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四川地下党遭遇一场灭顶之灾。
省委书记刘愿庵、秘书长邹进贤、工委书记程攸生等核心领导人被捕后，三天内全部被秘密枪决。
而这一切的源头，竟是一名管钱的“自己人”——陈梦华。
他不是普通叛徒，而是省委财务负责人。手握革命经费，却把同志的血汗钱当成自己的提款机。
陈梦华1910年出生在涪陵，1927年入党。那会儿白色恐怖正盛，能坚持下来的人，多少有点信仰。他也曾是其中之一。可自从当上会计科负责人，经手一笔笔银元后，心就变了。
一开始，他只敢偷偷改一张报销单，挪几十块大洋。提心吊胆好几天，发现没人查，胆子就大了。后来干脆成百上千地拿，把公款当私房钱花。
有了钱，他立马换了一副嘴脸。西装革履，出入茶楼酒肆，同时和三个女人来往。其中一个是在风月场混的。
某次酒后得意，他竟把“我是地下党”这种话说了出去。
对方起初还信他有钱有势，后来发现他脚踩几条船，根本没打算娶谁。一怒之下，直接跑去特务机关告发。
1930年5月3日，陈梦华被抓。
刚进审讯室，他还硬撑：“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做生意的！”
特务冷笑一声，老虎凳、辣椒水、竹签插指轮番上。几个小时后，他哭着求饶：“别打了，我全说！”
更狠的是，他主动献策：“5号上午，省委要在重庆浩池街39号开会，人都到齐，你们去抓，一个都跑不了。”
5月5日，军警突袭裕发祥酱园二楼。正在开会的刘愿庵等人猝不及防，全部被捕。
两天后，三人被秘密处决。
邹进贤临刑前高喊：“革命战士是杀不完的！”
程攸生平静地说：“我们为国而死，死得其所。”
刘愿庵给妻子周敦琬留下遗书：“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
字字泣血，忠魂不灭。
而陈梦华呢？因“立功”领了1万大洋赏金，还当上了复兴社小组长。按当时物价，这笔钱够买50套四合院。但他贪得无厌，盯上了江津地下组织。
他知道，江津那边还不知道省委已被端掉。于是打起歪主意：先骗钱，再卖人。
他找到川军24军副师长张志和——一位1927年入党的红色卧底。谎称：“刘书记他们还活着，只要凑5万大洋打通关系，就能救出来！”
张志和不信：“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陈梦华早有准备，从皮鞋夹层掏出一封盖着省委公章的介绍信。又准确说出组织内部代号、联络方式。张志和信了。
5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警察月薪8块钱，干500年才挣得到。鲁迅在北京买整套四合院，才花不到4000块。可张志和救人心切，东拼西凑，真把钱交给了他。
陈梦华揣着巨款，转身就盘算新计划：干掉李觉民。
李觉民可不是一般人。黄埔五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周恩来的警卫，后来在中央特科专干锄奸。1930年4月，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牺牲后，他被派到江津接替工作。
陈梦华和他打过交道，知道这人下手狠、认得清。正面碰肯定死路一条。于是他伪造一封信，说李觉民“已叛变，手上沾满同志鲜血”，让张志和“立即清除”。
他以为地下组织单线联系，张志和不会起疑。但他不知道，李觉民就住在张志和家里，两人是老战友。
张志和一看信，立刻觉得不对劲：“要是李觉民真叛变了，我这个卧底早该被抓了，怎么可能还好好站在这儿？”
他把信递给李觉民。李觉民扫了一眼笔迹，脸色骤变：“这是陈梦华的字！我在省委报销时，见过他签的每一张单子。”
两人瞬间明白：省委完了，刘愿庵他们恐怕已经……
当晚，他们派人连夜赶往重庆。第二天中午，交通员带回确切消息：三位领导已被杀害，四川地下党基本瘫痪。
李觉民一拳砸在桌上：“陈梦华这个畜生，必须死！”
此时，陈梦华正躲在江津儒林街一家小客栈，搂着刚包下的妓女喝酒。他盘算着：钱到手了，再把李觉民“送”给特务，又能领一笔赏金。
突然，门外传来三声敲门——一轻两重。这是地下党的接头暗号。
他吓得魂飞魄散，钻进衣柜，让妓女去开门。
进来的是张志和、李觉民和一名卫兵。
张志和故意大声说：“我们是来给陈梦华送筹款的，他人呢？”
柜子里的陈梦华一听“筹款”二字，以为真是自己人，松了口气，不小心碰到了衣架。
“咔哒”一声。
李觉民眼神一凛：“出来！”
陈梦华哆哆嗦嗦爬出来，一抬头看见李觉民，当场瘫软在地，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
李觉民没废话，拔出匕首，连刺七刀。这个出卖同志、贪污公款、脚踩多条船的叛徒，当场毙命。
第二天，《新江津日刊》头版刊登：“赤色分子陈梦华窜至本地从事破坏活动，被军警击毙。”
重庆的特务头子看到报纸，气得摔了杯子。他根本没通知江津方面陈梦华的身份，现在人死了，连追责都找不到门。
陈梦华想两头通吃，既骗组织的钱，又向敌人邀功。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而那些真正坚守信仰的人，哪怕倒下，也站着走进历史。他们的名字，被后人铭记；他的名字，只配钉在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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