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至29日在上海文化广场主剧场上演的中文原创音乐剧《人间失格》,是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大众文艺”版块的重磅剧目。作为戏剧厂牌染空间出品的市场化剧目,《人间失格》延续了其一贯的精巧舞美设计,自2021年12月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以来,其已在东莞、长沙、成都、杭州多地上演。
中文原创音乐剧《人间失格》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大众文艺”版块上演。本轮演出剧照。
英国舞美大师莱斯利·特拉弗斯为《人间失格》打造的舞台,正适合上海文化广场的深旷。被公认为当世最杰出的舞台设计师之一,莱斯利尤其擅长为那些正典剧作,如《奥赛罗》《卡门》《第十二夜》《推销员之死》,设计简洁、高效的布景。如其2016年为挪威歌剧院戏剧《极乐世界》制作的舞美,莱斯利写道,“人类最后的幸存者被囚禁在一座博物馆里——一座机器般的建筑”。
《人间失格》的舞台装置也足够明了,既能够塞入中小型舞台,也能够在大型舞台上释放其全部潜能。旋转木马构成某种迷幻奢靡之都市性的隐喻,巨型的惨白面孔与双手,象征父权抑或大写的他者。叶藏的父亲总是缺席,在由缄默促生的卡里斯玛气息中,这面孔取代他的存在,让其升格为符号。父亲的目光,他带有审判意味的注视,只能以塑像的形式存在。
不过,音乐剧《人间失格》的争议之处,在于其双线并进的改编方法。既然原著乃是太宰治的半自传小说,那么就让作者的真实感受与虚构人物被编排的交错,甚至让人物最终反抗作者。这近乎于将2009年及2019年两部以《人间失格》为名的日本电影混编,前者改编自小说,后者则以太宰治创作《人间失格》的经历为串线,讲述其复杂纠缠的情史。
主演白举纲
不同点在于,音乐剧《人间失格》中,身为作者的太宰治甫一登场时的表现,让观众察觉到其对笔下人物绝对的主权。之于叶藏,这位创造者近似操控者。在开场舞蹈中,太宰治将身形隐匿在斗篷之下,这一福尔摩斯式的造型,自然而然为之增添了难以接近的神秘感,他宣告:“只有我能审判我自己,只有我能定义我自己。”在自我剖析的同时,他亦将大庭叶藏视为一个更理想化的自己,拥有一个更优雅、厚重,更有意味的名字。
由是,叶藏被那双惨白的大手捧出,颓丧着,仿佛没有生气的泥塑,需要在与太宰治的双人舞中,将一点点生命力吹入其眼睑。
灯光与服装共同织就这出音乐剧外在的华美。当叶藏自认怪物时,狞厉的灯光拂照在那些围绕着他群舞的人身上,他们的手掌像爬山虎一样攀援,翕动的灯光将演员们的动作表现还原为手与手,臂与臂的局部堆叠,于是人被贬为肉,肉又转化为某种欲望的外显。
更不必说那些情节性的灯光,如以舞台之上的断续光代表火车的前进,用燃起的霓虹灯显示东京与青森的格差。在青森乡下,演员在匿名的黑色服饰之上,叠加饰有穗状饰物的正装,由此变身为大庭家的家庭成员们。这个地方贵族的世界,强调的是秩序与服从,刚健与力量。
东京则是彩色的。角色们的服饰也转而变得繁杂丰富,男士的各色西服,女士的晚礼服,欢场中每一个人的造型都截然不同。堀木正雄在第一幕时的绿色单衩西服与粉色花衬衫,代表了与青森的沉闷截然不同的明朗,但这同时也是充塞诱惑与腐烂的盛夏的颜色。
校刊社的“进步青年”们也有标志性的造型语言,喇叭裤与其沉重的舞步,他们时时用皮鞋蹬响舞台。一种外放的叛逆。
此时,作者太宰治的突然出现,打断了叙事。他被处理为某种机械降神式的存在,能够瞬间改变剧情走向。这正是音乐剧《人间失格》危险而诱惑之处。到第二幕时,这一被引入的新设定,不能全然改写原著的方向,却又必然与原著产生张力。角色内在的挣扎,被代之以他对自我之虚构本质的反抗。一个单纯的心理剧,由此开始融入元叙事的技巧。
但此种元叙事的掺入带来了剧情上分崩离析的风险,剧作既需要让太宰治的形象变得可信,因其在第一幕表现的绝对掌控力,我们很难再将其与现实时空中太宰治的柔弱对应起来。同时,叶藏的挣扎也脱开了时代背景,因其所面对的一切困境都被宣布为虚构。
不过,到上海文化广场的这一轮演出,音乐剧《人间失格》的唱功已然历经淬炼,变得更为稳定。唱词本身的诗意也能够被提纯出来。“上海之春”以此剧为“大众文艺”版块代表性剧目,正显示了沪上中文原创音乐剧的最新进展。上海的舞台能够容纳太宰治的颓丧,并用大胆的元叙事去解构它,去与它产生对话,去颠覆其内部的逻辑,袒露书写本身的秩序,揭示创伤性写作背后的创造快感。
本轮演出剧照
这样的创作也注定是国际性的,是在世界之中确定中文原创的位置。太宰治的原著,世界前沿的舞美,许翀烨与长谷川宁中日双导演的构作,美国音乐家弗兰克·怀德霍恩的作曲,若合一契。
从1990年的《变身怪医》,1998年的《内战》,再到2001年的《德古拉》,怀德霍恩的作曲一向融汇节奏布鲁斯、摇滚和爵士,塑造出恢弘流畅而抒情的音乐风格。此种风格尤其适配《人间失格》,没有好莱坞寻常配乐的胶合板浮华感,反而更具东方色彩。因其长期与日韩剧团合作,甚至为《死亡笔记》《北斗神拳》之类的漫画改编音乐剧创作配乐。
我们未必全然要以本土的团队构造一部商业音乐剧,而是不断调用,不断对话,不断发挥上海的码头作用,这正是“上海之春”强调的开放精神,我们在一部大众作品里也能清晰地听到它的回声。
来源:孙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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