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一人生于富贵之家，却流连烟花之地，渐渐有了纨绔的名号。
可他一生吃喝玩乐，最后却躺赢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功臣，还有了个“福将”的外号。
他是谁？一个放浪不羁的“纨绔子弟”，为何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功臣？
唐家是民国年间湖南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唐家世代为官、富甲一方，乃当地有名的望族。
而唐家最负盛名的，莫过于人称“唐半城”的唐承绪，和他的长子，日后成为国民党上将的唐生智。
但在这群风云人物的背后，还有一个名字，唐生明，唐家最小的儿子，自出生起便备受万千宠爱。
1906年秋，他呱呱坠地，唐承绪爱子心切，又因年纪渐高，对小儿子更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而唐生明也不负宠爱，从小就是个混世魔王，七八岁时，他已是长沙城南一带出了名的“唐小霸王”。
他不是读书的料，却天生有种“唯我独尊”的劲头，一副“你教不了我，是你没本事”的模样，气得老师三天一换、五天一请辞。
父亲管不了，母亲宠不得，最后只好交给大哥唐生智，彼时唐生智年方二十出头，已是湘军中小有名气的军官。
整日忙着军务的他，对这个“拖油瓶弟弟”是又气又恼，直到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位年轻教师，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毛润之先生。
彼时毛润之尚未成为“主席”，不过是师范校中最年轻的一位讲师，但却以“有一身浩然正气，教书如治兵”而小有名气。
唐生智略一思量，便亲自登门造访，他开门见山地表达来意就这样，唐生明被送进了毛润之的课堂。
第一天上课，他依旧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在最后一排，斜倚着椅背，一边吹口哨一边转着墨笔。
但毛润之并未动怒，反而缓缓走到他面前，从桌上拿起一本书，递给他：“你来读一段。”
唐生明心中不服，却又不敢当众示弱，只得接过书本念了几句。
毛润之不急不缓地纠正他的错字、断句，一番讲解，连后排的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
讲完后，他并不责罚，而是点头说道：“你口齿清楚，记忆也好，不用浪费了天赋。”
唐生明从没想过，有人会在他胡闹之后，仍给予尊重和肯定，那之后的日子，他依旧调皮，却渐渐变了。
毛润之知唐生明难驯，便不以强压为法，而是与他“同吃同住”。
他们共住一间斗室，唐生明夜里踢被子，毛润之半夜起身替他盖好；他生病发烧，毛润之亲自熬药端汤。
甚至因为他尿床，毛润之还曾半夜洗尿布、晒被褥，毫无怨言。
在毛润之的课堂上，他读到了《礼记》《大学》《孟子》，也听见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学会了用笔书写，也学会了用心思考。
后来毛润之离开学校，投入革命洪流，而唐生明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悄然脱胎换骨。
1926年，长沙城唐家大院内，一场家族会议正悄然进行，厅堂之上，唐承绪一脸凝重地望着幼子，终究还是开口：“生明，去黄埔吧。”
彼时黄埔军校已成全国风向标，唐生明一听“从军”，本是嗤之以鼻。
但父亲眼神中那股不容抗拒的压力，加之兄长唐生智拍着桌子呵斥：“你若还是唐家的儿子，就去！不然，滚出这个家门。”
他怔了怔，终于收起吊儿郎当的神色，低头答应。
黄埔军校训练营地在广州黄埔岛上，烈日炽烤，蚊虫肆虐。
新兵不能带仆人、不能抽烟喝酒，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列队、负重、越野、刺杀。
对一个曾经出门有轿、吃饭有仆、夜夜笙歌的长沙纨绔来说，这无疑是场炼狱。
唐生明起初不服，几次违反纪律，被当众点名惩罚，可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一位连长的出现。
那人名叫陈赓，黄埔一期生，新兵连时，他曾点唐生明的名字，冷冷道：“你若只是来混名头的，就趁早滚，别浪费老子时间。”
唐生明当即顶了几句嘴，被陈赓一个扫堂腿按倒，差点磕掉两颗门牙。
但也正是这个火气十足的教官，成为唐生明在军旅生涯中最早的引路人。
陈赓不是只会骂人，他带兵有一套，亲自示范刺杀、拆枪、夜袭。
一次野外拉练途中，唐生明不慎扭伤脚，陈赓背着他翻山涉水四十里，硬是让他没掉队。
晚上睡帐篷时，陈赓一边替他擦药一边骂：“你这点苦都吃不得，将来上战场是给谁添麻烦？”
几个月后，结业考核成绩公布，唐生明名列前茅，不久，北伐战争爆发，唐生明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部队，担任连排职务。
作战中，他学着陈赓的样子，冲在最前，睡最冷的地铺，吃最硬的干粮，短短一年内，他数次立功，晋升为营长，成为同龄军官中的佼佼者。
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因战局吃紧，急需武器弹药支援，陈赓此时已投身革命，在中间牵线，找到唐生明，请求一批枪支支援。
唐生明那夜在营房中徘徊许久，上级并未批准，他若调枪等于违纪，若事败，轻则降职，重则性命难保。
可他想起当年那个在他尿床时不嫌弃，半夜帮他洗褥子、晒被子的毛先生；也想起陈赓，凌晨时分，他做了决定。
正是这批枪，撑起了秋收起义最后的反攻，也成就了后来井冈山的根据地建立。
而唐生明，也在这一役中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血色抉择”：在忠诚与危险、信仰与命令之间，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理想的一方。
抗战爆发，大批国民政府官员南撤西迁，只有极少数人，选择逆流而行，踏入敌伪核心，唐生明便是其中之一。
1939年，南京汪伪政权逐渐成型，唐生明以“中央特派顾问”的身份，风风光光走进汪伪政权的核心圈层。
坊间哗然，长沙老街上甚至贴出了“唐氏一门尽忠，偏生出个卖国狗”的大字标语。
有人咬牙切齿骂他“国贼”，有人唾弃他的“纸醉金迷”，可无人知晓，在这看似堕落的表象背后，是一场策划多年、风险极高的潜伏计划。
唐生明的任务，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策反要员、暗中削弱汪伪结构，必要时，予以“清除”。
南京街头，唐顾问身穿定制西服，出入舞厅酒馆，身边环绕名媛艳伎，香车宝马不离身，夜夜笙歌、笑语盈盈。
日军军官见他谈笑风生，称其为“通透的中国人”；汪伪要员更对他青眼有加，奉为座上宾。
在这层“汉奸”外衣的掩护下，唐生明开展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行动。
他通过在酒馆认识的日军翻译官，成功截获一批情报，为抗日立下大功。
他策反了汪伪交通司秘书长，掌握南京通往上海的铁路调度，成功引导一次火车炸毁行动，瘫痪运输线数日。
1945年，抗战胜利，伪政权瓦解，唐生明回到国民党任职。
1949年，新中国即将诞生，彼时唐生明已年过四十，那年夏末，一封来自中共中央的密电送达唐生智手中。
唐生智沉吟片刻，将电报递给弟弟唐生明，兄弟二人对视许久，谁也没有说话。
不久后，兄弟二人一同参与策划湖南和平起义，为湖南战区避免流血争斗立下汗马功劳。
此后，他辗转香港，为两航起义奔波，直到1956年，他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负责统战事务、社会团体联络及海外同胞接洽等工作。
但他从未以功臣自居，面对记者，他始终三缄其口；面对回忆录邀请，他婉拒再三。
从那以后，唐生明定居北京，日常生活极其朴素，他喜欢在院子里种菜，遛鸟，听京剧。
1987年，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传奇落幕，他归于平凡；惊涛拍岸，他心归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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