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会珍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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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于16世纪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长达二十八年。在华期间，他积极学习中国文化，深度融入中国社会，一边传播天主教，一边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不断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思想与文明。他所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被公认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基础读物。他更成为西方第一位将中国古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完整译成拉丁文，并以《中国四书》（Four Books）之名寄回欧洲的人。利玛窦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之父”“西方汉学的创始人”，更有学者称他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最高典范”。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破例下令允许他在北京郊区拨地安葬，他的墓碑正面用中文与拉丁文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背面则记载了其传奇的一生。
利玛窦像 图源：百度百科
康熙命名的“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于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2年进入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五年，1578年前往印度和交趾（今越南北部）传教四年，期间他在印度果阿的神学院继续此前未完成的学业。1580年7月，利玛窦晋升为司铎。1582年，利玛窦收到耶稣会远东巡查使范礼安的命令：离开印度，前赴中国澳门。
明万历十年（1582）8月，利玛窦一行抵达澳门。万历十一年（1583）获准进入广东肇庆，自此开启终其一生的中国传教生涯。在肇庆，利玛窦创造了五个“中国第一”：建造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研制中国本土第一座自鸣钟、建立中国第一家外文书图书馆、绘制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编写中国第一本西文字典。此后，利玛窦还陆续到韶州、南京等地传教。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来到南昌。这次他采用全新的传教策略，开启贯穿其一生、受益良多的“南昌传教模式”。
在南昌，他自称“西儒”，身着中国儒士服装，不再建教堂、不再公开宣讲教义，而是全力结交知识分子，以谈学论道传播福音。居住南昌三年间，他结交建安王朱多㸅、乐安王朱多焿等权贵，展示“奇珍异宝”成为藩王座上宾；应邀翻译《交友论》，以浅近语言介绍西方友谊格言，大受士人欢迎；凭惊人记忆力当众背诵数百汉字并倒背如流，吸引江西巡抚陆万垓垂青，助其子叶科场扬名；介绍“地圆说”、展示世界地图，讲授天文地理知识给豫章书院山长章潢为首的书院士子，使南昌成为晚明江南士人接触西学的重要窗口，由此赢得“泰西儒士”之誉。这种尊重中国礼俗、融合中西的传教模式，后来在清代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
这个万里之外的“洋和尚”，不仅带来稀奇洋玩意儿，更以渊博知识、精深学问、谦逊风度迅速闻名，一时文人学子争相求见“泰西儒士”。时任九江推官的李日华，就是这些慕名士人中的实践者，他从九江前往豫章，拜见了利玛窦。
高架桥下的南昌利玛窦教堂 作者2026年摄于南昌谢埠老街
九江推官李日华
万历二十年（1592），浙江嘉兴人李日华考中进士，被派往江西九江担任推官，负责司法与案件审理。他在晚年自述中说：“我在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被选授九江府推官，在那里干了五年，凭着公正宽厚赢得了一些声誉，但因不愿迎合当时的官场风气，期满考核时被降职调离。”即其九江任期为1592年至1597年。
任内，李日华还代行瑞昌县令政务。《瑞昌县志》记载，他为人仁爱，不爱动刑，不随便责罚百姓；处理公务时敢于惩治奸猾小吏，缓解驿站运输困境，平息关卡冲突，因此在地方志中被列为“名宦”。
《明史·文苑传》评价他：“李日华擅长书画，精通古物鉴定，文采出众。做推官时有清廉操守，因为不肯随波逐流，长期得不到升迁。”
李日华不仅是晚明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也是较早接触并记载西方文化的文人之一。他在九江任职期间，恰逢利玛窦在南昌传教风生水起，两地相距不远。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李日华赴南昌见到利玛窦，利玛窦展示西国器物，他回赠小诗一首。这次相遇促使他关注并记录“泰西地理”与西方事物，为其后地理考证、博物写作带来新视野。
《明人十二像册》之李日华画像 图源：百度百科。
李日华与利玛窦豫章之会与西学记录
1597年秋，李日华从九江前往南昌（古称豫章），他在《紫桃轩杂缀》中记道：“丁酉年秋，遇之于豫章。”丁酉即1597年，此为两人会面确切时间，当时他仍在九江推官任上。
就在这一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全权负责中国传教，并受命策划进京觐见皇帝，推动全国传教工作。1598年6月，利玛窦离开南昌北上。李日华未说明通过同乡江西巡抚陆万垓还是文人圈子得知利玛窦，但留下深入交流后的详尽记载，其所述西方政治制度、天文地理知识与利玛窦著作高度一致。
在政教分离制度方面，李日华记：西方“欧海国”距中国六万里，国家治理由三位“主”分掌——一位专管教化，一位主管财政与会计，一位负责司法与审判。《利玛窦中国札记》指出：“在我们欧洲，教会的职责是照管灵魂的得救与一切有关宗教的事务，而国家的职责是管理世上的事，如征税、制定和执行法律、维持治安。这两方面职权是分开的，互不干涉，以免权力混淆，导致事务败坏。”李日华的中文阐述，精准捕捉到利玛窦想传达的欧洲政治与宗教相互独立的核心特征。
在天主教信仰方面，李日华记载，西方人普遍信奉“天主”，视其为创造人类与万物的根源，全国建庙宇共同祭祀。这与《天主实义》开篇阐释一致：天主无形无象却创造并维系万物，所有人皆应敬拜。李日华以中国“庙宇”对应教堂，准确反映欧洲基督教社会教堂作为公共礼拜场所、全民共拜唯一神明的情形。
在天文地理方面，李日华较精确写下利玛窦所述：天有三十余层，地如悬空球体，四面可住人；太阳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亮；地球顶端有缺口，日月运行至此被遮则发生食象。此记载与利玛窦《乾坤体义》中“太阳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亮”及日食、月食描述完全一致，显示李日华不仅复述口述，更努力理解核心科学观念——地球为圆、天体按规律运行、日月食成因的几何解释。
通过对比可见，李日华的笔记非泛泛听闻，而是在政教制度、宗教信仰、天文地理三领域，与利玛窦著作形成具体准确呼应。这种详实对应，既证明利玛窦在江西传教时对西学内容的系统传播，也体现李日华作为士人对异域知识的认真辨析与忠实记录，为后世研究中西交流提供可靠文字依据。
会面期间，李日华夜宿南昌白玕行馆，写下诗句：“老树西风惊鸜鹆，坏墙阴雨绣龙蛇”，当时行馆萧索，秋雨绵绵。
《利玛窦中国札记》封面 图源：百度百科
利玛窦与李日华的会面
会面现场，利玛窦向这位九江地方官展示三件西方物件：一块玻璃画屏、一只形如鹅卵的沙漏、一部装帧精美的西方经典。
玻璃画屏光洁透明、上绘彩画，对惯用纸、绢、漆木屏风的中国士大夫而言，这种透明材质与绘画结合的制品堪称奇观，体现当时欧洲玻璃制造较高水准。沙漏以沙流计时，翻转容器循环使用，不同于中国依赖天文节律的漏刻、日晷，展现西方小型便携计时工具的巧思。那部西方经典，封面覆彩色织物、饰金属镶嵌，纸质柔滑如“少女肌肤”，用料与装帧之考究，显欧洲书籍在宗教或礼仪用途上的华贵与神圣。
会面时，李日华当场作诗相赠：
云海荡朝日，乘流信彩霞。
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
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
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西来六万里”点出利玛窦跨洋来华的艰辛；“浮世如寄”映照二人共有漂泊心境——李日华任满将退，仕途未卜；利玛窦为传教奔走，行踪无定，皆为天地行者。诗末，李日华感叹：“彼真以天地为阶闼，生为梦幻者，较之达磨流沙之来，抑又奇矣。”
李日华还细致观察利玛窦的气质：在中国居住二十余年，汉语极流利；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与人相见必依礼，从容有度，众皆认其为“善人”。这些细节既勾勒出利玛窦在江南士大夫眼中“博学外来者、可亲同道”的形象，也体现当时士人对西来客的友善与探究。
位于北京阜成门外的利玛窦墓，1611年建立
豫章之会的余韵
李日华人生分两阶段：早年短暂仕宦，后期漫长乡居著述。除九江推官五年，他多在嘉兴度过闲适学问生活——赏画、鉴古、读书、写作。此间完成《紫桃轩杂缀》《味水轩日记》等重要著作，其中保留不少对利玛窦的再观察与反思。
在嘉兴故里，李日华记一段家乡传闻：利玛窦由香山澳派出，负探查中国国情之任；朝廷正酝酿整顿香山澳，因那里有寺庙，利玛窦早年曾为僧。此传闻对应利玛窦1582年初在澳门活动近半年的经历，折射当时部分士民对西方传教士的戒备心理，也说明利玛窦在广东的长期活动已进入民众视野，成茶余谈资。
真正引发李日华深入思考的，是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很可能是利玛窦离南昌赴北京献给万历皇帝的版本，明万历三十年（1602）在北京付印，影响甚大。地图不仅呈现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面貌，更以“五大洲”之说挑战中国“天下”观念。
此前数千年，中国人坚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汉文明是文明顶峰，周边为“蛮夷”，只需维持朝贡关系，无需关注。因此古代中国世界地图常将“中国”画得极大，而“万国”极小。李日华本身是地理学家，其地理观亦建立在“华夏+四夷”“华夏为世界中心”基础上。当他看到利玛窦地图中“西方世界”也占很大比例时，开始思考如何将此图与自身以中国为中心的宇宙知识融合，尝试从中国古代知识中寻渊源、给解释。李日华并非少数面对“五大洲学说”持“西学中源”者，当时李之藻、郭子章等中国学者均持类似观点。
李日华分析：司马迁《西域列传》载张骞通西域走昆仑南戒；玄奘《西域记》载取经天竺走昆仑中戒；丘处机《西行记》载北赴漠北见成吉思汗走昆仑北戒。此三条路线构成“昆仑三戒”，象征中国士人对西部世界的探索极限。
其核心理论是：昆仑山在中国古典地理想象中具有绝对核心地位。昆仑不仅是地理高峰，更是神话体系中天地枢纽、江河之源、神仙居所，贯通天、地、人、神。
基于此，李日华认为利玛窦地图上的欧洲、非洲、美洲等，应是环绕昆仑山脚、错落分布的“四大部洲”。利玛窦地图中的新大陆应“绕昆仑麓”，等于宣称：无论世界如何扩展，昆仑仍是不可动摇的中心。
李日华这位“国产地理学家”亦有雄心：希望在前人西域记载、官方舆志外，融合《山海经》、地方志、航海记录与使节笔记，以“千秋卓荦之笔”写一部世界地理巨著。遗憾晚年自叹懒病缠身，未竟宏愿。其地理著述《舆图摘要》未涉西方地理，仅考证当时全国山川河流、州府县域。
（明）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
尾声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李日华“淡泊仕进，先后在家闲居二十余年”。九江推官是其一生中少数且最重要的仕宦经历，与利玛窦的豫章之会恰在其归隐前的人生转折点。
李日华归隐的嘉兴府，许多士人与利玛窦有机缘，研究者评最著名三位为陆万垓、李日华、李日华好友朱廷益。其中，李日华与利玛窦的豫章之会意义尤突出——他不仅接触、记录利玛窦，更留下跨文化交流后的思考，留下涵盖文学、器物、思想的可贵史料。
李日华后来乡居常提江州，利玛窦在北京传教时亦未忘豫章。赣鄱大地的这次会面，不仅是他们个人生命中的难忘记忆，更像沉淀历史深处的印记，见证晚明时期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真实碰撞与试探性融合。彼时，欧洲传教士带宗教、科学、艺术叩问东方思想边界；中国士大夫以开放姿态审视新奇事物，在传统框架中寻理解空间。这种相遇非单向输入或输出，而是两种文明在器物、知识、观念层面的相互映照与渐进融合。正因如此，回望李日华的晚明中西交流记录，它提醒我们：文明前行，往往始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相遇与传播。
【参考文献】
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
李日华：《玺召录》《李竹懒先生说部》《紫桃轩杂缀》《六研斋笔记》《味水轩日记》
（同治）《瑞昌县志》
利玛窦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作者简介】
辛会珍，1969年11月出生，山西临汾人。九江某央企从事管理工作30多年，研究员。业余喜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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