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季学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读书会。首期读书会从非洲小国马拉维作家詹姆斯·恩戈贝（James Ng'ombe，1949— ）的小说《咸味的甘蔗》（Sugarcane with Salt，1989）中的“昆波困境”谈起，随之阐释为何称昆波是“第三空间囚徒”，并勾连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中的奥贡喀沃、肯尼亚作家恩古吉《血色花瓣》中的木尼拉、南非作家J.M.库切《耻》中的卢里等多位非洲作家笔下不同类型的流散的知识分子形象，探讨他们在后殖民语境中的身份悖论、文化失语与精神流亡，追问其在殖民遗产与本土传统、全球现代性与地方知识之间的协商困境，以及这种“之间性”位置如何构成主体性建构的牢笼。
《咸味的甘蔗》与“昆波困境”
马拉维曾受英国殖民统治，后在班达政权的独裁与审查下经历了特殊的文学发展期。
本文图片皆为作者供图
马拉维的英语文学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末至1964年的文学萌芽期、1964 年至1994年班达时代的文学野蛮生长期、1994年以后进入后班达时代的文学缓慢发展期。班达政权通过1968年审查法对书籍、报刊、电影等所有文化产品实施严格监控，禁止电视广播，查禁批评性作品。一些作家如著名诗人杰克·马潘杰（Jack Mapanje，1944— ）因诗集《变色龙与神》（Chameleons and Gods，1981）含沙射影批评政府而被监禁，而弗兰克·奇帕苏拉（Frank Chipasula）、保尔·泽勒扎（Paul Zeleza，1955— ）等作家则在政治压力下被迫流亡海外。这种压制性环境虽严重限制了创作自由，却也催生了作家们以更加隐晦的象征和寓言手法进行政治批判的文学策略，将眼光投向历史神话和民间故事，挖掘根植于文化传统深处的重要资源进行文学创新。同时《马拉维新闻》（Malawi News）等少数官方渠道成为本土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形成了既受国家控制又暗藏反抗张力的独特文学景观。
大部分马拉维作家通常都是在马拉维读完本科后，申请奖学金前往海外深造，获得硕博学历。詹姆斯·恩戈贝也不例外。恩戈贝（Ng'ombe）这个姓氏词在奇契瓦语中表示“牛”，在马拉维传统农耕社会中，牛既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是财富的象征，暗含着作家家族可能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恩戈贝与小说主人公一样，同属拥有留英高学历的“海归”知识分子，他的创作带有自传色彩，借小说抨击了现实。
詹姆斯·恩戈贝与他的小说《咸味的甘蔗》《马达拉的孩子们》《马达拉的孙辈们》
他的第一部小说《咸味的甘蔗》或多或少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主人公从国外留学回来，感受到家乡物非人非的巨变，细腻讲述了海归知识分子的迷茫。后两部小说《马达拉的孩子们》（Madala's Children,1996）及其续作《马达拉的孙辈们》（Madala's Grandchildren，2005）曾作为马拉维高中生必读书目。本文内容聚焦于他的第一部小说。
“昆波困境”是指小说中的主人公昆波（Khumbo）作为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医学精英，在重返马拉维社会后遭遇的多重矛盾与身份危机。主人公的名字“昆波”（Khumbo）在奇契瓦语中意为“欲望”，这一命名暗示了其内在冲突的本质。昆波虽获得了西方高等教育和专业知识，却无法将其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他既无法融入也改变不了已然分崩离析的家乡社会，也无法摆脱对童年记忆与美好过去的执念，最终陷入行动瘫痪与精神迷失。
在小说中，“昆波困境”主要呈现了四种表征。其一是情感与心理的躯体化表达。昆波通过习惯性掰指关节（knuckle-cracking）来外化内心焦虑。当得知母亲抛下父亲与白人私奔时，“他的十指紧扣，指节发出抗议这令人窒息的傍晚真相的脆响”(Ng'ombe, James. Sugarcane with Salt.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89，39页)。听闻弟弟比利狱中死亡时，“他紧扣十指，反复掰响它们”（Sugarcane with Salt，98页）。这一动作成为其脆弱性与无助感的生理标志。
其二是面对传统束缚的无力反抗。在爱情方面，昆波屈服于父亲压力，因两家宗教差异放弃初恋奇蒙文维；回国后虽心存嫉妒，却只能在弟弟死后被动接受传统习俗，承担起照顾奇蒙文维及其孩子的责任。他自我嘲讽，“比利至少有勇气像个男人一样行动，而他自己却失败了”。(Sugarcane with Salt，85页)
其三是行动力的丧失与消极逃避。昆波拒绝社会责任，小学好友潘弗（Pempho）邀请他给学生们演讲以激发学习热情，昆波最初拒绝，最终需靠女教师格蕾丝的美色诱惑和不停游说才勉强答应。昆波具有悲观主义，他在芒果树下对贫困儿童产生消极想法 “想到令人沮丧的世界经济形势，质疑给这些孩子燃起希望是否正确”。他还有职业拖延症。虽被政府卫生部门录用，却迟迟不上岗，终日游荡寻找童年甜蜜的甘蔗。
其四表现为道德自律的崩坏与腐败萌芽。他情感不忠，未与英国女友苏（Sue）分手，回国即与格蕾丝（Grace）发生关系；苏寻至马拉维后，他在两女之间撒谎周旋。他拒绝承担责任，格蕾丝怀孕后，他拒绝承认孩子是自己的。闯入私人甘蔗田偷窃被抓后，无耻地贿赂管理员。马拉维作家、评论家史蒂夫·奇蒙博（Steve Chimombo）评论这一情节时指出：“他甚至未意识到自己的腐败潜能”(Chimombo, Steve. Cracking Knuckles: The Failure of Moral Vision in James Ng'ombe's Sugarcane with Salt.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7, 1993, 69页)。
昆波代表的是一类非洲知识分子，他们既被西方文化影响而无法完全回归传统，又因肤色与出身被西方社会视为“他者”，形成文化上的无根状态。他们在西方学习，拥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与自由平等理念，却缺乏将知识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能力。其所受的高级教育并未强化道德品格，反而加剧了抵抗诱惑的挣扎。昆波沉溺于甘蔗象征的甜蜜童年记忆，用以心理补偿现实困境，但记忆越甜，现实越显咸涩，形成悖论式生存。根据卡尔·佩尔策（Karl Peltzer）的一项研究，约2.5万在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被迫离国的马拉维人回国后普遍面临的安全感缺失、双重身份、失业与抑郁问题。（Peltzer, Karl. Psychosocial Effects in Malawian Returnees. Psychopathologie Africaine, Vol. 29, No. 1, 1998, 41页）这种困境并非个人品德缺陷，而是殖民遗产、威权政治、资本主义入侵共同造成的结构性悲剧 “昆波困境”映射的是马拉维乃至整个非洲“海归”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命运。
再看这本小说的标题。“sugarcane with salt”这个题目本身运用了一种矛盾修辞法（Oxymoron），为什么甘蔗是咸的？而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者为什么不使用“salty sugarcane”这样的结构，而是用“with salt”这个结构。
我推测作者可能有这样几种考虑：首先，从语法结构来看，如果使用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解构，这表示咸味是甘蔗的固有属性，是一种静态的、完成的状态，而如果使用名词加介词短语的解构，则表示盐不是甘蔗的本质，而是附加物，是外加的、伴随的，有一种动态的状态。这似乎意味着，马拉维的殖民创伤并非固有命运，而是历史强加的伴随物。小说中提到一处有趣的情节。昆波和弟弟比利两人一起吃甘蔗。比利说，“我的甘蔗是咸的”，说罢，比利就把甘蔗扔掉了，而昆波说，“我的也是咸的”，但是他却“小声嘀咕，默默吞咽”（Sugarcane with Salt，22页）。前者拒绝接受咸味的现实，而后者则被迫接受，这一点也映照了作者想要塑造的知识分子在性格上的软弱性。
其次，“sugarcane with salt”也展现了“sugar”和“salt”的混杂性，两者保持独立却又相互渗透，就如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的混杂性，暗示着人物在这种混杂性中的困境。小说中的混杂不仅是西方文化和马拉维传统文化之间的混杂，还提到了宗教的混杂与冲突，比如昆波正是因为与青梅竹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遭到大人反对最后分开，小说中描写的清真寺与基督教堂并置也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salt”在英语中有着多重含义。例如，“take with a grain of salt”表示半信半疑，此处的“salt”表示怀疑精神。在这部小说中，“with salt”或许可以理解为是 “有点质疑精神”的意思。在马拉维的班达时代，班达致力于构建“班达神话”，将自己塑造成国家的救星和绝对权威，营造社会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然而人民却生活在各种苦涩的现实困境之中。昆波的八年留英学医经历与班达总统经历相似。黑斯廷斯·班达也曾在西方留学，在英国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作者通过批判昆波的道德软弱，可能也在隐晦批判当时班达政权的腐败。恩戈贝似乎在提醒读者：当官方叙事将一切都包装得甜蜜美好时，保持一点质疑精神，或许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
作为“第三空间囚徒”的昆波
霍米·巴巴（Homi Bhabha，1949—2011）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中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为理解后殖民文化身份提供了重要视角。巴巴指出，文化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之间”（in-between）的协商空间中不断生成。这个“间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既非殖民者的文化，也非被殖民者的传统文化，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暧昧与混杂的场域。
霍米·巴巴与他的《文化的定位》
“这些‘之间’的空间为阐释自我策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提供了场域。这些策略启动新的文化符号，以及创新的合作与抗争场所。”（The Location of Culture，第2页）巴巴强调，这个空间具有颠覆性的生产潜能，其使殖民话语的权威被消解，使被殖民者得以在协商中实施抵抗策略，成为创造性转化与新意义生成的解放性场所。
然而，后续学者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具体殖民经验时指出，在实践中第三空间也可能带来主体性困境。比如学者姆里纳利尼·格里达里（Mrinalini Greedharry）在她的著作《后殖民理论与精神分析：从不安的交锋到有效的批判》（Postcolonial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From Uneasy Engagements to Effective Critique，2008）认为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过于依赖批评家作为解构性读者的角色，其效果“体现在文本、心理结构和幻想状态的领域，而非殖民或后殖民残酷性的‘真实世界’”。（Postcolonial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85页）
“昆波困境”表明，当第三空间的混杂性从理论上的解放承诺落实到具体历史语境时，可能转化为一种没有出口的身份牢笼，使被殖民主体在文化协商中耗尽自身，而非获得赋权。
从空间政治的角度看，昆波占据的是一个典型的第三空间位置。地理上，他在英国伦敦与马拉维的利隆圭之间往返；文化上，他携带着西方医学训练的整套知识体系，却必须面对非洲传统社会的伦理期待；语言上，英语是他的职业工具和国际通行证，而奇契瓦语则是他的家庭语言和情感归属；阶级上，他作为医生属于新兴的知识精英，却出身农民和小镇居民的家庭，这种阶级跨越既是他的成就，也是他的负担。这种“既非此亦非彼、既此亦彼”的混杂状态，本应是文化协商的基础，却在昆波身上固化为一种无法挣脱的结构性囚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囚禁并非被动的挤压，而是主动进入与被动固着之间的悖论。昆波选择留学英国，选择接受西方教育，选择成为一个跨文化的主体，正是这种主动性构成了“囚禁”的核心机制。他的教育、他的职业、他的情感关系都锚定在这个第三空间之中，使他无法简单地回归非洲传统，也无法完全融入西方现代性。第三空间不仅是混杂性和新意义产生的场域，更是新的权力装置运作的空间。当非洲知识分子被期待必须生产“混杂性”文本时，第三空间就从抵抗场域变成了规训空间。
昆波的囚禁并非抽象的文化认同危机，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与身体经验中层层展开的。我们可以从公共空间、职业领域、亲密关系与身体语言四个层面，逐层剖析这种囚禁的运作机制。公共空间中的角色规训集中体现在昆波访问母校的场景中。校长潘弗安排他向学生们演讲，期待他讲述“所取得的成就和怎样才能成功”（Sugarcane with Salt，51页），以此激励孩子们“走上正确的道路”（Sugarcane with Salt，52页）。然而，昆波刻意回避了海外经历，转而讲述童年时用香蕉叶制作足球的往事。这是一个试图用本土经验与孩子们建立连接的真诚尝试。但潘弗打断了他，坚持要求他讲“伦敦、纽约和百万富翁”（Sugarcane with Salt, 52页）。昆波被期待扮演成功的海归、现代化的使者、西方价值的传播者这样特定的角色。当他试图偏离这种期待，讲述一个更复杂、更真实的跨文化经验时，他遭遇了纠正。他不能简单地讲述“我是如何成功的”，而必须讲述“西方是如何美好的”。当他后来向学生们解释伦敦的地铁系统时，他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一种悖论。他越是试图呈现一个真实的、去奇观化的西方，就越是在强化自己作为“西方专家”的权威位置。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昆波的医学知识本身成为囚禁他的牢笼。小说中，他的西方留学背景和学历不断被各种社会关系所征用。父亲期待他成为一个大人物，家庭期待他解决弟弟比利因贩卖毒品而闯下的祸，社会期待他成为现代化的象征。他的教育不仅没有解放他，反而使他成为家庭和社会债务的担保人。当比利因毒品交易被捕，昆波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个他无法控制的法律和经济网络。他的成功使他成为家族危机的默认解决者，而他的专业知识在这个语境中几乎毫无用处。昆波具有职业拖延症，虽被政府卫生部门录用，却迟迟不上岗，终日游荡寻找童年甜蜜的甘蔗。这种拖延不是懒惰，而是一种出于身体本能的、无意识的抵抗。
亲密关系领域展现了这种囚禁的情感维度。昆波与白人女性苏的关系被种族化的凝视所包围。当苏最终来到马拉维，昆波在公共场合克制自己的情感，这种克制既是出于对当地社会规范的尊重，也是因为他内化的西方训练使他无法自然表达。他们的亲密关系被双重编码。在私人空间中，这种关系是跨种族爱情的浪漫叙事，而在公共空间中，这种关系则成为殖民历史的不安回响。昆波发现自己无法拥有一个不被过度编码的亲密关系，他与苏的每一个互动都承载着超出个人的历史重量。而与小学教师格蕾丝的关系则展示了另一种囚禁。格蕾丝代表着一种本土的可能性，但即使是这种可能性也被阶级差异所标记。格蕾丝对昆波的吸引部分源于他的海归身份，而昆波对她的吸引则混合了怀旧、愧疚和寻找归属的渴望。他们的关系同样无法逃脱第三空间的逻辑：它既不是纯粹的传统安排，也不是现代的自由选择，而是在两种逻辑之间的暧昧地带。
身体语言成为囚禁的最直接标记。小说通过大量细腻的身体描写，展现了昆波如何被困在一种无法自然表达的状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是昆波掰指关节的动作。这个动作在他紧张、焦虑、无法言说时出现，成为他身体化的压力标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动作既非典型的“英国式”也非典型的“马拉维式”，而是昆波个人化的、在跨文化压力下发展出的身体语言。这种身体语言的自创性本身就是第三空间囚徒的特征。昆波无法简单地采用任何一种文化提供的身体脚本，而必须发明自己的、往往是扭曲的表达方式。与津巴布韦作家丹格仁布格笔下的娜莎通过厌食症表达抵抗相似，昆波的身体成为“第三空间”矛盾的战场，但这种身体政治更具性别化的差异。娜莎的困境涉及父权制对婚姻、生育、饮食的具体控制，而昆波的掰指关节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男性化的焦虑躯体化。
昆波的囚禁并非个人选择或偶然命运，而是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小说中最具冲击力的揭示是昆波发现母亲经营着一家白人的汽车旅馆。这个意象本身就是第三空间的物质化：非洲土地上的殖民式建筑，由一位黑人女性经营，服务于后殖民时代的跨国流动者。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母亲生下了一个混血宝宝，这个孩子成为家族历史中被压抑的创伤核心。父亲拒绝谈论这个孩子，母亲则通过经营汽车旅馆来转化这种创伤。她将殖民历史的遗迹转化为经济资源，但这种转化本身是一种重复而非超越。昆波的海外教育可以被解读为这种代际囚禁的延续。他的母亲原本想要成为一名护士却因为婚姻而被迫放弃学业，而昆波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剥夺的补偿。但这种补偿是双重的，其既是对母亲牺牲的回报，也是对父亲权威的确认。无论昆波走得多远，他始终被绑定在家庭的伦理网络之中。
“第三空间”具有协商性、生成性与转化性特点，但“昆波困境”揭示了协商失败的条件。首先是时间的错位。昆波归来时，马拉维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这种转型期的混乱使“第三空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焦虑，而非创造性的可能性。其次是缺乏对话的伙伴。真正的“第三空间”需要不同文化立场的主体进行平等的对话，但昆波面对的是一个拒绝对话的父亲、一个已逝的弟弟、一群无法理解他的村民，他的伦敦女友代表的是另一种文化霸权，而非真正的对话者；最后是知识分子的孤立。昆波从未真正尝试与民众结合，他的掰指关节成为行动瘫痪的身体标记，他的怀旧防御机制使他选择精神逃避而非积极行动。
然而，小说本身作为文学文本，恰恰创造了一种“第三空间”的可能性。通过书写，作家恩戈贝将个人的困境转化为集体的反思。通过出版，他将马拉维的故事带入了世界文学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超越了主人公的囚徒状态，成为了“第三空间”的协商者。昆波的甘蔗是咸的，他选择默默吞咽，然而，作家通过书写将这种记忆保存，这并不意味着绝望。正如巴巴所强调的，“第三空间”虽然充满矛盾，却也是“新身份、新意义、新可能性”生成的场所。
非洲四大流散与不同类型的“第三空间囚徒”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中提出了本土知识分子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是同化，即全盘接受殖民文化；第二阶段是回归根源，试图找回失去的本土身份；第三阶段是战斗，唤醒民众的觉醒。（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汪琳译，东方出版社中心2022年，197页）但法农的理论主要针对独立前的解放斗争时期，对于独立后归国的知识分子，情况更为复杂。当我们将视野从马拉维的昆波扩展至整个非洲大陆，作为“第三空间囚徒”的非洲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这些知识分子或从西方归来，或滞留异邦，或从未离开故土，或作为殖民者的后代困守于后殖民的土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被囚禁在一个既非此亦非彼、既此亦彼的“间隙性”空间，都在殖民遗产与本土传统、全球现代性与地方知识的撕扯中经历着主体性的危机。然而，他们的差异同样显著。不同的流散路径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第三空间”困境。我们可以使用四大流散类型，即宾土流散、异邦流散、本土流散和殖民流散作为框架（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135—158页）对非洲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基本分类。
上文提到的昆波属于宾土流散类型。“宾土”（been-to）指那些“已经去过”西方并返回故土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构成了后殖民非洲文学中最核心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困境在于地理上的回归无法带来文化上的复原，返乡反而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流放。1960年，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出版了《再也不得安宁》（No Longer at Ease，1960）。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宾土”小说的开山之作。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与他的小说《再也不得安宁》
主人公奥比·奥贡喀沃（Obi Okonkwo）是阿契贝出版的“非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中英雄奥贡喀沃的孙子。他获得了乌姆奥菲亚进步联盟提供的奖学金，前往英国学习四年。与昆波学医不同，奥比在伦敦学习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细节具有象征意义。他沉浸于殖民者的文化经典，归来后却在拉各斯的殖民官僚体系中感到“不再自在”。奥比的困境具有鲜明的公共性。他立志反腐，却发现整个政府深陷腐败，贿赂和后门是常态而非例外。他的工资一半用于供养父母和偿还奖学金贷款，另一半要维持汽车、司机、厨师等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最终，在绝望中他接受了贿赂，导致被捕受审。与昆波的私密化焦虑不同，奥比的堕落发生在殖民官僚体系的核心，象征着独立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道德危机。阿契贝关注的是制度性腐败如何吞噬非洲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奥比的“第三空间”不仅是文化认同的间隙，更是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陷阱。他的西方教育赋予他反腐的道德话语，却同时将他锁定在依赖腐败体系维持的精英生活方式中。
加纳作家阿玛·阿塔·艾杜与她的剧作《幽灵的困境》
加纳作家阿玛·阿塔·艾杜（Ama Ata Aidoo，1942—2023）的剧作《幽灵的困境》（The Dilemma of a Ghost, 1965）将“宾土流散”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跨大西洋的文化冲突。剧中主人公阿托·雅森（Ato Yawson）赴美留学后带回了非裔美国妻子尤拉莉雅（Eulalie），使“第三空间”的复杂性倍增。这不仅是非洲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冲突，更是非洲本土与非洲流散群体之间的张力。尤拉莉雅的困境比奥比或昆波更为深刻。作为非裔美国人，她既非纯粹的“西方人”，也非真正的“非洲人”。她试图融入加纳社会，却面临双重排斥。她的美国习气和现代观念被阿托的保守家庭视为“不非洲”，而她的黑人身份又使她无法获得殖民者的特权庇护。艾杜通过这一设定提醒我们，后殖民时代的“第三空间”不仅是地理的，更是历史的累积。奴隶贸易造成的跨大西洋分离，使“非洲性”本身已经分裂为不可还原的多元形态。阿托本人则处于更尴尬的“第三空间”，他既无法完全认同家庭的传统期待，也无法完全支持妻子的现代个人主义。剧名中的“鬼魂”象征着历史的幽灵，那些被压抑的跨大西洋记忆在后殖民时代以“困境”的形式归来。
津巴布韦作家齐齐·丹格仁布格与她的小说《不安状态》
津巴布韦作家齐齐·丹格仁布格（Tsitsi Dangarembga，1959— ）的《不安状态》（Nervous Condition, 1988）将“宾土流散”的困境性别化，揭示了女性知识分子面临的特殊挑战。小说主人公坦布是一位渴望教育的农村女孩，但她的表妹娜莎(Nyasha)才是真正的“第三空间囚徒”。娜莎随父母在英国生活多年，归国后只会说英语，不再会说绍纳语，她的同学因此排斥她，使她陷入孤立。娜莎那句自白“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我也不是你们中的一员”（Nervous Condition，294页）精准地描述了“第三空间”的异化状态。作为女性，娜莎面临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的双重束缚。她的父亲虽然受过西方教育，却在家中实行专制控制，而她的母亲拥有硕士学位，却没有自己收入的使用权。娜莎患上了厌食症，这是“第三空间”焦虑的躯体化表现。当父亲强迫她进食时，这种暴力喂养象征着文化强加的暴力。与昆波掰指关节的动作相似，娜莎的身体成为“第三空间”矛盾的战场。但娜莎的困境更具物质性，涉及婚姻、生育、饮食、劳动的具体控制。
回到本文的起点，昆波的困境可以被视为“宾土流散”的变奏。与奥比的公共性腐败不同，昆波的困境更私人化，更多体现为家庭伦理的纠结和精神世界的漂泊。他的医学知识无法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反而成为家庭和社会债务的担保人。他情感不忠、职业拖延、道德自律崩坏，这些不是个人品德缺陷，而是“第三空间”结构性困境的心理症状。昆波与奥比的关键差异在于“行动性”的指向。奥比试图在公共领域行动而失败，昆波则从未真正尝试行动，他的掰指关节成为行动瘫痪的身体标记。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位作家对非洲知识分子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阿契贝关注政治制度，恩戈贝关注个人精神。阿契贝追问的是“为什么好人会做坏事”，恩戈贝则追问“为什么知识无法转化为力量”。从1960年的奥比到1989年的昆波，“宾土流散”的叙事呈现出一道演变轨迹。从奥比的受贿案这样的公共道德危机，到阿托与尤拉莉雅的婚姻所展现的跨文化三角张力，再到娜莎的厌食症这样的性别化的身体政治，最后昆波的甘蔗怀旧这种私密化的精神漂泊，这一演变反映了后殖民批评的深化，从关注外部制度，到关注具体的人在身体、性别、心理等更为微观的权力运作场域。
坦桑尼亚诺奖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与他的《海边》
与“宾土流散”知识分子不同，“异邦流散”知识分子主动选择或是被迫滞留在西方国家，成为异乡永久的“外来者”。他们的“第三空间”从“过渡状态”固化为一种“永久状态”，混杂性从创造性的资源变为沉重的负担。坦桑尼亚诺奖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 ）的《海边》（By the Sea，2001）将叙事镜头对准了冷战末期流亡英国的桑给巴尔知识分子。主人公萨利赫·奥马尔（Saleh Omar）以65岁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海滨小镇，与年轻教授拉蒂夫·马哈茂德（Latif Mahmud）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历史恩怨与离散者认同交织的关系。萨利赫在桑给巴尔革命前接受过殖民教育，是一名商人，拉蒂夫也在殖民教育体系中成长，他们都因1964年的暴力革命而流离失所。后来，萨利赫在英国过着边缘化的晚年生活，而拉蒂夫则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两人在海边小镇被迫共同面对被压抑的家族往事与殖民遗产。古尔纳以细腻的叙事揭示了异邦流散知识分子的双重丧失。他们既失去了物理意义上的家园，也失去了叙事意义上的主体性。他们的故事必须经由英国移民官员的表格、翻译者的转述、他者的凝视才能被“听见”。萨利赫随身携带的沉香木盒子，作为个人生命史的物质载体，在英国海关的盘查中成为可疑的异域物品，其文化价值被简化为经济价值或安全风险。这与昆波的甘蔗形成对照。昆波的甘蔗是一种记忆的内化，萨利赫的盒子是历史的外化，他被要求解释、翻译、证明。异邦流散者的“第三空间”因此更具认识论暴力的特征。他们不仅被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更被剥夺了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权利。
如昆波、奥比这样的宾土流散知识分子的困境是“回不去”。他们被期待为家乡的拯救者，却发现自己无力承担这一角色。而像萨利赫这样的异邦流散知识分子的困境是“离不开”，他们已被家乡遗忘为“背叛者”或“失踪者”，却在西方永远作为“他者”被标记。宾土流散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是一种伦理性的，他们要面对如何回应家人的期待，而异邦流散知识分子“第三空间”是认识论的，他们要面对如何在被剥夺叙事权的情况下重建自己的主体性。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与他的《血色花瓣》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1938—2025 ）的《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1977）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知识分子形象——本土流散知识分子。“本土流散”指那些虽然出生和生活在非洲本土，但通过殖民教育体系获得了“文化资本”，从而在精神层面与本土社会疏离的知识分子。小说主人公木尼拉来自相对优越的传教士学校背景，父亲是基督徒皈依者。与昆波和奥比的海外经历不同，木尼拉的知识分子身份形成于本土的殖民教育体系。木尼拉高度重视正规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然而，正如小说所揭示的，殖民教育体系实际上疏离了受教育者与普通民众。木尼拉感到自己优越且更有正义感，与普通民众脱节。他深陷知识分子的自我道德化，试图以教育理想来辩护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困难时却退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这与昆波的怀旧防御机制相似，当现实过于苦涩时，知识分子选择精神逃避而非积极行动。恩古吉通过木尼拉揭示了另一种“第三空间”，这不是由地理上的海外与本土之间，而是社会阶层上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空间。木尼拉虽然未曾留学，却通过殖民教育获得了“文化资本”，这种资本既赋予他优越感，又使他成为本土社会的局外人。
南非诺奖作家J.M.库切和他的小说《耻》
南非诺奖作家J.M.库切（J.M. Coetzee，1940— ）的《耻》（Disgrace，1999）中的卢里教授是殖民流散知识分子的典型。“殖民流散”指殖民者的后代留在非洲，在帝国退场后成为“白非洲人”，面临身份合法性的危机。他们的“第三空间”运作方向与其他类型相反。这一类知识分子通常经历了从“中心”跌落到“边缘”，从“统治者”变为“被排斥者”的心路历程。卢里因与女学生发生不当关系而从开普敦大学被迫离开，流放到女儿所在的偏远农场，这一情节事实上是殖民流散知识分子从知识权力的中心被迫流散到土地权力边缘的象征。他的“第三空间”是一种历史债务的空间。他享有殖民遗产的特权，如接受良好的教育，享有文化资本，却不得不面对后殖民现实的暴力，女儿受到侵犯、土地被侵占。在小说中，“耻”具有双重含义，其既是非洲白人知识分子道德的堕落，更是从殖民者后代变为被排斥者的历史位置的坠落。与其他类型的根本差异在于，昆波、奥比、木尼拉的困境是“如何获得现代性”，而卢里的困境是“如何偿还现代性的债务”。他们的“第三空间”不是“之间性”（between），而是一种“之后性”(after），即在殖民主义之后，白人知识分子如何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重建主体性？卢里的困境揭示了“第三空间”的时间维度。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知识分子，第三空间是向前看的，他们挣扎于如何进入现代性，而对于白人殖民流散者，第三空间是向后看的，他们要面临的是如何应对殖民遗产。
以上四种类型都呈现了“第三空间”作为囚禁的面向。然而，“第三空间”并非只是牢笼，关键在于主体如何实践这一空间。在《血色花瓣》之后，恩古吉逐渐放弃英语写作，转向吉库尤语（Gikuyu）创作，并将自己的作品通过社区剧场形式呈现给肯尼亚农民。恩古吉对创作语言上的回归常被解读为对法农第三阶段“战斗”的实践，但其复杂性在于，恩古吉并非简单地回归本土，他长期任教于美国纽约大学，因而是在全球北方的学术体制下与肯尼亚本土的基层运动之间维持着一种矛盾的张力关系。
恩古吉的《去殖民化心灵》
恩古吉在其著作《去殖民化心灵》（Decolonising the Mind，1986）一书中提到，“这本书是我对英语作为我写作工具的告别。从今以后，我将使用基库尤语和斯瓦西里语。”（Declonising the Mind，xiv页）恩古吉认为，虽然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但是可以通过翻译作为媒介“继续与所有人对话”（Declonising the Mind，xiv页）。他指出，“非洲语言拒绝死亡，它们不会走上拉丁语的道路，成为被语言考古学挖掘、分类的对象以及在国际会议上被争论的化石。”（Declonising the Mind，23页）。他强调，“我们非洲作家身负使命，必须为自己的语言做出像斯宾塞、弥尔顿和莎士比亚为英语所做的贡献，做出像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为俄语所做的贡献。事实上，正如世界文学史上所有作家所做的那样，迎接以母语创作文学的挑战，而这一过程终将使语言向哲学、科学、技术及人类一切创造性事业敞开大门。”（Declonising the Mind，29页）可见，恩古吉主张非洲语言不应作为研究对象，而应作为知识生产的主动媒介。这一立场与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如果说巴巴强调的是殖民遭遇所创造的不可还原的混杂性，恩古吉则更关注如何在这种混杂性中夺回叙事主权。这一夺回叙事主权的方式并不是通过净化语言，而是通过母语实践和翻译的方式来打破单一语言的霸权。昆波掰指关节是因为无法言说，恩古吉倡导的母语实践是为了创造新的言说方式。昆波的第三空间是被动的、症状性的，他被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表达自己的语言，而恩古吉的第三空间是主动的、策略性的。他通过母语实践再进行翻译的方式有意地在不同语言、不同地域、不同受众之间移动，将“之间性”本身转化为批判的资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恩古吉解决了非洲知识分子处在第三空间的困境。他仍然在全球北方的大学与肯尼亚的村庄之间分裂地存在，仍然不得不用英语谈论他用吉库尤语写作的作品，但他将这种分裂问题化、政治化、审美化，使之成为反抗而非逃避的形式。
从马拉维的昆波到尼日利亚的奥比，从加纳的阿托到肯尼亚的木尼拉，从津巴布韦的娜莎到南非的卢里等等，非洲知识分子在文学中的形象构成了一幅关于“第三空间”的复杂图谱。这一空间既是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冷战地缘政治等历史暴力的产物，也是使用新语言、新形式、新认同等方式进行文化创造的场域。“第三空间”既是囚禁非洲知识分子主体性的牢笼，但也可以是转化和创造可能的场域。昆波的掰指关节、娜莎的厌食症、卢里的耻辱等，这些症候既是囚禁的标志，也是抵抗和协商的尝试。这一点提醒我们，第三空间的解放性潜能或许不在于占据某个固定的位置，如传统或现代、本土或全球，而在于保持对这种所处位置的持续反思与能动重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