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3日，松花江上飘来几条船。船上坐着492个日本退伍兵，他们没穿军装，手里拿的不是枪，是锄头和镰刀。船到了佳木斯，还没等靠岸，岸上就响起了枪声。这帮人吓得缩在船舱里，愣是一整天没敢下船。
您猜怎么着？枪声是东北抗日武装打的，意思很明白：这片土地不欢迎你们。
可他们还是下来了。
这批人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但他们干的哪是屯垦的活儿？下了船就进了城，扛起枪替关东军站岗放哨，出去镇压抗日武装。这哪是农民，这分明是穿着庄稼人衣服的兵。
后来他们有了个更体面的名字——“开拓团”。听起来像是在荒地上开垦种地、建设家园。可当地中国农民不这么叫，老百姓管他们叫“屯匪”。
这名字没叫错。
第二年开春，这批人进了依兰县永丰镇，建了个村子叫“弥荣村”。弥荣是神道教的话，意思是繁荣昌盛。可他们的繁荣，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周围的良田，他们看哪块好就占哪块。中国农民不走？烧房子，打人，往死里打。那架势跟土匪抢地盘一模一样。
更绝的是价钱。日本人要买地，十亩地给一块钱。一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亩地的正常价，少说也得十几块。这哪是买，这就是抢。可他们还装模作样地签合同、办手续，好像挺正规似的。
老百姓的地契怎么办？日本人挨家挨户搜，翻箱倒柜，拆墙挖地窖，找出来就没收。您说这是开拓还是抢劫？
1936年，日本政府把这事儿干大了。他们定了个计划：二十年往东北移一百万户、五百万人。五百万人呐，当时日本全国才六千八百万。这是要把东北变成第二个日本。
可日本人不会种东北的地。他们在日本种水田种惯了，到了东北种旱田，还用水田那套办法，种子往地里一撒就不管了，收成可想而知。产量不够怎么办？抢老百姓的。
这就有了“出荷”——日本话，就是把粮食交出去。交多少？上面说了算。价钱多少？上面说了算。往往是市场价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交不够怎么办？警察上门，打，关，不给配给品。老百姓把口粮交出去，自己饿肚子。有人扛不住，就上吊，就跳井。
1943年，光北安省一个望奎县，五户人家一个月里就有三十多人自杀。这不是战争，这是饿死人的灾荒。
老百姓不是没反抗过。
1934年，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那一带，日本开拓团来了，强占土地，没收民枪。有个叫谢文东的地方头头，带着两千多农民扛起枪就干了。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农民第一次有组织地拿起武器反抗。
可日本人报复起来，那叫一个狠。开拓团的守备队和关东军骑兵汇合，见村子就烧，见人就杀。十个小时，四百四十多个老百姓没了，两百多间房子烧成白地，二十多万斤粮食化成灰。
这只是个开始。那一年，日本人血洗了十二个村子，杀了一千一百多人。
我再说一个人，凌升。
这人是蒙古贵族，伪满洲国成立后当了兴安北省的省长。他一开始跟日本人合作，可后来发现不对劲——自己这个省长就是个摆设，实权全在日本人手里。他心里不痛快，嘴上也没把门的，喝多了说：“我要是早知道你们日本人这样，当初就不该给你们卖命！”
这话传到日本人耳朵里，那就不是喝多了的问题了。1936年，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把他抓了，说他“通苏”。跟他一起抓的还有五个。审判？有的。判完就枪毙。什么叫“欲加之罪”？这就是。
更惨的是那些普通老百姓。
日本人在东北搞“集家并屯”，就是把散住的农民全赶到一个大村子里，周围挖壕沟、筑高墙，门口有岗哨，出入要良民证。老百姓管这叫“人圈”。
进人圈之前，日本人先把原来的村子烧光，粮食抢光，房子拆光。你不想搬？打死你。搬进去以后，几十口人挤一间破屋子，没吃没喝，传染病一来，成片成片地死人。
我给您念一段当年老百姓编的顺口溜：“人圈人们没法熬，租税重，利息高，招来穷人三把刀——借债、上吊、坐监牢。”
还有一首：“早上菜，晌午汤，晚上稀粥照月亮。”
这不是诗，这是命。
日本人还在东北种鸦片，开烟馆，鼓励老百姓抽。为什么？一是赚钱，二是让人上瘾了就没力气反抗。您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过来了。关东军撒腿就跑，把那些开拓团扔在后面不管了。这些当年拿着锄头来抢地盘的日本农民，这时候才知道自己也被骗了。他们拖家带口往山里跑，饿死、冻死、自杀的，不计其数。
可您别忘了，他们当初来的时候，可是带着刀来的。
日本开拓团，三十万人，在中国东北待了十四年。他们的名字叫“开拓”，干的事儿是掠夺。他们不是普通农民，他们是殖民者，是帮凶，是侵略战争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
这段历史，不能因为他们最后也倒了霉，就忘了他们当初作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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