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一幕颇具象征意味的画面：从维尔纽斯到里加，再到塔林，人们手拉着手，排成一条长达六百多公里的人链。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事件，也是立陶宛从苏联阵营中“离心”的标志性行动。
很多年后，正是这个弹丸小国，在对华问题上频频挑头。尤其是宣布要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把自己推向了舆论前台。一个人口不到三百万的国家，竟敢在“一中”问题上充当急先锋，这种行为背后，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史、地理、民族心理长期叠加的结果。
要看懂立陶宛今天的选择，绕不过三个坐标：它曾经的“辉煌”、它百年间屡遭吞并的惨痛经历，以及它在美俄对抗格局下主动“选边”的心理。把这三条线拧在一起，就很难把立陶宛近期的一系列反华动作，看成是孤立的外交事件。
有意思的是，立陶宛历史上既是侵略者，也是被瓜分者；既在苏联旗帜下高喊社会主义口号，又转身投靠北约和欧盟。这样一个国家，思维方式必然带着强烈的安全焦虑和“表忠心”冲动，对外表现也就格外激烈。
一、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盛极一时，到“百年四被吞”的屡遭惨痛
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到十六世纪中叶，今天的立陶宛和当时的“自己”，几乎会认不出来。当年，它不是一个萎缩在波罗的海边的弹丸国家，而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版图一度逼近一百万平方公里，在欧洲算得上重量级玩家。
那时候的立陶宛，绝不是现在这种“谨慎小国”的形象。它在十五世纪中叶就敢主动向条顿骑士团下战书，凭借军事实力迫使对方割地赔款。经过多轮战争，又把条顿骑士团的核心地区普鲁士收入囊中，一度在东北欧颇有几分“耀武扬威”的意思。
到了十六世纪，为了应对崛起的莫斯科大公国，立陶宛选择与波兰结成联合体，形成了“波兰立陶宛联邦”。这段时间，联邦势力范围横跨今日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大部，甚至短暂打到莫斯科城内，占领了那里两年。这个经历，至今仍在立陶宛的民族记忆里，构成一种“我们曾经很强”的潜在心理背景。
不过，联邦内部矛盾和外部强敌的两头夹击，很快让这种辉煌变成回忆。宗教之争、贵族内耗，让联邦筋疲力尽；外部有瑞典、俄国、奥斯曼等多方虎视眈眈，内外压力叠加，国家元气日渐衰弱。
十八世纪后半段，形势彻底逆转。自一七七二年到一七九五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原来的百万平方公里大国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沙皇俄国版图。这一次失国，对立陶宛人来说，心理冲击极大，也埋下了后来几代人对俄国极深的敌意。
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并不是安安分分被吞并。十九世纪，它在俄国统治下多次爆发起义，但都被沙皇政权强力镇压。一次次失败，使“反抗俄国、渴望独立”成为立陶宛民族叙事中的固定话题。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立陶宛的命运更像是被巨人踢来踢去的皮球。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先被德意志帝国占领，这算是百年内被大国“第一次吞并”。一战后期，德国走向失败，立陶宛抓住机会，一九一八年宣布独立，短暂享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二战前夕，欧洲局势骤然紧张，强邻忙着较量，没人顾得上这个小国。一九四零年，苏联依据与德国签署的秘密协议，直接出兵占领立陶宛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这就是第二次被吞并。紧接着，战局再度变化，一九四一年德国闪击苏联，立陶宛又落入德军之手，第三次被吞并。
等到苏德战场形势逆转，一九四四年苏军反攻回来，立陶宛再次被纳入苏联控制范围，这是百年中的第四次吞并。短短几十年间先后被德国和苏联来回碾压，小国想要“保持中立”，根本就是奢谈。
更尴尬的是，立陶宛每次也不是毫无抵抗，只是力量差得太多。当地武装和地下组织都曾顽抗过，结果换来的往往是惨重伤亡和更严厉的统治。这种反复被压制的记忆，在后来的民族教育中被强调，慢慢演化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被大国欺负”的心态。
可以说，一方面立陶宛祖上确实有过“称雄东欧”的经历，民族自尊心比较强；另一方面又在百年里多次惨败于俄国和德国之手，屡遭瓜分。骄傲感和屈辱感混在一起，日后在对外政策上的“激烈”和“极端”，就不显得那么奇怪了。
二、从苏联加盟共和国到“脱俄入西”：立陶宛的地缘焦虑与安全赌注
二战结束后，立陶宛被正式纳入苏联版图，成为其加盟共和国之一。名义上是“平等成员”，实际上经济、政治、安全事务都高度依附莫斯科。那时的立陶宛，在大多数国际场合没有自己的声音，只能作为“苏联整体”中的一分子出现。
不过在苏联内部，立陶宛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经济状况普遍要好于很多内陆加盟共和国。靠近西欧，港口贸易比较方便，再加上一些工业基础，生活水准在苏联体系内不算差。这也带来一个后果：一旦看到西欧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就更不愿意被拖在一个庞大却日益迟钝的体系里。
进入八十年代，苏联内部矛盾愈发尖锐。经济停滞，政治僵化，民族问题此起彼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立陶宛的“离心”情绪快速升温。一九八九年，“波罗的海之路”人链活动，就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民众联手表达“不再接受莫斯科意志”的公开信号。
当时苏联已经疲态尽显，不得不说这个时间点选得非常“精明”。如果是在五六十年代，面对类似动作，苏领导层更可能直接出兵；但到了八十年代末，苏军早已深陷阿富汗泥潭，国内经济也不堪重负，兵力和财力都不足以随意再搞大规模武力镇压。于是，立陶宛得以在压力尚可承受的情况下，把“独立”诉求摆上台面。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一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恢复独立”，成为第一批公开从苏联“出列”的加盟共和国。这一举动，既是政治冒险，也是一次精确判断。苏联虽然实施了七十多天的经济封锁，但迟迟不敢动用大规模军事手段彻底摧毁立陶宛政权。结果，立陶宛撑过了最难的那一段。
从立陶宛的角度看，这一步成功之后，苏联整体瓦解就是时间问题。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联邦继承主体地位。站在莫斯科的立场，自然难免把立陶宛看成“带头闹分裂”的国家，对其心存怨气也不难理解。
这种情绪后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俄罗斯的叙事中，立陶宛被视作“忘恩负义”的典型——毕竟苏联时期曾在工业、教育等领域给予过投入。而在立陶宛的叙事中，苏联则被定义为“占领者”，是压制民族的外来统治。两套记忆体系完全对立，几乎不可能调和。
也正因为这样，立陶宛在苏联解体后，根本没有考虑过“与俄保持中立、在中间游走”的路线。它的目标一开始就很明确：尽快加入西方阵营，把俄罗斯推到尽可能远的地方。
二〇〇四年，立陶宛正式加入北约，同年也进入欧盟。北约带来的是安全承诺，欧盟提供的是经济和制度平台。这一年，对立陶宛来说是关键节点，它由此彻底完成了“从东到西”的阵营转换。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换，不只是制度选择，更是出于深层安全焦虑的结果。立陶宛明白，自己与俄罗斯有长久的历史恩怨，又与其有陆路接壤，一旦没有大国做靠山，很难安心发展。所以它一点都不掩饰“强靠西方”的姿态，在安全、防务方面更是主动朝北约靠拢。
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角度，立陶宛的地理位置又恰好是对俄战略的重要一环。北约向东推进，波罗的海三国是前沿“哨所”。给点经济援助，允许它在对俄问题上放大嗓门，对西方来说成本并不高，却能起到对俄罗斯施压、牵制的作用。
在这种互相需要的格局下，立陶宛逐渐养成一种习惯：通过在对俄、对华等问题上走在前面，达成“秀忠诚—换庇护—再秀忠诚”的循环。对一个小国而言，这是一种高调而危险的安全赌注，但在它自己的历史逻辑里，却显得顺理成章。
三、从“反俄前锋”到“反中先锋”：立陶宛外交风格的演变与算计
谈到立陶宛“公然反中”，很多人会有疑问：中国远在万里之外，没有领土纠纷，没有历史恩怨，怎么就成了它频频挑衅的目标？
要把这个问题理顺，得从它的对俄立场讲起。对立陶宛来说，俄国是实实在在的“头号威胁”，这一点几乎贯穿整个近现代史。从沙皇时代到苏联，再到当下的俄罗斯，立陶宛的精英层一直把莫斯科视作潜在甚至现实的“压迫者”。
也正因为如此，在北约内部，立陶宛往往扮演“反俄急先锋”的角色。凡是涉及对俄制裁、加强东翼防务部署等议题，它几乎次次站在最前面，言辞激烈，动作不遗余力。这种表现，一方面源于真切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确实也有“让盟友看到自己的价值”的考虑。
有意思的是，立陶宛对西方其实同样存在一种被“审视”的压力。毕竟它出身苏联阵营，早年也是社会主义阵地的一部分，在冷战时期曾是苏联输出意识形态的前线之一。西方有警惕心理，立陶宛也心知肚明，所以越是想摆脱“前苏联小弟”的形象，就越要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极端。
反俄，是一个方向；在某些国际议题上“跟着美国冲在最前面”，则是另一种表现。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这些距离自身利益并不算近的军事行动，立陶宛都派出过部队。兵力不多，但象征意义浓厚，说白了就是向美国表态：有需要，小弟愿意上。
到了近些年，美国重心转向针对中国，立陶宛的姿态随之调整，这就不难理解。一旦华盛顿在某些问题上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立陶宛自然会琢磨：在对华问题上多做一点，是不是更容易赢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好感？这背后的逻辑，跟它当年在反俄问题上的考量，其实一脉相承。
（二）意识形态与“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的心理
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立陶宛眼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远方国家”，而往往被放在所谓“威权国家”“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大国”这样的标签之下。
在立陶宛内部的某些政治叙事里，世界被简单划分为“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俄罗斯被放在后者，中国也被归入这一栏。在这种粗糙的框架下，“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就成了一条潜在心理线索。
于是，哪怕中国对立陶宛没有直接威胁，也没有历史恩怨，只要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甚至密切合作，在某些立陶宛政客眼里，就天然带着“问题”。这种思维看上去有些简单，但在一些中小国家的政治生态里却颇为常见。
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国内关于对华政策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反思声。部分商界和务实派政治人物就很清楚，对华关系恶化，对本国经济未必有什么好处。但在多党竞争的环境中，一些政治人物为了凸显“坚定反俄反威权”的形象，往往更愿意在对华问题上“往前迈半步”，以争取舆论注意和外部赞许。
（三）从“17+1”到台设“代表处”：一步比一步更冒险
立陶宛近几年对华的一系列举动，是有清晰节奏的，并不是一下子冲到最前台。
二〇二一年之前，它还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一员，参与所谓“17+1”框架。在经济层面，也有一定合作空间。但二〇二一年，立陶宛突然宣布退出，理由摆得很“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带着明显政治姿态。退出之后，还劝说其他欧洲国家一起疏远这一合作机制，试图在欧盟内部充当引导者。
紧接着，在涉疆、涉港等议题上，立陶宛议会成员也频频发声，配合部分西方舆论对中国抹黑。与其说这是出于自身利益，不如说更像是在配合美国和某些西方力量的整体节奏，顺便借机刷一刷存在感。
到了要在台设立以“台湾”名义的所谓“代表处”这一环节，性质就明显升级了。这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表态”，而是触及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底线。按照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地区名义的使用极为敏感，绝不是毫无分量的用词问题。
从立陶宛的角度看，敢走到这一步，背后多少有一份“赌”：一方面赌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会在经济和政治上撑它，另一方面也赌中国“顾全大局，不至于真刀真枪反制”。只是，这样的赌局，一旦算错账，对一个小国来说，代价往往难以承担。
说到底，立陶宛在这里表现出的，不仅是“反俄前锋”的惯性延伸，还是一种“以示忠来换庇护”的外交套路在对华问题上的复制。
四、小国在大棋局中的“用力过猛”：立陶宛的困境与历史惯性
回头看立陶宛这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几乎注定了命运不会风平浪静。夹在德国、俄国、北欧诸国之间，又面向波罗的海，它几乎从出生那天起，就站在大国势力交汇的三叉路口。
强盛时，它与波兰组成联邦，可以压制周边小国，甚至一度把莫斯科踩在脚下；衰落后，却被俄国、德国轮番瓜分，只能在战争废墟上一次次重建。这样反复的命运，很难不给一个民族留下深刻的心理刻痕：既有对强权的怨恨，也有对强权的依赖。
站在今天立陶宛决策层的视角，多半会有这样的思路：只要不再被俄罗斯重新控制，就算付出某些代价也值得。为了确保这一点，它愿意在北约与俄的对抗线前沿扮演尖兵，用极端严厉的态度应对莫斯科。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得罪谁、牺牲掉哪些潜在经济合作机会，在部分政客眼里，都可以往后放。
只是，安全感可以通过“抱大腿”增强，但也不是无止境地“越激烈越安全”。当它一味追求“站队坚定”“表态猛烈”，甚至主动介入与自身直接利益不重合的大国博弈，问题就出现了：小国的分量，支撑不了这种“用力过猛”的姿态，一旦形势变化，很容易成为被调整的棋子。
立陶宛在对俄问题上激进，带有历史恩怨的必然性，这一点很难简单改变。但它把同样的风格直接复制到对华问题上，就显得颇有“路径依赖”，甚至带有明显误判。一方面，中国并不是压在它头上的现实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又远非它当年面对的一些地区性对手可比。
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立陶宛在百年间四次被吞并，确实留下了对大国的深刻不信任，也让它在安全问题上极端敏感，宁可“站得狠一点”“喊得大声一点”，也不愿被视作态度暧昧。但这种“宁左勿右”的心理，一旦加上现实政治中的表演冲动，就很容易滑向不计后果。
试想一下，在苏德激战的年代，立陶宛几乎没有任何对局势的主导权，只能被动接受强权的安排。而在今天，它以为可以通过“主动选边”来增加一点主导感，把自己包装成“前沿阵地”“价值捍卫者”。从心理层面看，这是一种摆脱弱者记忆的冲动，但从实力层面看，这种挣扎既有限又危险。
百年间四次被吞并，确实是立陶宛的悲哀，但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在当下做出选择，则是另一层问题。它今天在对华问题上的种种极端动作，看似胆大，实则更多是被历史恐惧裹挟下的一种冒险。对一个地理位置敏感、国力有限的小国来说，这种冒险能撑多久、值不值得，将来历史自有答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