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亚楼赴苏，丈母娘要求妻子回莫斯科寻找亲人是真的吗？|林月琴|莫斯科

1949年夏天的一个夜里，北京西郊的院子里还透着热气。挂在屋梁上的小收音机正轻声播放着广播，灯下的安娜一针一线地缝着衣服。她忽然抬头，对在一旁写材料的刘亚楼，用略带口音的中文说了一句：“亚楼，你要去苏联了，叫云英回莫斯科寻一下亲吧？”这一句话，像是从二十多年前的莫斯科街头飘来的风，把屋子里多年压着的往事，一下都吹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这个看上去有点“家长里短”的请求，背后却牵着几条线：一条连着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的关键时期，一条连着一个俄罗斯女人半生飘零的命运，还有一条，连着刘亚楼临终前放不下的心愿。

一、从香炉礁小学到前线指挥所

时间往回拨到1945年末，大连正下着大雪。街上还留着苏联红军的车辙印，屋里却是另一番紧张气氛。18岁的翟云英坐在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家里，手心里全是汗。这位在香炉礁小学教书、又是县妇女代表的年轻姑娘，当天不是来开会的，而是被安排来见一个人。

门响了，一位身材挺拔、军装笔挺的军人跨进屋来。王西萍笑着介绍：“这是刘亚楼同志。”年轻姑娘抬头的那一瞬间，心里“咚”地一声——这个名字，后来就成了她一生的牵挂。

刘亚楼那时35岁，已经是红军、八路军里出了名的“虎将”。1929年入红军，1932年就担任师政委，长征中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打头阵，乌江、遵义、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都有他指挥的身影。到延安后，又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长和教育长。1938年夏，他奉命赴苏，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一待就是七年。

战场上风生水起，感情上却并不顺。他先后经历过两次婚变，到了大连时，还是一个孤身的指挥员。也正因为知道这些，王西萍才有心撮合这一对。

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在打量对方。几天后，他们又在王西萍家碰面，这一回，气氛比上次轻松了许多。谈话间，刘亚楼开门见山：“小翟，现在日寇是投降了，可蒋介石已经发动内战，我随时要上战场，打仗就会流血牺牲……”话没说完，就被翟云英红着眼打断：“革命总要流血，我爸爸就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的。”

这一句话，既有少女的真性情，也有对时代的回答。刘亚楼心里一酸，却依旧谨慎：“我今年三十五，你才十八，我还结过两次婚。你嫁给我，不怕别人议论吗？”翟云英很干脆：“我不怕，我有自己的主见。”

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人等于在心里做了决定。1946年5月，刘亚楼接到电报，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要离开大连。临行前一夜，两个人聊到天亮，知道前路是枪林弹雨，可谁也没有退缩。

战事紧张，他一次次推迟婚期。直到1947年春天，罗荣桓看在眼里，实在看不过去，在大连对刘亚楼说了一番很“接地气”的话：革命和婚姻不冲突，人有了牵挂，有时候反而更有劲儿。他还打趣说：“你们两个半圆，合在一起才滚得动。”

1947年5月1日，大连的婚礼很简单，却把两个人的命运牢牢绑在一起。新婚之夜，刘亚楼提醒妻子：“做军人的妻子，是要吃很多苦的。”翟云英只说了一句：“我什么苦都能吃。”后来几十年，这句话被一再兑现。

二、辽沈烽火与空军草创

婚后没多久，战火又烧得更猛。1948年前后，东北战场剑拔弩张。作为辽沈战役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刘亚楼长时间呆在前线指挥所，作战室的灯几乎不灭。翟云英则随家属一起留在哈尔滨。

锦州决战前夕，刘亚楼在锦州北面的帽儿山指挥调度，一连蹲守十天。翟云英趁探亲机会赶到前线，一见丈夫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眼泪一下就止不住了。刘亚楼看着她，心里也不是滋味，却还是压着感情说：“这样不好，扰乱军心。”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他又问：“小翟，你后悔了吧？”答案还是两个字：“决不。”这句简单的回应，在当时的环境里，含金量并不低。

战事如火，家庭的考验也没停。1948年间，翟云英怀孕，身体却突然出了大毛病。她知道丈夫忙得顾不上睡觉，硬是咬牙撑着不报信。病情迅速恶化，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是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发了急电，这才把刘亚楼从前线“拽”了回来。

等他赶到哈尔滨，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他握住她的手，只问了一句：“得了重病，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翟云英虚弱地说：“怕影响你工作……”有时候，所谓“军属意识”，就是这样在血肉之躯上硬撑出来的。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德国籍医生，总算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个插曲，让刘亚楼对“家事”和“国事”之间的矛盾，有了更加切肤的认识。

1949年4月，战局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刘亚楼原本准备率领第十四兵团南下，参加解放中南地区的战斗。就在这时候，中央让他留在北平，承担起一项全新而又艰巨的任务——组建人民空军。

从没有到有，不是简单的口号。那时既缺飞机，也缺飞行员，指挥体系更是要从头搭。刘亚楼奔走在各个部门之间，忙到连星期天都顾不上回家。有一次，妻子忍不住抱怨：“人家忙，也能休息一下。”刘亚楼把话说得很直：“你以为司令员这三个字叫着好听，其实就是担子比别人更重。”

这种忙法，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亚楼多次率团出访，去苏联等国谈判援建空军。这种场合，所有时间都要盯在谈判、考察、交流上，哪怕在莫斯科，也很难挤出哪怕半天专门用来处理“私事”。

1964年8月，他陪同李先念访问罗马尼亚，在途中出现腹胀腹泻。按他的脾气，这点毛病算不上什么，他照旧马不停蹄地干。回国后，脸色蜡黄、整个人瘦了一圈。翟云英看在眼里，忍不住发火：“你要不要命？”他却先想到的是：“得先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

拖到9月，才去医院检查。医生看完结果都惊呆了：肝比常人大出四指，硬得像石头。军委很快停了他的工作，毛泽东也亲自写信嘱咐他安心养病，中央还调集最好的专家会诊治疗。遗憾的是，病情不再可逆转，肝硬化最终演变为弥漫性肝癌。

1965年4月，病越来越重。刘亚楼心里明白，时间不多了，就向医生提要求：“我是判了‘死刑’的人，想多见见亲人。”有人问：“首长想先见谁？”答案很简单：“我的妻子翟云英。”

病床上的对话，不长，却句句沉重。他拉着妻子的手，说：“阿英，有你陪着，我是幸福的。这些年，你跟着我吃了很多苦。”又提起往事：“你五十年代急病住院，我只让秘书送了两箱苹果，你一定还恨我吧。”翟云英一边掉泪，一边摇头：“那时你忙，你的心都在飞机上。”

刘亚楼说：“如果说我为党做了点事情，离不开你的支持。”接着又谈到身后事：“在家里，有三件事没做完，你帮我做。”一是把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二是赡养老父亲，送终尽孝；三，就是一定要帮安娜妈妈找到和她失散几十年的亲人。

1965年5月7日，48岁的人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那一年，翟云英只有38岁，中年守寡。此前丈夫交待的三件事，成了她此后几十年一直扛着的责任。

三、一个俄罗斯女人的半生漂泊

要明白最后那件“寻亲”的分量，得从安娜年轻时候说起。

安娜并不姓“翟”。她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早年在莫斯科近郊的伊万诺沃纺织厂当女工。她的命运转折点，落在一个中国人身上——翟凤岐。

翟凤岐是东北人，1911年闯关东式地流亡到俄国，当苦力，干最累的活儿。十月革命后，他投身红军，加入苏联红军中国团，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到伊万诺沃疗伤。伤好后，被分配到当地纺织厂工作。就这样，他和安娜认识、相爱。

安娜把这位中国青年带回家时，家里人一开始也有犹豫。直到哥哥说了一句：“只要你们真心相爱，我就同意。”1925年，这段跨国婚姻终于修成正果。翌年，大儿子出生，取名“翟云海”；三年后，女儿出生，取名“翟云英”。

那几年，生活虽不富裕，却很踏实。变故出现在1928年。这一年，从国内传来消息：翟凤岐的老母亲因为思念远在异国的儿子，哭瞎了眼睛。面对这样的消息，他心里实在过不去，当即决定回到中国，既尽孝道，又希望投身国内的革命事业。

临走前，安娜的哥哥拉着她的手，话说得很现实：“那边情况好，你就多待几天；不妙，就快回来。”安娜只是流泪点头。那时她万万想不到，这一走，就是半辈子。

回到东北后，两人生活初时尚算稳定。谁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全局骤变。护照签证早已过期，边境也封锁了，返苏之路被硬生生截断。翟凤岐在大连一带当装卸工，边干活边秘密宣传革命思想。

这种事迟早会被盯上。果然不久，他被日本宪兵逮捕，遭受严刑，侥幸出狱后仅两天便因伤重去世。安娜在异国他乡，一下子从有依靠的妻子变成了独自支撑全家的寡妇。

这一段经历，对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她一边打短工，一边拉扯儿女，硬是在大连站住了脚。等到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开进东北，安娜带着孩子去欢迎部队，眼睛在人群中一遍遍扫，看能不能看到哥哥的影子。

那时的她，已经几十年没回过莫斯科，也没收到亲人的可靠消息。身在中国，心却始终挂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在这个当口，刘亚楼出现在她家里。1945年，他随苏军回国，到大连工作。与翟云英恋爱后，被带去见这位俄罗斯“妈妈”。一进门，他用流利的俄语喊了一句“妈妈莎”，把安娜喊愣了。自从跨进中国国境，她头一回在家里听到熟悉的母语。

这一声“妈妈莎”，既是礼貌的称呼，也是态度表明。安娜握着女婿的手，说：“作为母亲，我希望你们真诚相爱。”刘亚楼回答得很真诚：会好好对云英，将她当亲妈一样孝敬，让她过好日子。从那之后，安娜对这个中国女婿，是真心满意。

解放战争紧张时，刘亚楼考虑到妻子身体不好，就把安娜接到哈尔滨，一家人住在一起。安娜在那儿认识了不少也有俄罗斯血统的“战友妻子”，例如李立三的妻子李莎、聂鹤亭的妻子奥利娅。她们偶尔围坐在一起，聊天时，安娜总会提起自己的哥哥，提起伊万诺沃的河、纺织厂的窗，以及当年那张合影。

日子这么过着，她心里始终有一道坎：哥哥一家到底在不在，活在哪儿。

四、从“国事为大”到迟到的团圆

1949年7月，是一个关键节点。这年春天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任务千头万绪。到夏天，中央决定派他赴苏联谈判，请求援助建设中国空军。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这是一件含有极大分量的“大事”。

出访消息传到家里，翟云英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可是去莫斯科啊。她提出想随行，一方面是做翻译、帮忙照应，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如果有机会，替母亲打听舅舅的消息。刘亚楼起初直接回绝。理由很简单：这是公事访问，行程紧，任务重，没有多余空间掺杂家事。

安娜看准了这个唯一的机会，找了个安静的时候对刘亚楼说：“你要去苏联，就叫云英一起去吧。她去莫斯科帮我找找亲人。”话说得不重，却带着一种老人的固执。站在她的角度看，这一趟不拼一下，可能又要等很多年。

刘亚楼却只能摇头：“妈妈，这次是去工作的。找亲戚，以后再说。”他知道丈母娘的心事，也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一个“以后再说”，其实是把希望又往后推了一截。

事情的转机，出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得知这件事后，作出一个看似小、其实不小的决定——批准翟云英随团出访。这在当时是破例的，既考虑到工作需要，也算是对一个烈士遗孀、老战士妻子，以及一个异国老人的照顾。

就这样，翟云英终于同丈夫踏上前往苏联的飞机。到了苏联之后，她本来打算挤出点时间去找舅舅一家。但现实很快压了过来：接待、参观、谈判、 technical 商谈……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中国空军未来的发展框架。刘亚楼反复跟她商量：“此行以国事为重，家事就先放一下吧。”在那样的时刻，不得不说，这个选择几乎没有别的可能。

两人带着遗憾回国。向安娜说明情况时，她只是叹口气，随后反过来宽慰女儿女婿：“国家大事面前，家庭小事算得了什么？中苏都建交了，今后机会多的是。”话说得很坦然，只是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中苏关系日后会发生急剧变化。

刘亚楼没有把这件事丢下。他回到北京后，翻出了安娜当年入境中国时留下的证件，又让翟云英把这些材料送给有关部门，希望通过正式渠道帮丈母娘寻找亲人。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局势变化，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紧张，再到彻底破裂。这个时候，别说远在莫斯科的普通家庭，就连官方联系都变得困难重重。安娜盼了半辈子的消息，又一次杳无音信。

1965年刘亚楼去世，对安娜打击极大。她哭着说：“这么好的人，这么优秀的军人，为什么不让我替他去死？”在她心里，这个忙碌到连给岳母买肉都要挤时间的中国女婿，是一家人的顶梁柱。每次出国，他都会给她捎点小礼物；困难年月，他总是把碗里仅有的一点肉夹给她；怕她寂寞，还特意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也正是这个人，临终前还惦记着帮她圆一个“寻亲梦”。

时间再往后推。等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有所缓和，民间渠道慢慢打开。翟云英抓住这个缝隙，给苏联红十字会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母亲的情况，请求协助寻找。几个月后，一封来自莫斯科的回信，让多年积压的希望突然有了着落。

写信的人叫柯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信上说，他的姑姑当年嫁给了一位中国人，离开苏联后再无消息，如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为了确认彼此身份，翟云英回信提到，当年母亲离开前，是和哥哥嫂嫂一起照过一张合影，问对方是否还保存着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