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功耀(中南大学教授),文章首发于2013年,原名《朱砂、垃圾科学与年薪》,科学公园略作编辑后重发

2013年,网上爆出某仁堂生产的40多种中成药含朱砂,被香港卫生当局责令召回,禁止销售。一时间,国内舆论大哗。中毉药的安全性问题再次引起了网民的强烈质疑。有网民希望我就这一事件写点东西。今天,总算是遂了这种心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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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入药的历史可追溯至晋代,最初由道家将其引入药用。据葛洪所著《抱朴子》记载,有人发现临沅县(今湖南省常德市)境内一户廖姓人家世代长寿。探究其因,竟在于该户井中埋藏有十斛朱砂。由此,道家萌生设想:若将朱砂炼制,其功效应优于水浸。自此,道家开始以朱砂炼丹,旨在助人延年益寿。

朱砂入药后,关于其毒性的争议便随之产生。魏朝吴普称朱砂无毒,梁朝甄权则断言其有大毒。与李时珍同时代的何孟春提出:“朱砂性寒、无毒,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物性随火而变。”此观点亦为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中所引述。沈括记载,其表兄之徒曾将一块冲洗过的朱砂服下,当晚即出现“懵冒”症状,终致一夕毙命。沈括对此深感困惑:一种婴儿亦可服用的养心安神之药,何以毒毙成年男子?遂将此事件录于《梦溪笔谈》。

今人较沈括已有显著进步。彼时未能理解的现象,现今已可明确阐释为汞中毒。有观点认为天然朱砂无毒,此说实属谬误。事实上,朱砂已被列为三大最毒中药(朱砂、雄黄、乌药)之首,亦在十大最毒矿物(朱砂、雌黄、辉锑矿、铜铀云母、雄黄、石棉、方铅矿、硫砷铊铅矿、胆矾、碲化汞)中居首。由此可见朱砂毒性之剧烈。

朱砂在英语国家称为cinnabar。若以古汉语直译,亦可译作“朱砂”,因该词本义即为“砖红色”。

据查证,全球范围内仅印度与中国将朱砂用于药用。古代南美洲居民曾以朱砂作颜料,但未入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朱砂毒性有深入了解,所识别的中毒症状包括肌无力、身体震颤、意识障碍,严重者可致死。这些认识与沈括的记载相符。此亦印证本人七年前所言:可致外国人中毒之物,同样可致中国人中毒。中国人并非如某些“科学文化人”所鼓吹或设想那般,中药仅对外国人有毒而对中国人无害;仿佛中国人乃来自另一星球、刀枪不入、百毒不侵之神人。

除南美洲外,西班牙距马德里225公里处的阿尔马登(Almadén)地区曾有裸露朱砂矿。古罗马人占领该地时,发现当地居民普遍易患呼吸系统或神经系统相关疾病,且寿命较短。当地民众因恐惧而纷纷迁离。罗马人占据西班牙后,竟将该地用于处决奴隶与死囚。由此可见,古代西班牙人与罗马人亦知朱砂有毒。

某仁堂卷入“朱砂门”事件后,《科技日报》记者林莉君撰写了一篇题为《朱砂入药,无毒》的采访报道,刊发于当年5月25日《科技日报》头版。该报道显然旨在为某仁堂辩护。经详细查阅,记者所引“专家言论”既表现出对经济利益的执着,亦透露出对生命安全的漠视。实则,此类言论乃中毉药界反复陈述、民众屡次驳斥的陈词滥调,属典型的“垃圾科学”(junk science)。

近日,本人为韩国读者撰文一篇,明确提示:于知识爆炸时代,尤须警惕“垃圾科学”。

“垃圾科学”这一术语并非由科学哲学家首创,而是美国司法部于1985年首次使用。其原意指那些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实验规范与逻辑要求,却以科学之名流行的虚假科学。由于此类科学常涉法庭,引起美国司法部门不满,故得此贬称。此概念提出后,震动了科学哲学界。至90年代,科学哲学家将“垃圾科学”概念大幅扩展:凡基于虚假实验数据的科学、社会学家认为可能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及生命安全的科学,以及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的科学,均被归入垃圾科学范畴。

毋庸讳言,中毉正是同时具备上述三项特征的垃圾科学。

为使更多人从中毉药此类垃圾科学的误导中觉醒,下文将再次对这些专家所鼓吹的陈词滥调进行分析。

首个陈词滥调为:“游离汞有毒,然朱砂入药自古有之。若炮制得当、配伍合理、遵医嘱用药,则不仅无毒无害,更能治愈疾病。”

前文已列举甄权、沈括、何孟春三位古人对朱砂毒性的论述,以及南美洲与欧洲历史上的相关记载。这表明历史上对朱砂毒性已有一定认知。所谓“自古有之”,仅可视为古人认识水平局限之标志,而非延续愚昧之理由。至于“炮制好”与“配伍好”以何为标准、如何评价,迄今中毉药界尚未提出明确准则,实为毫无辩解价值的空话。

事实上,朱砂无法通过“炮制”或“配伍”达到无毒状态。

朱砂基本化学成分为硫化汞。因其含汞,西方国家早已禁止内服药中使用汞元素。加之其历史上无朱砂入药记载,故对朱砂入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讨论毫无兴趣。此状况为中毉药界“填补空白”及获取“领先世界的科研成果”提供了独特机遇与条件。

当今世界,汞中毒已引起全球关注。此种关注源于化工行业,而非朱砂入药。较之马兜铃科植物中毒,汞中毒更令人担忧。马兜铃科植物中毒主要局限于泌尿系统,可导致膀胱癌、肾功能衰竭或肾癌,目前未见影响其他系统的报道。汞中毒则不同,可侵害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肝脏、肾脏、骨骼等多个器官与系统。其中毒途径亦更广泛:经肠胃消化、呼吸或膜吸收均可导致汞中毒。最严重的汞中毒当属水俣病(Minamata disease),此病于1956年在日本发现,基本症状包括肌无力、意识障碍、视野狭窄(我国俗称“对子眼”)、失聪、语言障碍,严重者可致精神失常、昏迷,并于数周内死亡。今年1月19日,全球147国医疗卫生专家联合起草《预防汞水俣病公约》,预计于10月正式签署为国际约束文件。

在此严峻的汞中毒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得不重视朱砂入药的安全性问题。因此,该问题已成为我国医学科学界的热门议题。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国内关于朱砂入药安全性的研究,均带有“弘扬中毉药文化”的理论预设。稍有科学哲学常识者皆知,任何具预期理论义务的研究,均可能陷入“围绕结论寻找证据”的哲学陷阱。故目前所见关于朱砂入药安全性的科研成果,无一例外皆属垃圾。

于本人学术视野内,仅有一篇关于朱砂入药的综述性论文尚可一读。该文由三位中国学者与两位外国学者合著,发表于《皇家医学杂志》,标题为《传统医学中的汞:朱砂的毒性与通常的汞一样吗》(Mercury in Traditional Medicines: Is Cinnabar Toxicologically Similar to Common Mercurials)。三位中国作者来自贵州中毉药大学与遵义医学院,署名在前;两位外国作者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署名在后。他们声明研究动机是为朱砂入药提供科学咨询,然其结论颇为滑稽:朱砂入药较单质汞安全得多。

依本人之见,此结论实无意义。

本人曾在某学术会议上闻听类似“高见”:作者经长篇“理论与实践结合”论述后,得出结论称“制约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水资源问题”。另,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机构“经实地调查”后亦得出结论:“北京市交通最通畅时段为凌晨两点至四点”。此类科研成果,于本人看来,皆与未言无异。

值得注意的是,该五位学者发表综述后不久,两位意大利药物学家——泡罗(Paolo D. Pigatto)与吉安泡罗(Gianpaolo Guzzi)——联合发表一篇“微评论”,题为《朱砂的临床毒性》(The Clinical Toxicity of Cinnabar)。他们提出五点批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未提醒读者注意人体对朱砂中汞元素存在与剂量无关的特异性非过敏反应;且关于“依地酸钙钠可解汞中毒”的结论缺乏证据。

忆及早年学习中毉时,医书载朱砂用法为“另包,水飞服”。具体操作是:将朱砂以白布单独包裹,不与其他药物同煎,置于备好碗中,以熬好汤药冲入,待汤药冷却后取出朱砂,饮用药汤即可。此法下,朱砂确属无毒,因常温下其水解度低于0.001克/升。此时朱砂并未进入体内,而是原封不动自布包中取出。

“现代中毉”使用朱砂之法,似已非本人早年所学。其方式更似沈括表兄之徒,直接将朱砂服下。此无异于自寻死路。事实上,朱砂在加工成粉末过程中,已有部分汞元素转化为游离汞。汞于常温下为液态,357℃即可气化。气化汞易被吸入人体,导致呼吸系统汞中毒。此外,经物理加工或加热煎煮产生的游离汞,若与盐酸或甲烷发生化学反应,可生成升汞、甲基汞或二甲基汞。此类物质毒性远高于单质汞,其中甲基汞毒性较单质汞高千倍以上。体内累积甲基汞达10毫克,便足以使一名70公斤健壮男性于两周内死亡。此即明朝何孟春所言朱砂“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之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中毉药界至今轻视此毒理,称其属“西方科学”。一群漠视汞中毒病理者,竟自称可寻得“合理”配伍与炮制方法以消除朱砂毒性,实难想象有何等愚昧之人会信此妄言。

第二个陈词滥调为:使用毒药乃中毉一大特色。西药中亦多有毒物,故中毉用毒药亦属正常。

此说较任何垃圾科学更为荒谬。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毉中药一直标榜“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在我带头掀起的反中毉浪潮的冲击下,现在他们终于承认“用毒药是中毉的一大特色”了。

是的,西药当中也有许多是有毒的。但是,中毉用毒药和西医用毒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概括地说,西医当中的毒药是可控制的,可代谢的,结果明了的,甚至是可预知的。中毉使用毒药全都是不可控制的,不可代谢的,结果不明了的,甚至,对中药到底有没有毒,哪些中药有毒,哪些中药没有毒,中毉界至今茫无所知的。正由于这样,鲁迅先生才把中毉叫做“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我多次举过的。

发明抗生素是医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进步。如果没有抗生素的发明,现在的人类恐怕依然平均活不过40岁。绝大部分人还会因为无法控制的细菌或寄生虫感染,而失去得老年病的机会。现在有那么多的人得“老年病”,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抗生素对人类做出的一大贡献。但是,抗生素是有毒的。并且,“抗生素有毒”是医生和药物学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的。

西医药物学家明明知道抗生素有毒,为什么还要用呢?中毉界的人完全不懂医学史,也不懂西药研究与制造的药理,多次借这个话题给西医西药“扣屎盆子”。事实上,西医安全使用毒药的信心首先源自“艾尔利希魔弹实验”。20世纪初,德国药物学家艾尔利希通过605次的失败之后,找到了利用毒药治病而不严重伤害人体的方法,也就是,在使毒药毒死细菌和寄生虫的同时,可以确保人体自身的安全。这些药物仿佛可以分清敌我的“魔弹”,能够有选择性地杀伤敌人,而不杀伤自己人。药物代谢动力学兴起之后,人们又进一步地发现,可以通过药物的代谢动力学实验去判断药物的安全性。这样,使用毒药治病就已经有了“双保险”了。加上这些毒药的分子式在进行药物代谢实验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它又为在极端情况下实现对药物安全性的人工控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如此,被批准入市的西医毒药,就有了第三副保险带了。遗憾的是,像西药研制中的“艾尔利希魔弹实验”,药物的代谢动力学实验和分子结构测定,在中药研究中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中药的毒副作用是事先可预知的,也没有任何有毒中药的毒理是事先就清楚了的,因而,没有任何中草药的毒副作用具有人工可控制性。一个是可以控制的,一个是不可控制的,二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呢?

第三个陈词滥调:中毉用药讲药性,西医用药讲成分。用西医方法评价中毉方法是不尊重中毉。

坦率地说,我们没有必须尊重中毉的义务。不仅如此,由于中毉从来不尊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权力蔑视和批评中毉。谁尊重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尊重谁;谁蔑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蔑视谁。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至于“中药讲药性”,从来就不聪明,而今更显愚昧。对此,宋朝的寇宗奭早就批评过了。现在的中毉泰斗还拿它当宝贝,实属不智。比如说,寒、凉、温、热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可是,有哪一位中毉药教授或中毉药泰斗可以把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界说清楚?中毉生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说不清楚,凭什么要我们相信他们“依据药性用药”是合理的呢?

中毉生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西药讲成分”,却完全不知道西医如何讲成分。其实,“西药讲成分”,首先就要求进入人体的成分尽可能地单纯,以便于在极端情况下进行人工控制。其次,西药不但要讲药物成分如何进去,更重要的还要讲这些成分如何出来。按照“西医讲成分”的规则,凡是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被批准入药。可是,到目前为止,中药的绝大部分成分进出人体的关系至今不明。比如说,重金属进入人体之后,需要找到恰当的螯合剂,才能使重金属从人体当中被拿出来。可是,螯合剂并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没有找到螯合剂,这些重金属就是只进不出的东西。中毉生用药,只讲进去,不讲出来,这怎么可以与“西药讲成分”相比呢?

“中毉讲药性”至今讲得含含糊糊,所以在临床上也是混乱不堪。假若一个人因为吃寒药而中毒,中毉生绝没有把握说,可以用热药急救。反之亦然。更何况中药的药性从来都是中毉生自己胡乱标榜出来的。它既没有确定性的经验描述,更没有丝毫的实验依据。木通曾经被标榜出来的药性是“辛、平、无毒”,中毉生一直拿它来为产育期妇女催奶。但它现在却被暴出可致肾癌和膀胱癌。如果“中毉讲药性”是有效的,则我们不禁要问,沈括的表兄手下的那位徒弟,在服用朱砂之后出现“懵冒”,是因为凉得太厉害呢,还是因为热的太厉害呢?假若是热得太厉害,中毉生可以用寒药拯救么?假若是凉得太厉害,中毉生又可以用热药去拯救么?千百年来,中毉生一直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讲药性”,一天到晚拿着我们的生命开玩笑,叫我们如何尊重他们呢?

非常巧合,我在拿到2013年5月25日的《科技日报》的同时,也拿到了当天的《潇湘晨报》。后者在B1版刊出了一则《九芝堂前高管讨薪》的消息。

它的原委是这样的:

2013年4月17日,九芝堂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接受了总经理程继忠的辞职。原因是,程继忠在2012年的任内,企业的净利润持续下滑。一季度下滑11.87%,半年报再下滑13.8%,三季度再下滑19.47%。四季度更邪门,继续下滑了73.12%。在程继忠的任上,程总聘用了两名高管负责销售。一个是王道东,负责非处方药销售;另一个是李玉荣,担任媒介总监。中药通过媒介吹牛扩大销售,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秘密。大约为了调动这两位高管的积极性,程继忠曾经口头答应他们分别60万元和50万元的年薪。其中的一半,以工资形式发放;另一半则以绩效奖励形式发放。由于绩效下滑,他们都没有拿全程继忠口头许诺过的年薪。于是,就有了“九芝堂前高管讨薪”的那一幕。

我已经多次讲过,医药消费属于“不得已消费”。医药消费高,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高。这与其它生活消费是不同的。我在课堂上谈到医药经济的时候,也多次讲述过一个基本的医药经济学原理:药市场依赖于医市场,医市场依赖于病市场。

遗憾的是,我国的病市场、医市场和药市场往往是相互背离的。在国际上,普通感冒是最小的医药市场。在我们中国,它竟然是最大的医药市场。在我看来,中药市场是最不正常的药市场。这个市场仿佛与疾病市场毫无关系。它似乎既不依赖于病,也不依赖于医。说白了,它只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愚昧程度和药品销售回扣不正之风的严重程度。民众越愚昧,药品回扣不正之风越严重,中药市场就越景气;民众越开化,中央打击药品销售回扣不正之风的力度越大,中药市场就越衰落。如果全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从被中毉药的愚弄中觉醒起来,恐怕所有中毉药企业都得关门。这就是那些中毉药高官和高管对我恨之入骨、咬牙蹙额的原因所在。所以,在我看来,2012年九芝堂的销售业绩下滑,实在怪不得程继忠,更怪不得王道东和李玉荣,而实在是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觉醒所使然。

九芝堂是以陆九芝的名字命名的中成药生产企业。它与北京的某仁堂是同辈兄弟。某仁堂被爆出“朱砂门”,势必要影响到九芝堂。反之亦然。在我看来,九芝堂的高管讨薪在某仁堂上演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中毉药企业高官和高管几十万元的年薪计,才有中国中毉药协会的高官和高管粉墨登场,公开散布垃圾科学的闹剧出台。说得更展开一点,中毉药界的高管或高官频繁地活跃于政界、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都是为了那“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年薪。所谓“优秀的中毉药文化”和“民族利益”,无非他们经常使用的遮羞布而已。

年薪是他们的。朱砂是有毒的。垃圾科学是害人的。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我们没有先天的义务尊重中毉,更没有先天的义务将我们的生命送给中毉药界的高官和高管去赚取他们的年薪。为避免受朱砂一类的毒药的危害,我们没有任何义务盲从于中毉药界的宣传伎俩,把我们的生命去做“弘扬中毉药文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