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来自保加利亚军事历史学家卡门·内文金（Kamen Nevenkin）于2020年2月13日在纪念布达佩斯战役75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卡门·内文金（Kamen Nevenkin）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从小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兴趣，但直到2000年，内文金才决定将其作为专业方向，其曾多次前往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进行实地考察。内文金的第一本二战参考书《消防队》（Fire Brigades）聚焦于战争后期的德国装甲师，该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极佳的评价，并迅速成为军事史爱好者的热门读物。在过去十年中，内文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43年~1945年的东线战事。2020年，他的著作《布达佩斯堡垒》（Budapest Fortress）荣获著名的Stonebooks Editors' Choice奖，该书的匈牙利语版本在该国被广泛视为关于这一主题的权威著作。
卡门·内文金（Kamen Nevenkin）已出版的部分著作以及即将出版的关于巴格拉基昂行动的著作。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卷入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冲突的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纪念活动。公众对这场战争的关注从未消退。恰恰相反，诸多迹象表明这种关注正在上升。其原因有多方面。
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留下印记的过往武装冲突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仍然是一个政治事件，而非历史事件。这场战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仍有在世之人，战争带来的苦难与困厄给许多家庭留下了持久的烙印，更不用说其中相当多的家庭还承受了物质损失。除此之外，痛苦感与民族尊严受创的情绪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所认知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场战争塑造的。联合国、国际公认的国家边界、势力范围、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欧盟、解决冲突的工具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政治领导人基于战争期间汲取教训所推动的直接结果。欧洲乃至其它地方再也没有爆发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场战争的重要性。
第三个原因是，这场战争留下了许多未解的冲突、暗燃的余烬和未愈的创伤。两个可怕的极权主义政权——纳粹德国与苏联如巨大海啸般席卷欧洲，而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其后续影响。政客们深谙此道，一次又一次地将二战用作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们为达其邪恶目标，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如此一来，我们甚至连将过去“一笔勾销”的原始权利都被剥夺了。各种整十或半整十的纪念活动接踵而至，轰炸着我们的视听：纪念碑揭幕、庆祝活动举办、示威游行组织、电视节目播出、书籍出版——天知道还有多少东西要被塞进我们的大脑。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一头不断追逐我们的巨兽，而我们自身对过往的认知，则成了喂养这头巨兽的饲料。
与过去和解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便是纠正那些被灌输进我们大脑的错误观念。换言之，就是清除我们头脑中的迷思。
谬传与谎言是每一个历史事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伴随其左右，如同一种附着于我们认知之上的物质，逐渐扭曲真相，改变其意义。
历史谬传是如何产生的？途径有很多。其中一些无疑是由政客们发起的。它们通过受其控制的媒体将某些不实的论调传播给我们，这些媒体不知疲倦、毫无顾忌地不断复述它们。众所周知，当一个谎言或部分事实被重复多次后，便会逐渐变成“真相”。我们时常看到，政客们利用那些仍存在矛盾与争议的过往历史事件，挑起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这些争议与冲突常常被上升到国际层面，毒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另一部分谬传则出自那些本应揭穿并纠正它们的人——历史学家与研究者。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不太容易给出一个较为笼统的解释。有时，历史学家是无意中创造了神话——在某战争刚过去的那几年里，许多文献通常无法获取，从事分析与总结工作的研究者被迫依赖战争亲历者的个人回忆与观点。正因如此，我们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应当持宽容态度。然而，对于那些身处当今、在文献与可靠史料极其丰富的情况下，仍依赖过时出版物的作者，我们必须予以极其严格的批判。他们这样做，往往是出于懒惰、对快速成名的渴望，或是以最小的付出获取经济利益。更糟糕的情况是，当历史学家为某个政治政权或政党服务时，他们常常为了迎合这些势力而刻意歪曲、篡改或无视历史事实。当今俄罗斯的许多所谓“官方历史学家”便是如此。
第三部分谬传则出自那些“消费”它们的人——普通民众。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城市或地区，民众往往没有其他方式来解释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便创造出自己的版本与解读。这些缪传与谎言往往会代代相传。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挺身而出，尽一切可能纠正这些错误观念，因为它们正是民众思想中的“薄弱点”，往往被政客及其周围人以最丑陋的方式加以利用。
现在，让我们尝试找出与布达佩斯围城战相关的流传最广最久的谎言。其中一些在当地匈牙利较为知名，另一些则在匈牙利以外地区拥有更高知名度。我将在下文逐一介绍它们，并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加以分级。
两名苏联士兵于1945年1月在布达佩斯一座居民楼的楼顶升起一面红旗。
谬传一：布达佩斯是被解放的吗？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从理论层面看，布达佩斯应当被视为被红军解放的城市，因为战斗由此结束，当地居民不再面临战火伤害的风险。对于被困在两座犹太隔离区或躲避箭十字党分子追杀的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但另一方面，城市解放本身并未给民众带来自由，因为康米主义的恐怖统治逐渐拉开序幕，并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解放”一词并不十分恰当。我不打算对此事下定论，因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但我在口头或书面提及红军征服的苏联境外领土时，总会避免使用“解放”一词。遇到此类情况，我会引用荷兰作家佩里·皮里克（Perry Pierik）的话——他在二十多年前写道，布达佩斯的解放仅存在于轴心国军队撤离与苏联军队抵达之间的短短几分钟。对于75年前的这座匈牙利首都而言，恐怕再难找到比这更贴切的比喻了。
1945年1月的布达佩斯，在射击阵地上的3门苏联122毫米榴弹炮。
谬传二：苏联人打算保全布达佩斯吗？
这个说法在苏联时代相当流行，如今仍被同情普京统治的历史学家以及一些公众人物、作家和记者所利用。他们通常声称，苏军当时曾努力保护最重要的建筑，并列有需要保护的建筑清单，对它们几乎未使用火炮和飞机轰炸，而且如果没有下达这些指令，苏军的伤亡本会低得多。事实上，这不过是又一个关于“善良的苏联解放者”的俄罗斯/康米主义童话。斯大林在1944年12月下旬的命令中指出，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火炮来摧毁被困在城市各处的敌军守军。弹药消耗报告显示，苏军在围城期间发射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数量极其庞大。航空兵报告表明，恶劣天气是唯一阻碍苏联飞行员向这座城市投掷更多炸弹和火箭弹的因素。
1945年1月，3名苏军步兵行走在被积雪覆盖的布达佩斯街道上。
谬传三：布达佩斯围城战是“多瑙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公众常将布达佩斯围城战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然而这种比较并不准确。众所周知，斯大林格勒战役实际上在保卢斯的部队被包围时就已基本结束。那场战役之所以打得如此惨烈，是因为双方都能毫无阻碍地向城内运送大量增援部队、武器、弹药、燃料、食品等物资，伤病员的撤离也同样顺畅。当德军被包围时，主要战斗已在外围的远距离战线上进行，斯大林格勒城内仅偶有局部交火。然而布达佩斯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围城开始之前，主要战斗都发生在城外。当守军被包围后，其可用燃料和弹药迅速耗尽，伤员撤离也几乎不可能实现。早在1945年1月初，战斗就已变得几乎一边倒。苏军动用了所有可用的手段，尤其是大口径火炮，而德匈联军则主要用机枪、步枪、冲锋枪及其他轻步兵武器还击。要说明这种不平衡的实力差距，最好的例证莫过于1945年1月~2月期间，守军的全部炮兵每天发射的炮弹和迫击炮弹不超过数百发，而这仅相当于苏军一个炮兵团的平均日消耗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围城开始后不久，它就不再是一场完整的战役，而是分解为无数场小型战斗——守军藏身于地下室和公寓中，用轻武器自卫，而苏军则试图用大口径火炮在近距离将其逼出。
1945年1月，一列苏联步兵纵队在布达佩斯的一条林荫大道上行进，前面是一门45毫米反坦克炮。
谬传四：围攻布达佩斯的苏军是否拥有数倍的兵力优势？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其流行主要是因为直到最近，公众都很难找到关于双方兵力的可靠数据。事实上，进攻方与防守方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在围城战开始时，守卫这座城市的德匈联军约有10万，而对抗他们的苏罗联军近16万。随着战斗的推进和守军防线的收缩，这些数字逐渐减少。到战火平息时，大约有2万德匈联军对阵4万苏罗联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战斗过程中，箭十字党当局强行征召了多达2.5万匈牙利人参战。这完全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行为，而非一项合理的措施。
交战双方部队的素质、士气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战术，其重要性远超具体的兵力数字。例如，守军部队的质量就参差不齐——既有极富战斗力的部队，甚至包括精锐部队；也有当地箭十字党民兵中那些毫无用处且完全无法控制的队伍。再加上部分作战单位战斗意志低落以及补给方面的巨大困难，我们就能明白在战斗中，力量对比绝不能停留在数字上的比较。
说一个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事实，但在某些地段，守军甚至在人数上超过了进攻方。这是因为苏军主要依赖火力的集中，大多数攻城的师都是在行军途中未经休整就被投入战斗，其步兵单位（纸面上为9个营）被缩减编为5~6个不满员的营。在某些师中，可战步兵被集中编成3个营，即每个团一个营。步兵的不足通过为各营配属大量重武器来弥补。相当奇特的是，在大多数地段，小规模步兵连（20-30人）竟能得到10门~12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斗意志、士气、经验以及充足的补给等因素才显得至关重要。
1945年1月，布达佩斯一栋居民楼的一楼正在燃烧，楼前有一辆受损的卡车。
谬传五：苏军在布达佩斯围城战中伤亡惨重？
这是战后流传甚广的另一个不实的说法，而且奇怪的是，它得到了一些俄国人的支持。有些出版物提到的苏军阵亡人数高达8万。实际上，进攻方的真实损失被夸大数倍，实际约有9000人阵亡，35,000人受伤。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进攻方拥有成熟的巷战战术，二是守军严重缺乏弹药。
在书籍、电影和各类出版物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或听到苏军所谓的“人海战术”——苏联士兵被手持手枪的政委无情地驱赶向前，片刻之后又被德军机枪成片扫倒。这当然只是一个谬传，甚至不该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事实上，在布达佩斯，苏军根本无需这样做。首先，正如我们所知，他们兵力并不充裕；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成熟有效的巷战战术——即突击群战术。这种战术最早在斯大林格勒得到广泛运用，之后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
什么是突击群？它是由少数士兵（5人~20人）组成的、装备近战武器（冲锋枪、手榴弹、手枪、匕首，甚至工兵铲）的小型作战单位，任务是夺取关键目标（如住宅楼、房屋等）。根据目标的具体情况，突击群还会得到火炮、迫击炮、工兵（携带炸药）、火焰喷射器甚至坦克的加强。对目标进行预先侦察至关重要，同时这些突击群的编制并不固定，即根据具体要攻击的目标（也就是根据特定任务）来临时编组。但原则始终如一：突击群需隐蔽接近目标，然后从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攻击，并且这种攻击同时来自多个方向。突击群战术被证明极为有效，以至于苏军不仅在巷战中组建这种小组，甚至在需要攻击野战碉堡时也会采用这种编制。当然，并非只有苏军使用这种战斗小组，德军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已采用，布达佩斯战役的其他参战方——匈牙利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也同样运用过这种战术。
关于进攻方的损失，有两点值得进一步审视。首先，上述苏军损失中有相当一部分（高达20%）来自炮兵部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火炮往往是进攻方对付坚固建筑的唯一手段，它们被部署到离目标极近的位置（100米甚至更近）进行直瞄射击。这样一来，苏军炮兵会招致守军的火力反击，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伤亡；另一点则是苏军的医官和医务人员需要处理的伤情种类比以前显著增多，原因在于战斗发生的环境——残垣断壁、坑洼不平的地面、倒塌的墙壁、弹坑，这些环境导致了擦伤、挫伤、扭伤和骨折等复杂伤情的发生。
1946年夏的布达佩斯德利（Deli）火车站废墟前，1辆被摧毁的苏联T-34/85坦克和1辆被摧毁的德国III号突击炮。
谬传六：苏军为攻打布达佩斯永久性损失了大约200辆装甲战车？
事实上，苏军在巷战（包括郊区的交战）中的装甲战斗车辆损失要小得多——不超过49辆装甲战车。这是因为当时在匈牙利作战的苏军部队自身拥有的装甲战车数量本就非常少。苏军在战场上的损失的装甲战车数量非常巨大，苏联工业和美国援助都无法弥补这些损失，因此莫斯科决定将战车补给优先权给予向柏林推进的方面军，而其他部队则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战备水平。事实上，指挥围城战的苏军将领们非常希望能有更多可供调遣的战车，因为在布达佩斯战场那些使用了战车的战斗区域，战果总是更为显著。
谬传七：布达佩斯城防司令卡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Karl Pfeffer-Wildenbruch）是一位糟糕的指挥官吗？
这个说法的来源已很难进行考证，但其他在匈牙利作战的德国将官以及一些匈牙利人无疑都为其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卡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确实并非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他曾故意向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呈交了一些不准确的报告，在接受苏军审讯时撒了谎，在围城期间对匈牙利人态度傲慢，并且在1945年2月11日~12日夜间进行突围尝试时表现得完全像个懦夫。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位平庸的指挥官，恰恰相反，他作为战场指挥官的表现为之增色不少。首先，不应忘记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参与了“阿提拉”（Attila）防线的设计和构筑，正是这道防线将苏军阻挡在佩斯（Pest）城郊近两个月之久。此外，在城内的战斗中，他自始至终没有让守军被分割成碎片（这正是苏军的计划），并且总能组织有序的撤退：先从佩斯郊区撤至市中心，再从那里经桥梁撤至布达（Buda）。与此同时，他完全清楚布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因为这是唯一可能发起突围的地点。他的巷战战术也非常正确——他不依赖消极防御，而是依靠不断的反突击，大大迟滞苏军的进攻步伐。
轴心国布达佩斯城防司令卡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此照片摄于1945年2月他被苏军俘虏后不久。
谬传八：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完美指挥了布达佩斯战役？
马利诺夫斯基常被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宣传机构捧上天，被称为布达佩斯的解放者等等，但实际上，他可能是红军在欧洲战事最后阶段中表现最无能的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无视诸如建立突击集团等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而且他给下属各集团军下达的任务常常完全不切实际。只需看看他在1944年11月初提出的首个攻占布达佩斯的计划有多么愚蠢就足够了。他打算通过正面突击攻入城市，让坦克沿着主要林荫大道推进，一天之内占领佩斯，然后通过桥梁进入布达。在攻城期间向下属部队下达的命令同样不切实际，例如他屡次要求一天之内拿下佩斯，可这根本就没法实现。如今，很难评判布达佩斯战役是否有可能更快结束，但可以肯定的是，苏军指挥员们当时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望。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肖像照，推测拍摄于1945年。
谬传九：1945年1月中旬，被围困的守军本有获救的机会，只是由于希特勒愚蠢的“不许撤退”命令才使其未能得救？
大量西方著作、尤其是由德国老兵撰写或参与编写的的书籍声称，在1945年1月11日~12日“康拉德2号”救援行动期间，被围困的守军本有机会得救。让我们回顾一下事件经过：一支德军先遣小分队从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向东南方向穿插，抵达了布达西北约20公里处，随后希特勒介入并叫停了这次进攻。然而，仔细研究相关档案文件后会发现，他的决定总体上是正确的。首先，行动的本意并非解救守军，而仅仅是打通一条补给走廊，守军本身仍需留在城内。
其次，这条走廊极为狭窄，即使德军先遣部队成功推进至布达，也必须守卫两条被拉得过长的侧翼，每条侧翼都长达40公里。对于苏军来说，永久切断这条走廊并非难事。而且不应忘记，当时布达佩斯守军同时部署在城市的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使要进行撤退，守军也必须先从佩斯经桥梁撤离，然后才能沿走廊突围。
此外，俄罗斯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这支先遣分队从西北方向抵达布达的可能性为零。在其可能经过的线路上，几乎每公里都建有坚固的苏军防御阵地，更何况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一个坦克军和一个骑兵军已经调往德军突破地带。诚然，匈牙利这一地区的地形多山，不适合坦克作战，但也意味着沿走廊行进的德军纵队将成为苏军骑兵、炮兵和航空兵的易攻击目标。
在此背景下，匈牙利历史学家翁格瓦里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说法“马利诺夫斯基曾倾向于让被围守军突围，从而结束布达佩斯战役”就显得相当荒谬了。在此只需陈述一个事实：当时负责布达地区战事的是托尔布欣，而非马利诺夫斯基。除此之外，档案文件显示，从巷战一开始，苏军指挥部就已考虑到敌军试图突围的可能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构筑阻截阵地、建立用于应对突围的战术预备队，以及规划各种反制方案。最后，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守军成功逃脱，斯大林的怒火该会有多么强烈。这位独裁者可能的反应就留待各位去想象了。
德国陆军总参谋部1945年1月12日的战场态势图所给出的布达佩斯附近敌对双方的兵力部署。
谬传十：如果德军的救援部队仍然成功抵达该城，这是否不仅会给被围困的守军，也会给城中的居民带来解放？
或许当时和现在的许多匈牙利人都认为，德军若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哪怕是暂时的），将给当地民众带来部分或完全的解放，但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德国在这方面的计划令人震惊，根据希特勒和古德里安的指示，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沃勒大将打算在多瑙河西岸构筑一道防线，并向布达调集用于城市攻坚的重型武器——炸药、火焰喷射器、“虎王”坦克、突击炮，甚至还有可怕的600毫米“卡尔”臼炮。我们只能猜测，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施，布达佩斯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最有可能的是，战后它会变成凡尔登、华沙、斯大林格勒或卡西诺山那样的战争废墟。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希望感受到保护与理解（就他们的民族事业和理想而言），但残酷的事实是，希特勒、他的将军们以及大多数士兵对此毫不在意，档案文件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1945年1月德军试图解救被围困的布达佩斯守军期间，一辆德国半履带装甲车正驶近一辆燃烧的苏联卡车。
谬传十一：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布达佩斯守军有18.8万人，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数字的？
守军有18.8万人的说法本质是为俄罗斯宣传服务。这个数字由两部分构成：5万人阵亡，13.8万人被俘。5万人阵亡的数字完全荒谬。并非因为这个数字毫无依据，而是因为它并非基于实际的清点人数，而是基于苏军司令部的估算。可是在战斗中几乎不可能准确评估对敌方有生力量的损失，因此主要交战国的军队都懒得去报告敌方的伤亡人数（通常只统计俘虏人数）。
唯一的例外是红军。红军各部队每天都要上报对敌方有生力量造成的损失，而这些数字通常都是整数，也就是说充其量只是粗略的估算，这些数据随后被汇总并上报莫斯科。因此，许多类似这5万人的不实数字就出现在了档案文件之中。战俘的情况同样荒谬。在布达佩斯战役中，大量平民（适龄应征男子）被登记为逃兵，随后被上报为战俘。
更荒谬的是，在某些天，苏军上报的“逃兵”人数甚至超过了正规战俘的人数。很明显，斯大林需要劳动力。但也有可能是马利诺夫斯基为了给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寻找理由，只是做得太过分了，因为他在1944年底提交的初始报告中所显示的守军人数（9万~10万）才是真实情况。而战役结束后不久撰写的报告则声称，在佩斯市中心有数千人的敌军预备队，而马利诺夫斯基的司令部“起初并不知情”。至于斯大林本人是否相信了这种无稽之谈，那就另当别论了。
1945年2月，一队在布达佩斯被俘的德军战俘行走在街道上。
谬传十二：施密德胡贝尔（Schmidhuber）将军拯救了佩斯隔离区的犹太人吗？
这是最难驳斥和解释的谬传之一。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1945年1月的第二周，瑞典外交官、慈善家拉乌尔·瓦伦贝（Raoul Wallenberg）里得知阿道夫·艾希曼意图摧毁犹太人隔离区，便联系了驻佩斯的德匈联军司令施密德胡贝尔将军，以阻止该计划。施密德胡贝尔因受到战后将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威胁，迫于压力同意提供安全保障。
这一说法在战后由布达佩斯的一位高级警官萨洛伊·帕尔（Pál Szalai）传播开来，这也帮助他免于绞刑。另一位帮助拯救了许多犹太人的外交官乔治·佩拉斯卡（Giorgio Perlasca）则称，是他通过联系匈牙利内政部长加博尔·沃伊瑙（Gábor Vajna）挫败了这场屠杀。然而这两种说法中都存在许多不切实际之处。首先，应当考虑到，在当时所描述的那个时间段，守军主要关注的是是将尽可能多的资源（人员、武器、物资）撤往布达，其它事情根本无暇顾及；此外，佩斯城内始终缺乏适合战斗的人员，任何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被高度重视。
据说当时犹太隔离区里约有7万犹太人人。那么要消灭他们需要多少人手，又要花费多长时间？更何况当时正处于万分危急的战况之下？佩拉斯卡的说法也同样令人费解。在相关事件发生期间，身处布达佩斯的是法西斯政府高级官员埃尔诺·沃伊瑙（Ernő Vajna），而非部长加博尔·沃伊瑙。佩拉斯卡是真的分不清这两个人，还是仅仅把不同时期的事件混为一谈了？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很少有人考虑到被围困的轴心国部队弹药有多么短缺。到了1945年1月中旬，守军每支步枪的每日弹药配给量已降至可怜的60发。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会浪费如此多的弹药去执行这种毫无意义、更不用说耗时费力的任务。要杀死大约7万人需要多少发子弹？需要多少名刽子手？他们完成这项肮脏的工作又需要多少时间？这些都是无需回答的问题。
最有可能的结论是，没有人真正下决心要摧毁犹太人隔离区，即便曾有过这种念头，也很快就明白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这种情形在战后对许多人存在利用价值，他们便抓住了这个机会加以利用。当然，这绝不因此贬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功绩。
匈牙利战时地图所展示的于1944年建立的布达佩斯犹太人隔离区。
谬传十三：马利诺夫斯基讨厌罗马尼亚人？
罗马尼亚第7军一直参与布达佩斯地区的战斗，直至1945年1月15日，之后被撤出并派往斯洛伐克山区的森林中作战。关于罗马尼亚部队为何被撤出布达佩斯，存在几种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匈牙利人对罗马尼亚人的抵抗比对俄国人激烈得多，这导致马利诺夫斯基将其撤走。然而，每日报告显示，罗马尼亚部队俘获的匈牙利俘虏数量与俄国部队俘获的数量大致相当。因此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匈牙利历史学家翁格瓦里则声称，马利诺夫斯基不想与罗马尼亚人分享胜利的荣耀，因此将他们撤走。
诚然，在斯大林关于攻克该城的最终嘉奖令中并未提及罗马尼亚部队，但这很难说是主要原因。马利诺夫斯基自己报告称，他撤走罗马尼亚部队是因为他们的推进速度比邻近的苏军部队要慢。他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但应当考虑到的是，索瓦（Sova）将军的部队几乎没有得到苏军指挥部的额外支援（坦克、重炮、航空兵、工程/工兵部队），而且他们必须穿越一片布满工厂和坚固公共建筑的地区以向前推进，攻克这些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也不能说罗马尼亚部队战斗力弱，因为所有文件都显示他们士气高昂，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化装备的不足。该军被撤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苏军认为他们在布达佩斯战场已经不再需要罗马尼亚部队了。
1945年1月上旬，在布达佩斯的一条街道上，罗马尼亚炮组成员正以人力拖拽反坦克炮。
谬传十四：马利诺夫斯基在攻占该城后，是否真的允许他的部队在城内劫掠三天？
这个恐怕是最陈旧的谬传之一，因为它在围城战结束后便立刻开始流传，这也是最难驳斥的一个谣传，因为它属于“都市传说”一类。它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很可能是普通匈牙利人解释胜利一方军队劫掠行为的说法。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天”这种说法本身就很荒谬，因为自战斗结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苏联师在城中停留那么久，他们几乎全被派往西北方向追击守军逃窜的残部了。
事实上，给红军带来恶名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早在他们进入匈牙利领土时就已开始，士兵们无需任何特别许可便肆意妄为。所谓马利诺夫斯基会纵容此类行为的说法听起来就很荒谬。了解其生平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举止文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尽管作为指挥官有种种缺点，但从纯粹人性的角度来看，他绝对反对此类行为，其本人签署的一系列谴责抢劫和暴力的命令就是明证。那些违法乱纪行为源于苏联制度下滋生的劣根性，它造就了贫穷无知的人，而非源自某个指挥官的指令或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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