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壁画】酒泉丁家闸墓（十六）|丁家闸墓|印玺|河西壁画|王法|秦汉|酒泉

在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的“燕居行乐图”中，曲盖的流苏下方垂有一囊状物，学者提及此物可能是盛放官印的“青布囊”。

青布囊是什么？它为何与曲盖一同出现？

图源：《酒泉十六国墓壁画》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附件，是古代官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示奉王法而行”的严肃含义。

关于青布囊的使用，唐代苏鹗的《苏氏演义》有详细记载：“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则以青布囊盛印于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则以青缯为囊，盛印于后也。谓奏劾尚质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缯。自晋朝以来，劾奏之官，专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专以印居后。”

这段文字主要包含以下几层信息：第一，青囊（即青布囊）的用途是盛放官印，明确指出了这是一种存放印信的器具。

第二，盛印的方式因场合而异，有严格的区分。在奏劾之日，必须用青布制成的囊盛印，并将印囊置于身前，以示奉行王法；而在非奏劾之日，则改用青缯（丝帛）制成的囊盛印，并将印囊置于身后。这种材质（布与缯）和位置（前与后）的区分，体现了不同场合下的礼仪要求——奏劾时崇尚质朴直率，故用布；非奏劾时注重文采文明，故用缯。

第三，这一制度自晋朝以来形成定制，成为官员身份的固定标志。文中明确指出，从晋朝开始，负责劾奏的官员专门将印置于身前，而非劾奏之官则专门将印置于身后，这表明该做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官场礼仪。

其实早在汉代，就有了青布囊与印章关系的记载。汉代卫宏的《汉官旧仪》中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秦汉时期，皇帝设有专用的六种印玺，总称“六玺”，包括“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以及对应的“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

六玺皆以白玉制成，印纽为螭虎形状，各有明确分工：如册封诸侯用皇帝行玺，赐诸侯王书用皇帝之玺，征发军队用皇帝信玺；征大臣用天子行玺，策拜外国用天子之玺，祭祀天地鬼神用天子信玺。使用时，文书以武都紫泥封缄，而印玺则用特制的“青布囊”收藏。

可见，青布囊的使用很早就与印玺制度紧密相关。六玺平日存放于青布制成的囊中，囊内衬有白素（白色丝织物），两端无缝，尺寸与“尺一板”（即一尺一寸长的皇帝诏书简牍）相匹配，中间有约署（用于封检或系绳）。皇帝本人并不直接佩戴所有玺印，而是将六玺用金银丝带（縢组）包裹，放入青布囊，由侍中背负随从在侧。

这种制度既体现了印玺的威严与神圣性，也确保了其在实际政务中的便携与安全。秦以前，无论贵贱皆可佩戴方寸大小的私印，材质多样；至汉代，皇帝六玺及其专用的青布囊制度，成为皇权专属的象征，并与驿传体系相配合，奉玺书者乘驰传，驿骑则以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确保政令高效传达。

要理解青布囊在古代服饰体系中的地位，还需从腰饰制度说起。青布囊作为一种盛印的囊袋，属于古代腰饰中的“事佩”。所谓腰饰，即古人缀挂于腰带之上的各类饰物。古代服饰多为宽袍大袖，故需用腰带束腰，腰饰也随之而生，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

腰带上的佩饰大体可分为两类：“事佩”与“德佩”。《仪礼疏·乡饮酒礼第四》载：“释曰：案内则事佩之中有帨，则宾客自有帨巾以拭手也。”魏了翁《礼记要义》卷第十三载：“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孔子以象牙为环，广五寸，以綦组为绶也。所以然者，失鲁司寇，故谦不复佩德佩及事佩，示已无德事也。‘佩象环’者，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

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中《乡党第十》载：“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则有琚、瑀、珩、璜、冲牙。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若事佩，如内则所谓‘左佩纷帨、刀砺、小、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木燧’是也。‘纷帨’，拭物之巾。‘刀砺’，小刀及砺石。‘小’，解小结。‘大’，解大结，貌如锥，以象骨为之。”

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的鞶囊图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由此可知，“事佩”是指具备实用功能的佩饰，多为盛物的囊袋、擦拭的帨巾、用于解绳结的觿等，而“德佩”则是纯装饰性的饰品，以玉类为主，其意义在于象征身份德行或代表礼仪规范。事佩起源于先民为实用便利而随身携带的用具，因其常年显露于衣外，人们便不断赋予其纹饰与形制，使之逐渐成为腰饰中不可或缺的一类。

图源：《酒泉十六国墓壁画》

在囊袋类事佩中，名目繁多，各具用途。小囊是一种小型盛物袋，多佩于腰间，既便于置放细物，又具修饰效果。绶囊为专门盛放印绶之袋，系于腰间，以彰显官阶身份。《晋书·舆服志》记载：“汉世著鞶囊者，系于腰间，谓之绶囊，则以紫囊盛绶耳。”

傍囊即佩于腰间之囊，其制与绶囊相类。锦囊以丝帛制成，用以盛放随身物件，古时衣无口袋，故锦囊成为兼具实用与美观之佩饰，文人墨客尤喜佩之。佩囊为明代官员所佩之红色囊袋，可以红纱制之，成为定制。此外，还有袋，为布或革制成的盛物腰饰；直袋形制为长方形，便于随身携带；算袋用以盛放算具，即古代计数所用的算筹。

凡此种种，名目不一，皆属事佩之类。这些囊袋始于实用之需，成于美观之尚，既见证了古人的生活智慧，也映照出古代服饰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古代腰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囊的出现，与古代官印制度密切相关。秦汉以来，官印是官员权力的象征。官员上任，须持印信；官员离任，须交还印信。印的材质、纽式、绶带颜色，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印囊作为盛印之具，虽非印信本身，却与印信一样受到重视。

图源：《酒泉十六国墓壁画》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制度盛行，官爵的授予和管理更为复杂。印囊的使用，不仅是为了保护印信，更是官员身份的外在标识。劾奏时用青布囊，非劾奏时用青缯囊，这种区分既体现了场合的严肃性，也反映了官员对自己职责的认识——“尚其质直”与“文明”之别，正是儒家“文质彬彬”理念在官印制度中的体现。

回到丁家闸壁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画中所见。丁家闸壁画中，囊袋出现在曲盖之下，由侍者执持。这种安排表明，墓主人的官印与仪仗一同陈列，作为其官爵身份的象征。虽然墓主人生前不一定时刻携印出行，但在表现其身份地位的壁画中，印囊的出现强化了身份与地位象征。

在“燕居行乐图”中，印囊位于曲盖流苏下方，呈囊状下垂。由于画面尺寸有限，细节不甚清晰，但其位置和基本形状可以辨认。从绘画技法看，画工以简练的线条勾勒出囊的轮廓，平涂色彩表现出囊的表纹路与质感。印囊的颜色与曲盖流苏相近，应是统一的色调。这种处理方式，使印囊成为曲盖的组成部分，而非孤立的器物，体现的是魏晋绘画的整体构图意识。

印囊的描绘虽然简略，但其存在本身已足够传递信息。在当时的观者眼中，曲盖之下的囊状物，自然会联想到盛印之囊。这种图像符号的运用，是魏晋绘画“以象表意”的重要手段。

那么，壁画上所见的囊是否就是文献中所说的青布囊？青囊一词在历史上含义颇多，既指古代存放医书的布袋，亦借指医术或医生，又为古代术数家盛书与卜具之囊，可代指卜筮、风水之术，此外还指称域异花名，以及古代盛放官印的袋子。就壁画语境而言，此囊应为盛装印章的青色布囊，以布帛制成，官吏佩于腰间，兼具装饰之用。在非朝会之日，“青囊”可用缯帛制作，系于腰后。

图源：《酒泉十六国墓壁画》

印囊的出现，为考证墓主人身份提供了又一证据。从一些记载中得知印囊的使用与官员的职责相关。劾奏之官（如御史）用青布囊于前，非劾奏之官用青缯囊于后。壁画中的印囊位于墓主人身后（由侍者执持，位于墓主人后方），应属“非劾奏之官”的配置。但需要注意的是，壁画表现的是墓主人“燕居行乐”的生活场景，而非公务活动。此时印囊置于身后，符合非公务场合的礼仪——即使是有劾奏职责的官员，在私人场合也不必时刻将印置于身前。

因此，从印囊位置难以直接判断墓主人的具体官职，但可以确认他是有印信的官员。结合三梁进贤冠（王侯级文官）、曲盖（有军功的将领），墓主人的形象逐渐清晰：他是前凉或西凉政权中的王侯级人物，兼具文官身份和军功背景，手中握有印信，身后立有仪仗，是河西地区豪门士族的代表人物。

图源：《酒泉十六国墓壁画》

对酒泉地区而言，丁家闸壁画中的印囊，是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官印制度的实物见证。它告诉我们，在偏居西北的割据政权中，中原的官制传统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和延续。印囊虽小，却是中原礼制在河西生根发芽的缩影。从文化意义上看，印囊所承载的“示奉王法而行”的理念，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官员行为的规范。即使在远离中原的河西地区，官员们仍然谨守着“劾奏尚其质直，非劾奏日文明”的礼仪要求。这种对礼制的坚守，正是河西地区能够保存中原文化的重要原因。

来源：肃州历史文化研究

编辑：辛春

审核：康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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