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秉纲，又名余正乾，1904年出生，浙江乐清县芙蓉雁西乡西塍村（今属芙蓉镇）人，中农家庭。
因早岁父亡，他童年贫苦，只在私塾读了4年书。
1924年，余秉纲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投靠同村房族、国民党师长余鼎三，在其部下当兵。因和余鼎三有亲族关系，不久，余秉纲被提升为排长、运输连副连长。但是，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令他感到非常厌恶。
1928年，他随军在江西作战被红军俘虏，受训6个月，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被释放后，他回到家乡，在本地西塍村后山搭起一座茅棚居住，自耕自食。亲友邻里议论说：“余秉纲疯了，有官不当，偏要回家种田。”
其实，他正在闭门思过。想起在红军俘虏营中耳闻目睹的现实，他心情不能平静。他亲眼看到红军长官朱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常和战士一起打球活动，红军部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使他大开眼界，思想受到极大触动。
久思之下，他觉得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党；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有志青年真正革命的道路。他为自己没有要求留在红军部队深感懊悔。
1930年，胡公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经过芙蓉，余秉纲得知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就从余鼎三家里偷了一支驳壳枪，满怀激情地参加了红军。
她随军转战永嘉、瑞安、青田等多地，战斗中表现勇敢，还曾参加攻打平阳县城的战斗。红十三军失利后，余秉纲远走河南洛阳的亲戚家，直到1932年才回到芙蓉家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余秉纲联合王京良等进步青年，在芙蓉成立抗日后援会，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9月，乐清一批爱国青年，成立乐清县城战时青年服务团（后改称青年服务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余秉纲又和进步青年曹芳、金强、周丕振、王京良、蔡熙等人，成立青年服务团芙蓉分团，发动农民争取民主权利，实行合理抽丁、合理派捐，反对乡、保长营私舞弊、敲诈勒索，深得群众拥护。不到3个月，芙蓉地区3个乡50多个村庄，普遍建立了青年服务团。
1938年3月底，中共乐清支部在白溪朴头村重新建立。4月，余秉纲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乐清支部改为乐清中心支部，8月扩建为乐清中心区委，余秉纲任区委武运科长。
12月，在乐清中心区委的基础上，中共乐清临时县委建立。翌年春，转为正式县委，余秉纲担任农运部长。自此之后，他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他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时，注意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先后介绍金强、周丕振、蔡熙等人入党。这些同志之后都成为领导乐清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骨干。
他还亲手建立了良园、东岙、西门等村的党支部。193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宣布青年服务团为非法组织，该团被迫解散。余秉纲继续带领地下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利用合法的农会组织，通过选举，掌握了农会领导权，继续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
1939年5月，春花即将收割。雁西乡西塍村地主余荣轩，带着一个手下来到芙蓉良园村，要收麦租。余荣轩命佃户每亩田交租两斗小麦。
良园村农会会员陈友林一怒之下砸了地主的斗构。余荣轩立即到西塍，召来了几名流氓打手和防守队兵，捕捉陈友林。在这关键时刻，余秉纲站了出来，他严肃地指着地主余荣轩和他的喽啰们说：“减租条例是农会规定的，我是芙蓉农会的会长，一切事情，唯我是问。”
他转过身来，对周围群众说：“各位，农会规定，正租按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一切非正粮作物，全归佃户收入，麦类是冬作物，自然没有正租。你们只管按农会规定不交租，有什么事情，由农会负责。”
余荣轩抬头一看，这个站出来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本地人余秉纲，再看看周围一双双愤怒的眼睛，觉得事情不妙，便悻悻地溜走了。
1940年10月，中共台属特委派余秉纲、周丕振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余秉纲参加新四军军部教导大队学习，年底学习结束，被派至新四军二支队新三团担任作战参谋，在苏南敌后作战、打击日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宣布陈毅为代军长，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新的军部，全军扩编为7个师，余秉纲在第六师新编四十七团，继续担任作战参谋。
该部奉命据守武（进）溧（水）公路沿线，阻击敌、伪、顽进犯，保卫苏南。战斗频繁，异常艰苦，余秉纲出生入死，深入前线，侦察敌情，协助首长制订作战计划，为战斗胜利作出贡献。
1942年春，余秉纲调任太（湖）滆（湖）地区独立团，担任某营教导员。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在战地医院接受治疗。
不久，战地医院转移到太湖附近，隐藏在湖边芦苇丛里。不料，医院突然遭到日军包围，凡是稍能行动的伤员，都被同志们搀扶着转移了。
当同志们再来背负余秉纲转移时，日军越逼越近，情况非常紧迫。余秉纲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当机立断，强令身边的同志立即撤离。他奋起伤残之身，与敌肉搏。最后，英勇地牺牲了，时年38岁。
余秉纲本着一颗灼热的爱国爱民之心，走过曲折的道路，一旦找到正确的方向，就勇往直前、慷慨献身，他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令人缅怀、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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