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教职员工焦急的电子邮件和恐慌的短信，绝非我所期盼的2025年开局方式。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身为医学院的研究事务副院长，我的工作日常竟会变成应对混乱的经费终止和联邦研究资金的拖延。更令人无奈的是，这一切居然都打着推动科学进步的旗号。
放眼全美，我们这些身处科研领导岗位的人，都从未经历过类似特朗普政府针对大学和科学界所发起的冲击。
白宫终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拨款，是我最初察觉到科研工作已无法照常运转的危险信号之一。
这一举措对农业、食品及其他全球性研究造成了沉重打击，密歇根州立大学正是受波及的机构之一。不过，我所在的医学院当时并未受到直接冲击。
直到政府效率部将目光投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时，危机才真正降临到我们头上。外界普遍将该部门视为特朗普政府旨在消除官僚浪费的机构。
随着白宫挥舞预算手术刀，将矛头对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我的工作世界彻底陷入了混乱。
娜拉·帕拉梅斯瓦兰作为医学院研究事务副院长的工作，已经演变为应对日益加剧的混乱与不确定性。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院经费中断固然会拖慢科学进步的步伐，但这场剧变也带来了立竿见影的、现实世界中的人力代价。
以我院一位初级教职员工的遭遇为例。2025年对这位学者而言是决定性的一年：如果拿不到经费，就意味着失业。在学术界，科学家必须自行筹集资金来支持自身研究并支付部分薪水，这已是司空见惯的常态。
负责评估其项目可行性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官员此前曾透露，该申请获批的希望很大。然而到了2025年2月，这位项目官员却遭到政府效率部解雇，这笔经费的命运也随之悬而未决。
这位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交的第二份经费申请同样命途多舛。由于该机构暂停了负责评估经费申请科学价值的评审小组工作，该项目的审查被延误了数月之久。
等到这位教员终于收到初步反馈并重新提交以供再次评估时，联邦政府却陷入了停摆，导致审查程序再度搁浅。时至今日，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白白流逝，既没有任何经费下拨，也没有收到明确的拒绝通知。
失去资金支持，这位教员便无法开展实验，无力支付薪酬或培训学生及其他实验室成员，甚至连购买基础实验耗材都成了奢望。其结果是，科学研究的推进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双双陷入险境；在苦苦等待下一笔经费落实的过程中，他们的处境可谓命悬一线。
令人痛心的是，这并非孤例。无论是在我所在的学院，还是在全美各地，都有许多教职员工在获得资助后，却在项目进行到一半时遭遇政府毫无预兆地撤销经费，且原因往往不明不白。
这种随意的经费终止或长期的不确定性，不仅让教职员工陷入混乱，更波及了学生、研究人员以及所有依靠这些职位养家糊口的家庭。
为教职员工寻找新的资源以维系研究，成了我的当务之急。寻找闲置资金绝非易事。这意味着我必须与学院和大学高层密切合作，盘点可用资源，在各项预算中权衡轻重缓急。同时，我们还要向社会各界发起募捐，开展一场我们称之为“科研救援”的行动。
来自多所大学的一小群医学院研究事务副院长开始在周日举行例会，因为这是所有人唯一能抽出时间的空档。
我们在会上互通有无，提供建议与支持，并试图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援助教职员工。我们会分享来之不易的成功经验，也会为各自机构深陷混乱的泥潭而相互慰藉。
我们之中没有人在职业生涯中接受过应对此类危机的训练，因此，这个群体的相互扶持对我个人而言至关重要。
此外，密歇根州立大学各学院的研究事务副院长也会定期与校方其他官员磋商，集思广益，探讨如何共克时艰，并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
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是不确定性和混乱局面的重灾区，部分人甚至因此选择彻底告别科学界。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院
这种动荡局势所引发的最深远后果之一，便是对下一代科学家，特别是博士生和博士后学者造成的沉重打击。
截至2025年6月，我校已有数十名博士生受到经费终止或延期的波及。在我所在的学院，超过100名教职员工对资金状况忧心忡忡，导致在他们麾下工作的许多博士后学者面临着未卜的前程。
这并非我们学院或大学独有的困境，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性问题。出于对学生津贴和培训资金将被大幅削减的预判，各大高校被迫缩减甚至完全取消了当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
另一场广泛的混乱则源于外籍学生签证的撤销。这种签证原本是国际学生在美国求学的通行证，相关档案记录的终止，直接将国际学生推向了学业与个人生活的双重绝境。
2025年9月发布的一项旨在限制专业技术工作签证的公告，让招聘和培训工作雪上加霜。这一政策进一步束缚了大学招募非美国籍博士后学者和教职员工的手脚。毫无疑问，这些严苛的条件深刻改变了学生和受训者对未来职业生涯的预期。
在2025年针对824名受训者的一项调查中，高达77%的受访者表示，近期的行政命令或联邦政策变动在很大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职业规划。
这些壁垒所带来的长期后果可能极为严峻，尤其是考虑到全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博士后学者中，有超过半数是签证持有者，而全国研究生中这一比例也达到了约三分之一。
近期关于科研经费流向的数据揭示了令人不安的趋势，这对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而言尤为不利。作为研究事务副院长，我最大的隐忧在于这些科学家的生计问题，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需要抚养年幼的子女。
202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研究上每投入一美元，就能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扶持小型企业和开发新技术，为经济创造两倍以上的价值。
无数改变人类和动物健康进程的重大突破，都得益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所提供的持续性联邦研究投资。这些科学发现是由我们在实验室或社区中辛勤工作的真实个体所创造的，而推进这些工作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对这些研究人员支持力度的减弱，叠加研究生招生规模的缩减以及持续不断的签证风波，正面临着抹杀整整一代科学家的风险，其引发的恶果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震荡。
经费终止、研究基础设施资金可能面临削减、联邦劳动力裁员、签证政策动荡、法律诉讼，以及对下一代科研生力军的威胁——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挑战，最终汇聚成一个残酷的现实：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新常态。
如今的每一天都在抛出新的难题：下一个受波及的将会是谁？我们又该如何妥善应对，才能保护好教职员工和学生，让他们得以继续从事那些至关重要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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