他脸上的疲惫和皱纹似乎被暂时柔化了，有那么一丝近乎享受的、属于他自己的宁静。那烟雾，是他提神的药，也是他短暂逃离生活重压的帷帐。

善良，于他而言不是一种选择，更像是一种本能。我和姐姐，与他并无血缘，他却默默供我们读完了高中，从未说过一句“养育之恩”之类的话。记得有一次，我坐他的车去县城，途中，远远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背着破旧的行李卷，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蹒跚。继父减速，稳稳地把车停在老者身边，打开门。老者惶恐地摆手，指着自己，又指指空荡荡的口袋。继父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上来。老者上来后，局促地缩在最前面的角落。继父一路无话，到了某个岔路口的小村落，停稳车，才回头简单说了句：“到了。”老者千恩万谢地下去了。继父关上车门，重新起步，摸出烟，点燃。那时我看着他的侧影，忽然觉得，他那被烟雾模糊的沉默里，有一种比任何语言都坚实的东西。

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了那个风沙凛冽的小县城。那双军用皮鞋完成了它的使命，被我洗净晒干，收进了箱底。后来穿过许多鞋：轻便的旅游鞋，锃亮的皮鞋，保暖的羽绒靴……它们更美观，更舒适，科技感十足，但再也没有一双鞋，能给我那样一种感觉——一种被厚重、坚韧的温暖从头到脚庇护起来的感觉，一种踏在实地上、可以抵御世间最酷烈风寒的安心。

再后来，继父病了，是胃上的重疾，或许与他常年饮食不规律和过量吸烟有关。病来得快，也凶。不到六十岁的人，一年之内在胃上做了两次大的手术。第二次手术他就没有走下手术台......他走得太快了，快到我那份混着愧疚、悲伤与无尽回忆的“孝心”，刚刚开始翻涌，便失去了投递的对象。“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古语像一枚冰冷的钉子，楔入我此后的人生。

如今，每到隆冬，脚趾隐约发僵时，我便会想起那双军用皮鞋。它不在我身边了，或许已在某次搬迁中遗失。但我总觉得，它没有消失，它只是化作了另一种形态——那皮革的坚韧，化成了我面对生活重压时不折的脊梁；那棉毡的温暖，化成了他给予我们这个并无血缘的家庭无声的庇护；那黄铜鞋带扣的微光，化成了他行车途中，那一次次毫不犹豫的开门与停顿里，人性最质朴的闪光；甚至那淡淡的烟草味，也化成了我记忆中，属于他的、混杂着疲惫与一丝宁静的独特气息。

这双鞋，是继父用沉默的方式，为我、为我们，在寒冷人世中，圈出来的一块小小的、温暖的、永不冻结的土地。继父的一生，就像那双鞋：外表粗砺，内里厚重，不擅言辞，却步步踏实，用最朴素的材料与最坚韧的耐性，默默抵御着一路的风霜。这温暖，穿越了血缘的界限，穿透了时光的冷雾，至今仍在我的生命里，散发着恒久的余温。

公公要是活到今天，该是八十好几的人了。他生于1939年，那是什么年月？山沟沟里的穷人家，能活着就不容易。他一辈子没走出过那几道山梁，却硬是靠着大儿子念书时那“每月二十五块钱”，把一个山里娃送进了城，送上了讲台。

这“二十五块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掖师范发给学生的生活费——十五块伙食，十块零花。就这点钱，改变了我爱人的命。

我爱人是家里的老大，脑子灵醒，书念得好。村里的老师说他是个读书的料，可公公听了只是闷头抽他的水烟。山里人家，供个学生不容易，况且下面还有三个小的。那时候生产队记工分，一个壮劳力干一天，也就挣个毛儿八分。供一个学生进城念书？想都不敢想。

可张掖师范偏偏是个“想吃皇粮”的穷孩子能走的路——不要学费，每月还发钱。我爱人考上那年，公公蹲在门槛上算了半宿账：老大进城念书，不但不吃家里的粮，每月还能往家里省下几个呢！他一拍大腿：“念！”

就为这每月二十五块钱的助学金，我爱人常说：“要不是我爹当年咬牙放我走，我现在还在山里放牛呢。”

可这话，公公从来没听过。他走得太早了。

公公那辈子人，是给土地熬干了的一代人。四十岁上，胃病就缠上了他。山里头苦寒，地里刨食的人，有一顿没一顿的，胃能好到哪去？那些年，他一天三顿饭，是三碗苦药汤子。刚熬过五十，胃病见轻了还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风湿性关节炎又找上门来——这回更狠，连路都走不利索了。

这病根儿，是早年落下的。生产队那时候，赶皮车是个好差使，工分高，可也最熬人。公公驾着皮车，起五更睡半夜，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冰，闲暇时间还得上山放牲口，山里头潮气重，夜里就睡在湿地上。那时候年轻，火力壮，觉着没什么，谁能想到，那潮气全钻进骨头缝里，几十年后，变成一辈子的病。

我爱人跪在灵前，哭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早点把爹接进城，没让他多洗几回热水澡，没让他多享几天福。

公公那辈子的农民，都活成了山。年轻时是山，扛着家，扛着儿女，扛着所有的苦；老了也是山，杵在那儿，不声不响，任风雨来，任日子熬。

他们那代人，没享过什么福。一辈子跟土地较劲，跟疾病较劲，跟穷日子较劲。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一点了，人却走了。

可他们种下的树，却长成了林。我爱人常念叨那“每月二十五块钱”，说那是爹用一辈子苦换来的机会。其实何止二十五块钱？公公这辈子，就像那山里的老井，自己不声不响地干涸了，却把水都留给了后人喝。

如今，我们也老了。有时回老家，站在公公的坟前，看着那漫山的黄土，就会想起他蹲在门槛上抽水烟的样子，想起他在浴盆里泡热水澡时那张红扑扑的脸。

山还是那座山，人却没了。

可公公那辈人吃苦耐劳、宽厚、善良的精神就像大山一样，屹立不倒。

想起在张掖电大的那三年，记忆总是被一抹深绿色的光影笼罩——那是一只煤油炉，陪我度过了六学期的九百多个日夜，见证了一个年轻女子在困顿中求学的执着与坚韧。时隔多年，每当闻到煤油烟特有的气味，思绪便会穿越时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个飘着白菜清香的校园。

我们家姊妹七个，五个姑娘是同父同母，两个弟弟是继父和他前妻所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口人全都依靠开公交车的继父每个月80多元钱的工资生活，捉襟见肘的日子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整个家庭。1983年7月，我从坐落在距县城约25公里的新天乡的民乐二中毕业。那年的高三，我们文科班一共有43个学生，可女生只有四个。八十年代初期的高考还要预选，预选的试题是由学校自己命制的，而名额则由县教育局根据全县高三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83年我们二中分配的文科预选名额只有四个。预选成绩出来后，前四名是三个女生一个男生，我是其中之一。

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青睐我们。高考成绩公布后，我们民乐二中的四位预选生一个也没上线，全军覆没了。短暂的暑假过后，是继续复读还是务农，成了我人生的大难题。一家之主的继父始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我也不敢征求他的意见，母亲也没了主意。九月开校后，听说班里有条件的同学已经到民乐一中补习班复读了，还有一个到一中的英语培训班专门学习英语。据说经过一年的系统培训，就能被分配到乡下的初中当英语代课教师，能拿工资自食其力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向母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则在培训班学习一年后，可以多少拿点工资，减轻家庭负担；二则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机会可以再进修。就是这个决定，让我走上了与同龄人不同的道路。

一年短暂的英语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母校民乐二中任教。四年的代课教师生涯，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不论在知识的积累还是其他方面，都急需要再进修深造。1987年，机会终于来了。那年电大初次在张掖开设英语班，且还可以带工资进修。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像久旱的土地遇到了甘霖一样，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入学考试。虽有点小挫折，但也还算顺利地进入了三年全脱产的电大生活。

张掖电大位于现在的张掖市委党校，开设了英语班、审计班、电算班、财会班等。学员们住在同一幢楼上，一个宿舍4人，我们英语班的女生都住在一楼。八十年代，张掖市委党校和电大合并办学，管理相对松散，再加上灶上的伙食太差——打饭时比较拥挤且饭菜难以下咽，价格还较贵——这就给我们经济条件较差的同学出了一道难题。到外面吃，外面的饭菜也便宜不到哪里。从家里带点馍馍和咸菜，夏天太热根本存放不了几天。就这样，自己做饭的想法渐渐萌生。那个年代还没有液化气，煤油炉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那个陪我上了三年电大的煤油炉，大小搬了十几次家，早已不见踪影，但它的样子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深绿色的炉身，上下两层，像双层蛋糕。底层是用来装煤油的，上面筒状的部分是炉罩，炉罩上有三个活动的铁爪，用来固定锅具。做饭的时候，在煤油炉下面注些煤油，用火柴把吸足煤油的棉线捻子点着，熊熊的火苗就往上窜。煤油炉上还有一个能调节火力大小的开关，在那个年代，这算是相当先进的做饭工具了。

由于宿舍空间有限，为了节约时间，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私下商量搭伙做饭：我负责在宿舍里炒菜，她下课后负责到灶上买米饭或馒头，有时顺便到外面买点挂面调剂一下。炒菜用的清油是每月回家时从家里带的，菜是每天下午到外面买的打折菜。八十年代各种管理相对都比较松散，农民拉着自己种的菜到处都可以摆摊。尤其是下午，成堆成堆的菜一两毛钱就可以买到好几斤，这大大节约了我们做饭的成本。有一次回家时，搭伙的同伴从家里带来了一袋洋芋，我们高兴地吃了整整一月的洋芋菜。那时也不觉得单调乏味，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饭菜了。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上电大第三学期有个十一月的下午，农民的白菜刚下地，有一位中年妇女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白菜，在校园里转了一个下午没人问津。眼看天色渐晚，她脸上写满了焦虑。最后，我们用一块钱的价格买下了她的一车白菜——整整十一颗。那个高兴劲儿，现在想起来都犹如昨天。我们把买来的白菜，整整齐齐地码在桌子下面，每天变着花样炒着吃：酸白菜、辣白菜、酸辣白菜、白菜土豆、白菜豆芽……有时还花点“血本”买点豆腐和白菜一起炖着吃。后半个学期，就是这些白菜陪我们度过的。虽然吃得单调，却也乐在其中。那时我们学会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可能：一片白菜叶，可以切成丝炒，可以撕成片煮，可以和任何能找到的食材搭配。那辆架子车上卸下来的，不只是一车白菜，更是一整个冬天的温暖与踏实。

吃肉的机会也不是没有。有时丈夫托人给我捎来一罐头瓶炒好的大肉，我和闺蜜俩可以美美地吃上一周的肉菜。虽然没有现在的老抽、生抽和蚝油，但有肉的菜，总是吃得让人满口生香，难以忘怀。三年电大的最后一个学期，其他宿舍的学员也有样学样，跟着我们在宿舍做起了饭。学校考虑到安全问题，开始禁止在宿舍里私自做饭。我们也就乖乖地收拾掉了做饭用的家什，重新回归食堂。

电大的生活虽然单调清苦，但学习却比其它正规大学抓得还要紧。每天的视频课排得满满当当，授课的老师都是一些当时全国知名的学者和专家。周末还要请张掖师专（现河西学院）英语系的教授给我们上辅导课。由于我们英语班三分之一以上的学员都是已经从事教学工作的成年人，大都比较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晚上都自觉地到教室上晚自习，夏天校园里背书的学员比比皆是。煤油炉的烟火气与英语单词的诵读声，就这样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独特的青春记忆。煤油炉燃烧时散发的煤烟，常常熏得我们眼睛发红，但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午后和傍晚，我们围坐在炉子旁，一边看着锅里的菜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一边讨论着英语语法、文学作品、人生理想。那一缕缕青烟，仿佛将我们的青春岁月凝固在时间里，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

2001年秋天，我调到张掖工作。饭后茶余，常常到就读了三年的电大去寻找曾经的足迹。随着大学的扩招，电大的生源也慢慢地减少，曾经的宿舍楼，改造成了宾馆；曾经的教室，已找不到踪影；在其原址上，一幢幢家属楼拔地而起。生活了三年的电大，已经面目全非。站在曾经熟悉的土地上，我努力辨认着方向：这里应该是我们女生宿舍楼的位置，那里应该是我们经常背书的操场，更远处应该是那个我们买下一车白菜的角落……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模样。

有些东西，看似不在了，却永远留在心中。就像在电大自己做饭时，煤油炉燃烧时散发出的煤烟，萦绕着青春年华，占据一席之地，久久不能忘却。那些烟熏火燎的日子，那些为了一道菜而欣喜的瞬间，那些在煤油炉旁度过的无数个黄昏，都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当我在现代化的厨房里，用着各种智能厨具为家人准备饭菜时，常常会想起那只深绿色的煤油炉。它不仅仅是一个做饭的工具，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段青春的见证。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用最简陋的条件，追求着知识的滋养。煤油炉的火苗虽小，却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电大的校园虽简，却承载了我们最纯粹的梦想。那段烟熏火燎的岁月，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生存的技能，更是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向上的力量。

时光流逝，电大校园已不复存在，煤油炉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那种在艰难中求学的精神，那种在困顿中依然乐观的态度，却如同煤油炉中不灭的火种，一直在我心中燃烧，照亮着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许，这就是成长的意义——当我们回首往事，最难忘的不是顺境中的鲜花掌声，而是逆境中的执着坚守。就像那只煤油炉，它可能早已锈蚀、被遗弃，但它点燃的火光，却永远温暖着记忆的角落，提醒着我们：曾经那样努力地生活过，那样认真地追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