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北京城的天色暗得慢，风里还带着一点春末的凉意。中南海里灯光次第亮起，泳池边的水面被灯光晃得发亮。毛主席披着毛巾站在池畔，一边活动肩膀，一边听身旁工作人员汇报：“周谷城到了，在招待所那边。”毛主席笑了一下，说：“那就叫他来水边吧，人来了，总得下水。”
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才有了后面那句广为流传的“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也有了那次关于赵充国、关于真理和坚持的长谈。而这一切的背景，要拉回到更早的岁月。
一位是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人，一位是终生治史、以学问立身的老学者。两人的交往，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却一直有一条隐约的主线——水、学问、道路的选择，以及在不同位置上对“真理”这两个字的不同承担。
有意思的是，周谷城的这句玩笑话，并不是随口一说的即兴发挥，而是对三十多年前和毛泽东讨论“阶级斗争”时那番话的一个别样回应。表面上是怕水，实则是对自己一生道路的某种总结。
要看懂中南海泳池边那一幕，得先看清楚这位“怕下水”的老先生，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又是怎么和毛泽东结下不算热烈，却很稳定的那份“君子之交”。
一、同门不同路：从书斋到讲坛的相逢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清末，那时的湖南益阳县还是典型的农耕县城。1898年，周谷城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农家。家里条件不好，日子过得紧巴，但有一点从小没缺过——书。
他十几岁时就把《史记》《汉书》《战国策》这些一般人要啃到中年才敢碰的典籍看了个遍。文章里引经据典，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随手就能拉出来评两句，这样的少年，在那时的湖南并不多见。
命运有时候会安排一些有意思的“呼应”。教过周谷城古文的老师袁吉六，也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另一个学生——毛泽东。袁吉六后来回忆：“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周谷城。”这句话，其实已经把两个人的文字功底、思维习惯，以及他们后来聊得来的基础，埋下了伏笔。
两人真正有交集，是在1921年前后。那一年，中国社会暗流涌动，新思想、新观念像春潮一样涌来。周谷城受邀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英文兼伦理学教员，而毛泽东那时已经在一师担任国文教员。
同门师生，变成了同事。对于当时读书的人来说，这算是难得的缘分。
某天晚上，毛泽东推开了周谷城的宿舍门。那是一个典型的“书房式宿舍”，书堆得满屋都是，不仅有中外史书，还有一本引人注目的英译本《资本论》。毛泽东站在屋子里扫了一圈，忍不住指着那本书笑着问：“你看这些书，难道不怕惹麻烦吗？”
周谷城也笑：“怕什么，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这样的书确实容易惹出事端。《资本论》从根本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被北洋政府、后来又被国民党政府列入“禁书”。不过两个人显然都不打算绕着走。毛泽东那时已经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正琢磨如何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周谷城一腔热情扑在史学和哲学上，对新思潮也格外敏感。
有了共同话题，两人越聊越深。从资本主义的矛盾聊到中国的现状，从欧洲历史聊到中国历代兴衰，再到伦理、哲学，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那时的周谷城，对阶级、对革命、对未来社会的认识，还远没形成系统。毛泽东则已经在一步步靠近那个新生的政党。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嘉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是代表之一。
而对于这个新政党，社会上不少人觉得“太激进”，甚至有些避之不及。周谷城在这种氛围中，并没有贸然跨出那一步。毛泽东也没有强拉，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劝说。
有一次谈到阶级问题，毛泽东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是：“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余地的。好比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这话后来一直刻在周谷城心里。几十年后，他在中南海泳池边说的那句“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听上去是打趣，其实隐隐就是对当年这番话的回应。
两人的道路，从这一时期开始慢慢分开。
毛泽东一步步走上了组织工农、投身革命的道路；周谷城则选择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学术之中。“一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为往圣继绝学”，这话放在两人身上，并不过分。
二、“百花齐放”的年代：真理、争鸣与学者的风骨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段旧事才又被两人不时提起。周谷城回忆大革命失败后的那几年，说过一句相当坦率的话：“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这句话不豪迈，却真实。白色恐怖之下，许多读书人选择避开锋刃，把命保住，把书读下去，本身也是时代的写照。
从解放后开始，周谷城的身份逐渐多起来：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全国史学会会长，高校教授……但不管职务如何变化，他始终以一个学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治史严谨，敢于提出不同看法，这一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并不多见。
毛主席对他，也更多是把他当成一个可信的老朋友、可靠的学者来看。有一次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周谷城提出一句话：“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主席听完觉得有意思，又加上“四个字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后来，这句话被写入文件，成为指导方针之一。周谷城对这件事颇为自豪，经常提起。
比起这种“入文件”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在文化、学术布局上的一些设想。有一回，两人在谈工作安排时，毛主席突然转到文化话题：“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很重要。郭沫若那个科学院偏重自然科学，还应搞一个社会科学院。”说完，又半带试探地问：“文化部，文化部，文化应该是一个大文化，不单单是剧目演出、电影戏剧，是个大文化。你对文化有研究吗？”
周谷城摇头：“没有多少研究……”
这看似随口一问，实际上带着试探意味——显然是想让周谷城在社会科学、文化统筹上担更大的担子。周谷城应该听懂了，但也清楚自己的性格和能力，更适合做学问，而不是做大规模的组织管理工作，于是婉拒过去。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年春天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让文艺、科学各方面都活跃起来。那句“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说得直白，也击中了许多知识分子心里的期盼。
周谷城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写出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等文章，试图从逻辑学角度来讨论辩证法的问题。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探索路径。但遗憾的是，现实并不总是跟学术规律同步。他的文章一出，反对声紊乱而至，有人不从学术角度讨论，而是站在政治立场上大加指责，甚至借行政力量在报刊上做“文章”，制造舆论压力。
周谷城当时被各种标签、帽子砸过来，报纸上各种批评文章不断。他表面上不太计较，但身边人都看得出来，他心里不是没有委屈。有一次与毛主席见面，他终于略带感慨地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有些受不了。”
毛主席听完，笑了笑：“有什么了不起的，辩论就是嘛。”同时又肯定道：“您的逻辑文章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这一句“要继续争鸣下去”，重在两个字——“继续”。学术争论可以有，但不该因此噤声。
那次见面，是在上海。毛主席专门在上海展览馆请周谷城一起吃饭，席间谈及这场争论。这样一种公开而明确的支持，对一个学者而言，比什么都重要。周谷城回去后写了一首《五一节晋见毛主席》的词，其中有句“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可以说就是这一段经历的凝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的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推动了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活跃。史学界、哲学界、文学艺术各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但历史的波折也同样存在。十年浩劫到来，很多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被打断，甚至被歪曲，周谷城也没能例外。
他的一篇《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等观点，被一些人抓住不放，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对一个把一生心血都给予史学、哲学的老人来说，这是不小的打击。不过从后来表现来看，他虽然受到冲击，却始终没放弃认真读书、严肃思考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特意提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句话看似平常，却点到了关键——哪怕在政治斗争很紧张的环境里，一个大部头的史学著作仍然要写完，学者的工作不能草草中断。这对于周谷城，既是保护，也是肯定。
三、泳池边的玩笑与史书里的深意
再回到1956年的那个傍晚。周谷城那一年已经五十八岁，自称“数十年未碰过水”。到了中南海泳池边，看着那一池清水，他站在池沿上迟迟不肯下去。毛主席在水里游得自在，半开玩笑半催促：“你也下来走一趟呀。”周谷城却站在池边，笑着回了一句：“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这句话，表面是打趣，说自己既下不了深水，也没法从浅水慢慢练起；听起来又把“深入浅出”“由浅入深”这些学术用语搬到了水里，很有几分书生气。但若想到当年那句“大河里游泳，总要靠岸”，就知道他这话不完全是轻松玩笑，也隐约带着一点自我解嘲——当年没下决心“靠岸”，此后的人生路径也就大致定下了。
游完泳，两人上岸休息。毛主席拿出一本《汉书》，翻到《赵充国传》，跟周谷城说起这位汉宣帝时的老将。他随手点出一段大意：“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坚持下来，后来形势变化，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水刚擦干，话题就拐到了“真理”上。周谷城听着，点点头。对于这样从史书中提炼出的例子，他自然心领神会。
赵充国是汉宣帝时期一位颇有代表性的老将，神爵元年，他七十六岁高龄奉命平定羌人叛乱。那时多半人以为这位老将只会“老办法”，结果赵充国却提出“剿抚兼施”，一边稳扎稳打，一边安抚分化，不主张贸然拼命硬攻。朝中许多大臣认为这样太“软”，怕有损汉军威风，一封封上书要求撤换，将赵充国说成“老了，不中用了”。
朝廷压力一层叠一层地压下来，汉宣帝也开始犹豫，觉得这位老将是不是确实不适合再带兵了。赵充国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原来的判断。他从地形、补给、羌人内部矛盾等方面反复陈述理由，最后用事实证明自己的策略是对的。这一仗既平定了叛乱，又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
毛主席选择这个例子，显然不是随意翻到哪一页讲哪一段。他要说的不止是一个汉代老将的顽强，更是“真理在一开始往往不被理解，也甚至会被多数人反对，但如果真是对的，就要挺住”的道理。
对于周谷城来说，这话也不是空的。无论是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摇摆，还是后来的学术争鸣，这里面都有“坚持与不坚持”“顺从多数还是遵从判断”的选择。
两人从赵充国聊到《离骚》，从汉代边塞谈到屈原的忧国忧民，再到他们同门师生的往事，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谈话内容跨度很大，但主线却很清楚——用历史讲问题，用典籍谈现实，既不简单说教，也不单纯议论人事。
值得留意的是，毛主席谈史，往往不是那种就故事讲故事的方式。他读《汉书》，看重的不只是人物的功过，更是治国用兵背后的规律。这一点，在他后来对各类古代人物的评价上体现得很明显：既肯定，又不迷信；既吸收，又不照搬。
周谷城则从另一个角度读史。他更关心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文明兴衰的长线，后来写《世界通史》，就是想把中外历史放在一块儿来看。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人读的是同一套书，却站在不同高度、带着不同问题去读。谈起来，易于互相启发。
游泳这个小小的场景，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水，可以是风险，也可以是锤炼；可以是“深不见底”的现实，也可以是“上善若水”的理想境界。毛泽东曾用“在大河里游泳，不靠岸终会被淹”来讲阶级立场，周谷城后来用“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来自嘲自己的处境。这些看似轻松的比喻，背后都是对时代、对个人选择的冷静判断。
四、君子之交：不求官位，只谈学问
如果把两人的往来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特点：见面次数不算多，但每次都有实质内容。更多时候，他们不谈职位、不谈利益，只谈历史、哲学和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在政治上承担了一定的职务，比如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后来又做主席，进入全国人大领导机构等。但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未问主席要过一官半职。”这不是自夸，而是一个事实。他对官职不热衷，对学术却放不下。
有些人曾说，周谷城的历史著作“太受毛主席影响”，仿佛是“按旨写史”。熟悉他著作的人，大多不会认同这一说法。周谷城的书，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又吸收了一些西方史学方法，有他一套自成体系的看法。很多地方与毛主席的历史观不谋而合，但并不是简单附和，而是因为两人都在认真读史，对一些关键问题得出了相近的判断。
在一些关键时刻，周谷城的“硬气”也体现出一个学者的风骨。特殊年代里，面对来自姚文元等人的攻击，他没有在根本立场上摇摆，也没有为了自保而去附和错误观点。这种“横眉冷对”的姿态，很不张扬，却不容易。
至于他对毛主席的态度，从他晚年的评价里，能看得很清楚。按照儿子周骏羽的回忆，他认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伟大来比拟”。这话不带过多修饰，却非常直接。
1976年毛主席逝世，周谷城已经七十八岁。他写下《哀悼毛主席逝世》一诗：“阴沉一霎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国工农志不挠。且化悲哀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这首诗的语言算不上华美，却透露出一个老学者对一位领袖的真切悲痛。
1996年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九岁。一生经历了清末、北洋、民国、新中国几个阶段，既见过军阀混战，也经历过抗战与解放。他没有拿起过枪，却用笔记录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长河；没有走上革命第一线，却用自己的专业，为新中国文化、教育、史学事业打下了不少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主席和周谷城，代表了那个时代两种典型的“担当方式”。
一种，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把自己交给了革命，把方向、路径、组织一手一手搭起来；另一种，是把身家性命稳住在书房和课堂里，用史笔、逻辑和思辨，去梳理过去、解释世界，为后来者留下可以依凭的知识体系。
中南海泳池边那一幕，既是两位老朋友之间的轻松一刻，也是两种人生道路在晚年一次安静的交汇。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岸上，对话不多，却心知彼此走过什么样的路，承担过什么样的重。水面之上，波纹很快就平复了，留下的，是史书里的赵充国，是书房里的《世界通史》，也是那句略带自我调侃的话——“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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