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长征,大家脑子里想到的是啥?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那种豪迈,还是翻雪山、过草地时的九死一生?课本跟我们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这话没错,绝对是真理。

可是,历史这玩意儿,就好像一颗多面体的宝石似的,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它,它就会折射出不一样的光彩。不过,当下我们不探讨那些宏大的讲述,换个角度,从对手的视角,来剖析这段历史的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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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李宗仁嘴里的这步臭棋,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步棋又是怎么在无意之中,给绝境中的红军撕开了一道生存的口子呢?

李宗仁的爆料:我们赢了战役,输了战略】

李宗仁的原话,出自《李宗仁回忆录》。他谈到了第五次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关于如何追剿红军的争论。他认为,当时中央红军(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从江西出发,一路向西。这个时候,蒋介石犯了一个根本性的、也是致命性的战略错误。

在李宗仁看来,红军的这次转移,虽说组织挺严密,但本质上就是一次流窜。一支没根据地、没后勤补给的军队,就跟无根的浮萍似的。作为追击的一方,最明智的做法是啥?是驱赶,而不是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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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驱赶?就是我在后面追,但我不把你逼到墙角,我在沿途各地给你留出空间,让你一路往西、往北跑,跑到那些贫瘠的、人烟稀少的、对我们统治中心构不成威胁的地方去。就像赶羊一样,把红军赶到一个预设的、可以慢慢消化掉的口袋里。

但蒋介石是怎么做的呢?他的策略是追堵并举,不惜一切代价,要在红军抵达新的目的地之前,将其在半路上一举歼灭。

李宗仁认为,这就是那步臭棋。因为这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军事常识:穷寇勿追,围师必阙。

你要是把人逼急了,原本就只想逃跑的队伍,为了能活下去,会爆发出你想象不到的战斗力。更关键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借着追剿红军的名义,大大方方地开进了之前他根本插不上手的西南各省:贵州、云南、四川。这就好像一石二鸟,表面上是追红军,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机会收拾那些地方军阀,实现他一直想达成的中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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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直截了当地说道:蒋介石的脑子,一半装着红军,另一半永远装着怎么削弱桂系、怎么吞并四川的刘湘、怎么搞垮贵州的王家烈、怎么算计云南的龙云。他的追击围剿,有着太过浓厚的私心。而这样的私心,正好给处在绝境中的红军,提供了最为珍贵的生存空隙。

【臭棋的连锁反应一:红军成了军阀的贵客】

不要把时间拨回到1934年底到1935年初。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损失惨重,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随后,他们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这时候,红军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西南。贵州军阀王家烈,外号双枪兵(一支钢枪,一支烟枪),他的地盘上,中央军薛岳的部队正虎视眈眈。云南军阀龙云,缩在昆明,生怕红军打进他的老家。四川军阀刘湘,更是严阵以待,既防红军,更防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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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所说的臭棋的恶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蒋介石的命令是追剿,并且要求沿途各地军阀必须严防死守。但军阀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我凭什么拿我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底,去帮你老蒋挡Z弹?我把红军打光了,我的部队也残了,下一个被中央化的就是我。如果我不打,或者打输了,老蒋又会以督战不力为名,派中央军进来接管。

所以,对于这些地方军阀来说,红军是祸水,但老蒋的中央军,是更可怕的洪水。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对待红军的态度,就变得极其微妙。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贵州。红军占据遵义之后,有了可贵的休息时间,还举行了改动前史进程的遵义会议。那为啥能在遵义安安稳稳地开会?原来是周围的军阀部队都在那儿张望。王家烈想要打吧,但他要留下实力去应对薛岳。薛岳名义上是来追剿,可实际上是在强制王家烈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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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出现了:红军在遵义城里开大会,搞宣传,扩红;而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却在城外互相提防,谁也不肯全力向前。

李宗仁对这一点比较明白。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红军长征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在和地方实力派打交道。红军巧妙地利用了蒋介石和军阀之间的矛盾。红军会通过很多途径,跟沿途的军阀传递消息:我只是借路罢了,我不会占领你的地盘,你们互不干扰。你要是非要打,那就会两败俱伤,最后让老蒋占了便宜。

对于龙云、刘湘这类人而言,这个信息还真就说到他们心坎里去了。所以,随后咱们能瞧见,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界来回穿梭,表面上看似危机四伏,实际上应对起来游刃有余。很多时候,红军和追兵之间,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你追我就跑;你堵我就绕。只要我不威胁你的核心地盘,你就不会使出全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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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棋的连锁反应二:从围剿变成护送】

更讽刺的是,蒋介石这步臭棋的下法,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本来应该协同作战的国民党各路大军,变成了一支护送红军的庞大仪仗队。

中央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好几万人马,被红军在云贵高原上牵着鼻子转圈圈。红军的行军路线,完全超出他们的意料,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又折返。就因为他们内部信息不通,矛盾还挺多。薛岳的中央军想留着实力,川军不想在自己地盘上打仗,滇军则死死守在昆明周边,就怕红军来个斩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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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什么?这叫各怀鬼胎。

大伙可以琢磨琢磨,要是那会儿蒋介石真能做到兄弟在家里面吵架,对外却能一块抵挡外敌,真能放下自个儿的私心,让中央军跟地方军统一指挥,大伙一条心,在红军前进的道儿上,集中优势兵力,设几道跟铜墙铁壁似的真防线。这样,缺衣少食、疲惫不堪的红军,真能活着到陕北不?要是那样的话,历史估计就得重新写。

但历史没有如果。蒋介石的私心,就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捆住了他自己的手脚,也捆住了他那几十万大军的手脚。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挺遗憾地说,要是那会儿国民党军能用驱赶的办法,不是跟红军拼消耗,而是借着西南复杂的地形,一层一层地设防,一步步地推进,与此同时利用地方军阀的保甲制度,把东西都藏起来让敌人找不到,切断红军和老百姓的联系。这样,这支没后方作战的红军孤军,就算不被消灭,也会被拖垮在荒山野岭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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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选了最难走的那路:他想在追剿的时候一箭双雕,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不但没消灭红军,反倒在客观上帮红军打通了西南通道,让红军在夹缝里一回回化险为夷,最后跳出了包围圈。

结语

以一个老对头、一个局里人的身份,李宗仁的爆料不是为给红军美化,而是对那段历史做了一回深刻的回顾和思考。他的话里头,肯定有给自己找借口、攻击政敌的部分,可是他指出的问题:蒋介石因为私心造成的战略失误:千真万确,而且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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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往事,我们能咂摸出什么味儿呢

第一,一支队伍的韧性,往往是被对手给逼出来的,也是被对手的愚蠢给成全的。红军的伟大,就在于他们能在特别困苦的时候还保持信念,战胜自然和敌人双重的封锁。不过咱们也得承认,对手内部自己分崩离析、矛盾一堆儿的,还真就客观上给他们创造了生存的空间。

第二,一个团队、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心不齐。蒋介石的围剿,与其说是在围剿红军,不如说是在围剿自己的政敌。他把政事斗争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把个人权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样的队伍,人数再多,武器再好,也是一盘散沙,注定打不赢一场关乎存亡的战争。

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人性却一直都是一样的。李宗仁在晚年发出这样的感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依然能够实实在在地听到那声很沉重的回响。这,大概就是读史的特别趣味和深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