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是所有科研人的一道坎吗？
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戚益军带来一份关于优化青年人才评价机制的建议，呼吁建立“生理年龄”与“学术年龄”并行的双轨制评价体系，为不同成长路径的人才提供公平发展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金双根也建议，将原有刚性上限（如35、40、45岁）调整为更具弹性空间的“生理年龄”，并在评审中引入“科研工龄”（即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年限，如10年、15年、20年）作为重要参考维度。
今年2月，2026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青工委主任、同济大学国豪书院副院长任捷教授也提出，在人才评价体系中引入“学术年龄”。
被频频提及的“学术年龄”究竟是什么？它是破解科研人员的“年龄焦虑”的办法吗？
“生理年龄”vs“学术年龄”
年龄，通常指在生物学意义上，一个人从出生时起到计算时止生存的时间长度。人从生到死，生命活力由迸发到消亡，即是一个生命周期。
而从另一个维度讲，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经历遭遇的迥异，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各有特殊性。即使处于同一生理年龄、同一时间，不同个体也各有其丰富且异质的生命体验。
因此，在社会学领域，人们提出“社会年龄”这个概念，通过个体社会行为成熟程度、人际交往中的角色作用，来衡量其社会化发展水平；在心理学领域，“心理年龄”则依照个体心理活动的健全程度确定的个体年龄。
以此类推，在学术科研领域，人们通过研究学术活力和生理年龄的关系，试图摆脱“生理年龄”带来的局限。这类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就已盛行。研究表明，就总体而言，实足年龄与学术活力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联，构成影响的其实是年龄所附带的社会与文化以及个体、心理和经验因素，即社会年龄和心理年龄而非实足年龄本身。
因此，引入“学术年龄”十分必要。
“学术年龄”，是以取得博士学位时间、首次全职科研工作时间或独立领导团队科研时间为起点，计算科研工作年限。例如，一个博士生28岁毕业，做一个实验课题要到38岁才出重要成果，而他的学术年龄其实只有10岁，依旧处于学术活跃期。戚益军表示，相较于生理年龄，这更能客观反映学术积累周期与科研投入时长
然而，当“学术年龄”尚未成为通行规则，“生理年龄”这道门槛，依旧清晰可见。
跨不过去的“年龄门槛”
在我国学术界，以年龄作为政策设计依据的现象极为普遍，在政府以及高校的研究资助、学术奖励（包括人才计划）以及学术聘任等方面，大多政策都设置了“年龄门槛”。
把生理年龄作为遴选人才的重要标准，或许在特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的筛选作用。它用最直观的方式选拔、分配人才，将资源适度向更年轻的研究者倾斜，达到“济弱扶新”的目的。
然而，当年龄以一项“硬性指标”出现时，在数字之外，更成为一位研究者“何时应当达到何种学术阶段”的隐性时间表。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面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起步基金项目，已成为大批博士、青年教师们的必争之地。它明确要求申请当年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
一般来说，一位研究者本科四年、硕士两到三年、博士通常还需四至六年，若中间经历转专业、出国或延毕，进入独立开展研究阶段时，往往已接近甚至超过30岁。而从完成博士到形成稳定成果，还需要数年的积累与试错，这意味着不少研究者真正拿出有分量的成果时，时间点已逼近35岁。当“35岁”被设定为重要节点，一部分人刚刚进入产出期，便已面临资格受限的现实。
再者，年龄“倒计时”所带来的紧迫感，驱使学者去追求一条标准化的成长路径，以确保在关键年龄之前完成“应有进度”。“赶时间”做研究，带来的只有研究节奏被压缩，选题更倾向于周期短、见效快的方向，而那些需要长期积累与反复打磨的问题则被主动回避。久而久之，研究的深度与原创性被挤压，催生出急功近利的产物。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从1985年的32.25岁上升到2023年的39.5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整体呈上升趋势。
教育的时间拉长，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使得放宽年龄限制成为必然趋势。淡化年龄这道“硬门槛”，已成为进行时。
让年龄不再成为标签
2026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对现有科研人才的年龄限制政策提出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晔光建议，全面梳理现有科研项目的年龄限制条款，除青年科技人才专项基金外，取消项目负责人及成员的年龄硬性限制，保障所有科研人员能够申报与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王桂林建议创新职业发展与评价体系，探索设立“长周期青年科学家项目”，推行更加包容的考核机制。
近年来，从项目申报到人才计划，一些制度的出台或放宽年龄限制，或引入更具弹性的评价方式，试图为不同发展节奏的研究者留出空间。围绕“年龄松绑”的一系列探索，正逐渐展开。
在国家政策的大趋势下，各地也逐渐对现行标准进行修订，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2024年，新修订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出台，其中加大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对于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年龄，由现行不超过40周岁修改为不超过45周岁，并增加授奖人数，由不超过5人修改为不超过10人。这一举措，大大激活了在川科技青年的创造活力。
2025年6月，新华社在报道《让更多优秀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时透露，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中为35岁以下科研人员单设赛道，打破以往“台阶式”的人才成长路径，及早发现有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给予最长20年的高强度稳定支持，使其能够“十年磨一剑”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
与其他职业相比，学术职业既具有智力与意志的挑战性，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然而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很多学者刚刚进入状态，却已经触碰到所谓的“年龄上限”。
正因如此，引入“学术年龄”，打破生理年龄的硬性界限，显得尤为关键。随着年龄门槛逐渐松动、长周期科研获得更多支持，人才评价正变得更加弹性和多元。期待未来的学术世界，不再被时间表钳制，更多科研者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让真正的探索与创新得到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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