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寄住姑父家马棚，被姑母刻薄嫌弃，掌权东北后，他如何做的|清廷|马棚

奉天的风硬，刮在脸上跟刀片子似的。1902年的冬天尤其冷，辽河平原上的土坷垃都冻得裂了纹。新民府郊外的吴家院子里，马棚的破草帘子被风掀得哗啦响。张作霖缩在干草堆里，身上裹着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破棉袄，棉絮从破洞里钻出来，挂在草屑上。

马棚里不止他一个“活物”。两头骡子一匹马，正喷着响鼻，前蹄在地上刨着。空气里混着马粪味、潮湿的草腥味，还有那种常年不洗澡的牲口身上的酸气。张作霖手里捧着个缺口的粗瓷碗，碗里是半碗凉透的高粱粥，粥上结着层薄皮，硬邦邦的像块盔甲。

这是齐氏特意留给他的“饭”。每天吴家吃完正顿，她才把刷锅水似的剩粥倒在马棚门口的地上，那架势跟喂狗没两样。张作霖蹲在马棚门口，就着西北风把粥往嘴里扒。马在他身后蹭着痒，尾巴扫过他的后脖颈，毛烘烘的，带着股热气。

他吃得慢，但每一口都咬得瓷实。眼睛盯着院墙角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枝桠像鬼爪子似的伸向天空。隔壁邻居王二娘路过，看见这一幕，赶紧别过脸去，手里的针线笸箩都攥紧了。她后来跟人说，那眼神不像活人，倒像辽河里泡久了的石头，又冷又硬，没一点热乎气。

齐氏的骂声从上房传出来，隔着窗户纸都听得见：“养头驴还能拉磨，养个白吃饱有什么用？天天跟牲口抢食！”张作霖把最后一口粥咽下去，碗底舔得干干净净，连粒沙子都没剩下。他站起身，拍了拍棉袄上的草屑，没说话，转身钻进马棚。

吴永发蹲在院门口的石墩上抽烟，旱烟锅子里的火星子一明一暗。他看见张作霖进去，嘴唇动了动，最终也没吱声，只是把烟锅往鞋底上磕了磕，灰落在冻硬的地上，像撒了把细盐。

这不是张作霖第一次遭白眼。他生在海城县马家房村，那地方穷得鸟都不拉屎。爹张有财是个混不吝，练过几天把式，却是个赌鬼加酒鬼。家里的锅经常揭不开，张作霖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哥哥饿得跟猴似的，下面还有弟妹张嘴要吃的。

1888年冬天，张有财在赌场跟人起了争执，被人用锄头把活活打死在野地里。尸体拉回来时，脸都青了，连口薄皮棺材都没有，卷着破席子埋在乱葬岗。那一年张作霖十三岁，站在坟头看着纸钱被风卷走，没掉一滴泪。

从那以后，这孩子就变了。他给人放过牛，那牛比他还高，他得踩着石头才能爬上牛背；赶过马车，大冬天的车老板子在车斗里睡觉，他得在外面牵着缰绳，手冻得裂了口，血渗出来跟脓水混在一起；还在集市上摆过摊，卖些不知名的草药，被地痞踢翻过摊子，药渣子撒了一地，他蹲在地上一棵棵捡起来。

街头的日子把他磨得像块花岗岩。个子不高，精瘦，但那双眼睛里藏着东西。同村的孩子王二虎想欺负他，被他用砖头砸破了头。张作霖没跑，就站在那儿盯着王二虎，眼神像狼崽子一样，盯得王二虎心里发毛，哭着跑回了家。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兵败得跟流水似的。辽东乱成了一锅粥，难民像蚂蚁一样往关里跑。十九岁的张作霖没跑，他去投了宋庆的毅军。那时候毅军在辽东招兵，只要是个喘气的就要。张作霖在军营里混了几年，学会了骑马打枪，更学会了怎么在死人堆里找吃的。

战争结束后，毅军遣散，张作霖揣着几吊钱回了家。可家早就没了，娘带着弟妹改嫁了，两个哥哥不知去向。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风把破衣裳吹得鼓起来，四周空荡荡的，只有几只乌鸦在叫。

后来他在新民府一带混，给人当马夫，卖兽药。那时候辽东土匪多如牛毛，官府根本管不过来。张作霖在土匪窝里混过，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他给土匪递过水，带过路，甚至帮他们销过赃。他把这些人的底细都记在心里，谁贪财，谁好色，谁讲义气，谁心狠手辣，像账本一样清清楚楚。

吴家的日子对张作霖来说，就是个炼狱。齐氏的刻薄是骨子里的，她不光在吃食上克扣，还变着法儿羞辱他。

有一天，张作霖帮吴永发修栅栏，手被木刺扎得全是血。他想在院子里歇会儿，喝口水。刚坐下，齐氏就从屋里出来了，手里拿着把扫帚，像赶苍蝇似的挥着：“去去去，马棚的门没关，牲口跑了你赔得起吗？”

张作霖没吭声，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去关马棚的门。吴大壮在旁边看着，嬉皮笑脸地喊：“棚里的，晚上别睡太死，小心马踢着你！”那笑声像针一样扎耳朵。

老长工蔡头看不下去，偷偷塞给张作霖一个烤土豆。那土豆还是热的，外皮焦黑，掰开里面冒着白气。张作霖捧着土豆，手指被烫得发红，他小口小口地吃，眼泪差点掉下来。蔡头蹲在他旁边抽烟，低声说：“小伙子，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俗，但理不俗。”

张作霖吃完土豆，用袖子擦了擦嘴，说：“蔡大爷，我记下了。”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但蔡头听得出来，这不是句空话。

在吴家的几个月，张作霖没闲着。他表面上在马棚里睡大觉，实际上脑子一直在转。他观察吴永发，这人是个窝囊废，怕老婆，但心不坏；观察齐氏，这女人心毒，但眼皮子浅；观察吴大壮，这就是个被惯坏的废物，将来肯定败家。

更重要的是，他在外面搭上了线。新民府的地头蛇赵二爷，手下有一帮人，专门收保护费。张作霖在集市上跟他喝过酒，赵二爷觉得这小子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是个能成事的人。还有土匪头子金寿山，粗豪讲义气，张作霖跟他称兄道弟，把他的底细摸了个透。

齐氏看张作霖天天往外跑，身上带着酒气，更来气了。有一天趁张作霖不在，她把他的破铺盖卷扔到了院门外的土路上。铺盖上沾了土，像堆垃圾。

张作霖回来时，看见铺盖在地上，风一吹，棉絮飞得到处都是。齐氏叉着腰站在门口，吴大壮在后面探头探脑，吴永发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张作霖没吵没闹。他弯腰把铺盖捡起来，抖了抖土，叠得整整齐齐夹在腋下。然后他抬起头，盯着齐氏看。那眼神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让人发毛的平静，像深不见底的井。

齐氏被他看得心里发虚，骂声越来越小，最后嘟囔着进屋了。张作霖转身就走，没回头。吴永发追出来，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把门轻轻关上。

离开吴家后，张作霖直接去找了金寿山。他说：“金哥，我想拉杆子。”金寿山愣了一下，哈哈大笑：“你小子有种！行，我给你二十个人，三条枪，五十斤小米。干好了是你的造化，干砸了别说认识我。”

张作霖就用这点家底，在新民府拉起了“保险队”。说白了就是收保护费，但他有规矩：不抢民女，不打百姓，只打土匪。有一次手下的小喽啰抢了老农的鸡，张作霖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那小喽啰打了二十军棍，还让他给老农磕头。这事传开后，周围的村子都愿意交钱给他。

队伍慢慢大了，从二十人到五十人，再到一百人。张作霖选人有讲究，专挑那种亡命徒、流浪汉，还有被官府通缉的匪徒。他跟这些人同吃同住，打仗冲在最前面，分钱拿最少。手下有个叫张景惠的，是个卖豆腐的混混，被人欺负得活不下去。张作霖见了他，说：“以后你就是我兄弟，谁动你一根指头，我剁他手。”张景惠当场跪下磕头，后来成了奉系的得力干将。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辽东成了两个强盗的战场，俄国人占着铁路，日本人攻着旅顺，老百姓遭了大殃。张作霖却看到了机会。

他带着队伍投靠了清廷，说是要“保境安民”。清廷正愁没人卖命，给了他个“游击管带”的官。这一下，张作霖从土匪变成了官军，名正言顺。

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玩了个花活。他两边下注，给俄国人提供情报，也给日本人带路。两边都以为他是自己人，他却趁机扩大地盘，收编散兵，抢了不少枪炮弹药。

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赢了，俄国人滚了。张作霖因为“维持地方治安有功”，被徐世昌看中。1907年，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把张作霖的队伍扩编成了“奉天前路巡防营”，张作霖成了统带，手下有了几千人。

这期间，张作霖展现了他的政治手腕。他对上巴结袁世凯的亲信，对下收买人心。他把赚来的钱分给士兵，甚至自己掏钱给受伤的弟兄治病。他还办了讲武堂，培养自己的亲信，杨宇霆、姜登选这些后来的奉系骨干，都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1911年武昌起义，大清国摇摇晃晃要倒。奉天城里的革命党闹起事来，张作霖带着兵冲进去，把革命党镇压了。不是因为他忠于清朝，而是他知道这时候乱了对自己没好处。他要的是秩序，是自己的地盘。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当大总统。张作霖第一时间通电拥护，被任命为奉天都督。从马棚里的穷小子到一省之长，他用了不到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吴家的人早就把他忘了。齐氏还在那个院子里骂骂咧咧，吴永发老了，背也驼了，吴大壮娶了媳妇，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一列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新民府。车队全是黑漆锃亮的轿车，前面有骑兵开路，后面跟着荷枪实弹的卫兵。车队停在吴家门口，把整个村子都震住了。

张作霖从车上下来，穿着笔挺的陆军上将服，披着黑呢子大衣，腰里别着勃朗宁手枪。他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扇曾经把他推出去的门。门上的漆掉了，露出里面的木纹，像一道道伤疤。

副官跑过来问：“大帅，进去吗？”张作霖没说话，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他想起当年在马棚里吃的那碗凉粥，想起齐氏叉着腰的样子，想起吴永发躲在屋里抽烟的背影。

院子里，齐氏听见动静出来看，看见这阵仗，吓得腿都软了。吴大壮躲在她身后，探头看了一眼，赶紧缩回去，脸吓得煞白。吴永发拄着拐杖出来，看见张作霖，手一抖，拐杖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