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地正经历深刻“违宪状态”的背景下纪念宪法39周年，多少带着一种讽刺意味。该国上一次举行选举是在2016年，当时社会已陷入紧张局势，并遭到武装帮派的强力压制。
换言之，无论地方还是国家层级，2016年产生的所有任期早已到期。如今，政府由一名在宪法框架之外被指定的总理掌握，但加拿大和美国驻当地使馆公开支持其上台。今年2月，这两个国家向太子港海湾派出军舰，阻止阿利克斯·迪迪埃·菲尔斯-艾梅被罢免。
“这就是我们问题的根子：被强加的新殖民主义。”旅居阿根廷的海地民主委员会协调人亨利·布瓦罗兰在接受《巴西事实》采访时这样分析。他表示，杜瓦利埃家族在1957年至1986年间以压迫性政权统治海地，随着其倒台与基本自由的恢复，海地历史确实迎来一个里程碑。
但在他看来，这仍不足以确保人民的主权。他指出：“1987年宪法相较之前当然是巨大进步，但它并不打算打破国家的依附体系。”他认为，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新殖民体系，这是严重失误；
回看自1987年以来近40年的历程，海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时期寥寥无几，且彼此间隔遥远；这些阶段无一例外，都被军事政变或外来干预打断。
布瓦罗兰引用一句克里奥尔谚语：“宪法是纸做的，刺刀是铁打的。”他借此不仅指向海地制度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脆弱，也指向帮派对本国民众施加的极端暴力。再加上国家对医疗、教育、能源、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缺位，大多数公民的权利至今仍难以真正落地。宪法写在纸上，但生活的秩序往往由枪口决定。
一波希望尽管如此，仍有必要保存那场巨大民众运动的记忆。正是这场运动在29年的统治之后，推动建立了新的宪政政治体系，并试图重塑一个新的社会。
她说，长期被排除在外、被边缘化、被限制在工人街区或农村社区的人群，也进入政治场域，要求自主参与。莱斯皮纳斯表示，当时一个军政府委员会试图接替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是民众动员迫使当局不仅要制定新宪法，还要召开制宪会议，并由各地区代表、社会各阶层代表组成。
甚至连2024年成立、任期两年、旨在恢复民主的总统过渡委员会，也被认为更热衷于推动一部“没有公众辩论”的新宪法，而不是依据既有框架组织选举。莱斯皮纳斯认为，如果要讨论新宪法，必须谨慎、透明，并让公民参与。“想改宪的人从不公开说明究竟哪一条有问题、他们要提什么方案。讨论之所以混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拿出详细计划，解释要改什么、为什么改、怎么改。”
因此，她说，外界难免怀疑他们想塞进一些不敢向民众公开的内容。在缺乏透明与参与的情况下，修宪更像权力再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讨论。被问及这一问题时，布瓦罗兰也表达了相近看法。他强调，在当前他用“种族灭绝”形容的社会处境下，甚至不具备组织一场可信、并有公民参与的辩论的条件。
他表示：“宪法问题不是人民此刻最关心的。人民想要和平地活着，想吃饭，想工作，想自己做决定。”他坚持一种反殖民的理解：“只有在我们重新夺回主权、夺回自决权之后，我们才能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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