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外交家”，却在晚年被列入战犯名单，一生娶过四个老婆|外交家|日本|民国|顾维钧

顾维钧活了将近一百岁，从光绪十三年，一直走到1985年。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寓里，他安静地等着最后一天的到来。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纽约，可他脑子里转的，常常是上海嘉定老家的那条弄堂，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的灯光，是巴黎和会上那盏刺眼的聚光灯，还有海牙和平宫里那长长的走廊。

顾维钧，江苏嘉定人。许多人在书里、在电影里看到他，总说他是个穿着笔挺西装、操着一口流利英语、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的“民国第一外交家”。这话听着光鲜，可这背后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辈子，他说——

他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走在租界的马路上，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他当时还小，不太懂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但那种被人当众羞辱的愤怒，像刀子一样刻在心上。

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英国人拿着鞭子抽打一个中国黄包车夫，那车夫蜷缩在地上，满脸是血，围观的人敢怒不敢言。他冲上去质问那个英国人：“Are you a gentleman？”（你是个绅士吗？）对方愣了一下，骂骂咧咧地走了。他扶起车夫，心里却在想，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外国人能这么横行霸道？就因为我们弱吗？

这种念头，在1904年他剪掉辫子、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时，变得更加强烈了。他先入纽约的库克学院，第二年就考进哥伦比亚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家里人都希望他学商科或工科，将来好找工作。可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他想弄明白，为什么国际法、国际规则明明是西洋人定的，却总是偏向他们自己；为什么中国老是吃亏。

那时日本趁着欧战、列强无暇东顾，欺负中国，提出吞并主权的无理要求。谈判桌上，外交部的人据理力争，可日本人的刺刀就架在窗外，那种屈辱感刻骨铭心。他心里憋屈得不行，无奈之下，只好把条约内容透露给报界，希望能借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给日本施压，多少保住一点权益。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弱国的外交官，手里没有军舰和钞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一点点“公理”的余晖和举国民众的呼声。

1915年秋天，他被任命为驻美公使，还不满二十八岁，是华盛顿外交团里最年轻的面孔。在美国的几年，他结识了威尔逊总统，当时威尔逊正宣扬“十四点原则”，讲公开外交、民族自决。他听了心潮澎湃，觉得这也许是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希望。那时，他在大洋彼岸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一边攒着劲，等待着为国家效力的时机。

1919年1月28日，那天的场景，他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最高会议的会场里，坐满了战胜国的权贵们。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先发言，厚着脸皮说日本要从德国手里接管山东的权益，理由是他们占领了青岛，而且与中国签过“中日民四条约”之类的协议。

轮到顾维钧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看着台下那些或傲慢、或冷漠、或好奇的眼神。说实话，他手心出汗，但声音必须稳。他先是客气地说，很高兴听到牧野男爵确认，日本并不想永久占据胶州湾。然后话锋一转，他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经过日本之手呢？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强租的，现在德国战败了，理应直接归还给中国，这才是正义。

接下来，他从国际法的角度，一层层地驳斥。他说1915年的条约，是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中国被迫签的，这在国际法上本身就有问题。

他说一句，翻译翻一句。他看见对面的牧野脸色越来越难看，而台下那些原本漫不经心的欧美代表们开始交头接耳，眼神里多了几分惊讶和赞许。这场辩论持续了很久，后来克列孟梭总理在他的回忆录里说顾维钧像“灵猫戏鼠”，把日本代表弄得左右支绌。其实他当时没想那么多，他只知，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把中国的道理说给全世界听，让他们知道，中国不是可以随意宰割的。

可是，现实比理想残酷得多。

4月下旬，局势急转直下。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英法怕日本也退会、导致和会破裂，竟背地里把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同情中国，但为了保住他心心念念的国际联盟，最后还是妥协了。

当顾维钧得知最高会议决定把山东权益转给日本时，他愤怒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知道，签字就是承认，就是当卖国贼，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若不签字，又怕得罪列强，惹出更大的麻烦。

那几天，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巴黎，学生们的怒吼、民众的抗议像潮水般涌来。中国代表团驻地外，每天都有华人华侨和学生围着，他们喊着口号，要代表团“不允保留，即予拒签”。顾维钧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心里热乎乎的。他觉得，这个老大帝国，老百姓的脊梁还没断。

最终，在6月28日签约那天，代表团做出决定：拒绝出席，拒绝签字。这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那天晚上，他走出旅馆，巴黎的夜色很美，他心里却很沉重。他知道，拒签是正义的，但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收回山东的“合法”渠道。不过他不后悔，这一笔没签，保住了将来继续抗争的法理依据和民族气节。

此后的日子，就像在激流里行船，身不由己。他回国后，在北洋政府里当过外交总长、财政总长，还两度代理国务总理，甚至摄行过大总统的职权。那几年，北京城里的总统像走马灯似的换，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虽然顶着总理的头衔，干的却还是处理不完的外交纠纷和烂摊子。

1924年，他代表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想让苏联人从东北撤军，结果也是一波三折。那段经历让他看清了，内政不修，外交再努力也是事倍功半。

1928年北伐成功后，他一度被国民政府通缉，只能跑到天津租界里躲了两年。那段时间他闲了下来，想了很多。他想，不管谁当家，这个国家不能没有懂外交的人。后来在张学良的斡旋下，他重新出山，又回到外交第一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的野心终于彻底暴露。他受命参加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去东北调查真相。日本人威胁他，说他若敢去，就对他“不客气”。他没理会。

到了东北，他亲眼看到日本关东军如何占领中国土地，看到伪满洲国如何被扶植起来。他暗中搜集证据，写了长篇的备忘录交给调查团。那一次，他再次感受到弱国的悲哀——国际联盟吵来吵去，除了说几句公道话，根本阻止不了日本的铁蹄。

抗战那几年，是他奔波最厉害的几年。他在法国当大使，在英国当大使，后来又去美国当大使。他的任务只有一个：要援助，要物资，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抗日，要让盟国承认中国是平等的战友。

1941年他在英国BBC电台演讲，讲中国的抗战，讲中国绝不投降。那时他已五十多岁，嗓子也哑了，但每一句话都说得很用力，因为他知道，远方的枪炮声里，是千千万万同胞在流血牺牲。

好在，这一次历史没有辜负他们。1945年，德国投降，日本也快完蛋了。4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去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这一次，他不是以弱国代表的身份去乞求公理，而是以“四强”之一的身份，去参与制定战后世界的新规则。那一刻，他心里感慨万千。从1919年的巴黎，到1945年的旧金山，二十六年了，中国咬着牙打过来了。

在旧金山，他代表中国提出的主张，不再只是维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为那些比中国更弱小的国家说话。关于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分配，英国想按实力大小来，实际上是想让英联邦多占名额。他坚决反对，提出应该按地域公平分配，给亚非拉的小国们留出位置。还有托管制度，美国那些西方大国想一直管着殖民地，他站起来四次发言，坚持要把“自治和独立”作为托管地的最终目标。这些主张，最后都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1945年6月26日，是让他终生难忘的日子。按照字母顺序，中国排在了所有签字国的第一位。他拿起毛笔，蘸饱了墨，在《联合国宪章》上工工整整地写下“顾维钧”三个字。他旁边站着的是董必武先生，两人虽政见不同，但在那一刻，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中国。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有些颤抖，他想起了当年在巴黎和会上那个愤怒又无力的年轻人。中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驻美大使，为战后重建争取援助。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内战又打起来了。他在美国，看着国内传来的战报，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他劝过，也奔走呼号过，可大势已去。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眼看要垮了，蒋介石发来密电，语气近乎告急，让他向美国争取更多的援助。他去找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去拜访了代理国务卿洛维特，他甚至说，能不能派美军顾问来指挥部队，能不能让中国分享日本的一些工业设备。

可是，洛维特很直接地告诉他，美国不能替中国打内战，也无意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洛维特说的没错，在人家眼里，中国不过是一枚棋子，当这枚棋子快要被吃掉的时候，他们想的不是救，而是止损。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他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许多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确实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共事，甚至到了1948年他们也还是这样想……想不到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竟完全背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他承认，他看错了，他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得那么远，更没想到，一个旧政权会垮得那么快，那么彻底。

1949年后，他成了孤悬海外的游子。国民党退到台湾，美国政府因冷战需要，继续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他也就继续当着所谓的“驻美大使”。那是非常尴尬的十年。他知道他代表的那个政权已经回不去了，可他又无处可去。

在华盛顿，他一边要为已经失去民心的政权争取美援，一边还要应付美国人对蒋介石越来越不满的情绪。他们想换掉蒋介石，扶持李宗仁，他还得替蒋辩护，说“没有人比他更爱国”。

1954年，他代表台湾当局与美国签了《共同防御条约》，签完字，他心里空落落的，他知道，这一纸条约，把台湾和大陆彻底推远了。

1956年，他终于从那个尴尬的位子上退了下来。那年他六十八岁，去了海牙国际法院当法官。在海牙的十年，是他人生中最平静的十年。每天研究案例，写判决书，不用再去看列强的脸色，也不用去求谁施舍援助。他甚至还当上了副院长，也算是国际法界对他这么多年职业操守的认可。

他不是在给自己树碑立传，他只是觉得，他经历了那么多事，见过了那么多人，从晚清到民国，从北洋到抗战，从巴黎和会到联合国，这些记忆如果不记下来，后人怎么知道他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1972年，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黄华，还托人带话，说毛主席想请顾维钧回国看看。他当时很激动，离家快三十年了，怎么能不想？可他最后还是没回去。他想起1948年《人民日报》上那个“内战战犯”的名单，第二十二名，就是他。他要是回去，算什么呢？当然，后来他知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共产党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可他心里那道坎，一直过不去。

1985年11月14日，纽约的冬天来得有点早。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洗了澡，跟幼韵说了会话，然后上床休息。他想，明天又是安静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