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期 总第826期
“过度西化”的反思与重构
——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文化根脉与审美回归
文/艾庆双
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文化自觉的交汇点上，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实践正步入一个深刻的反思阶段。近20年来，从对西方经典作品的引进搬演，到大规模原创剧目的涌现，这一艺术形式在市场化与产业化道路上高速前行。然而，繁荣表象之下，一种关乎文化身份的焦虑日益凸显。大量作品在叙事逻辑、音乐语汇等表达上呈现出对西方范式的深度依赖，以致独特的中国故事常常被装入不适配的戏剧模板，本土的情感结构与美学精神面临“失语”的风险。这种“过度西化”现象，并非指向有益的学习与借鉴，而是揭示了在急于追赶世界步伐的过程中，部分创作与自身文化根脉发生的断裂。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的舞台探索已开始显现转向的曙光。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创作者正将目光重新投向深厚的传统文化宝库，尝试从古典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科技哲学中汲取养分，进行一场创造性的美学“转译”。这条“寻根”之路旨在跨越单纯的形式模仿，谋求中国音乐剧在精神内核与艺术品格上的主体性重建，其最终愿景是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构建起一种既蕴含民族审美特质又具备现代剧场生命力的“共生”美学。
一
创作惯性与文化失语：“过度西化”的多维表征
“过度西化”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具体而微地渗透在叙事逻辑、音乐语汇等各个层面，导致中国故事在转化为音乐剧时，常常陷入“形似而神离”的困境。
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在叙事逻辑上，创作者生硬移植西方经典戏剧冲突叙事模式的过程常常会扭曲中国故事特有的情感内核与人性共鸣。正如在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该剧的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主创团队通过花费大量篇幅的设计，生动真实地向观众呈现了原著中那个内心充满挣扎、最终为救中国英雄而献身的反战日本人物形象“玉旨一郎”，并将戏剧的高潮落于此二人的“冰释前嫌”。这一戏剧强化处理在戏剧手法上虽可追溯至西方战争叙事中“超越仇恨”的叙事范式。然而当这一范式被置于中国抗日战争背景之下，这一承载着民族集体创伤与记忆的历史语境时，观众不免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许多观众及评论曾指出，这种叙事安排模糊了历史的是非曲直，冲淡了抗战叙事的严肃性与民族情感的凝聚力。这恰也反映出创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西方戏剧理论中的“人性复杂度”，而非对中国历史语境与社会情感结构的洞察，终将导致其叙事逻辑与文化根脉发生断裂。
粤语音乐剧《大状王》
而筹备多年的粤语音乐剧《大状王》获得广泛赞誉则是得益于对文化历史语境的精准剖析。该剧融合了粤剧、百老汇、摇滚、嘻哈等多样风格，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的“公堂戏”，将“申冤”“翻案”“终审”三场公堂戏巧妙链接，成功唤起了人们对“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等中国精神的认同。
在音乐语汇与表达体系层面，一些作品则呈现出对西方流行音乐风格及编曲方式的依赖，造成了听觉辨识度的匮乏与民族音乐智慧的隐性流失。许多原创作品的音乐创作，长期在百老汇式的宏大管弦乐与流行摇滚的范式间徘徊，未能从中国丰富的音乐传统中建构起独特的听觉标识，这一点在音乐剧《赵氏孤儿》中便有体现。全剧26个唱段的整体风格偏重西式，大量运用打击乐、铜管乐构建磅礴气势，甚至融入金属、摇滚等多元西方音乐元素，却没有听到春秋年代里中国传统的钟鼓之乐。音乐是音乐剧的灵魂，当灵魂的律动无法唤起观众血脉中深层的文化记忆与听觉习惯时，作品的情感感染力便难以触及最幽微的深处。
“过度西化”的核心症结在于创作主体性的悬置与文化根脉的断裂。部分创作未能坚定地从自身的历史传统、现实生活与美学精神中，生长出属于音乐剧这一现代舞台艺术的独特语法。这种断裂并非否定借鉴的必要性，而是警示，即任何成功的艺术融合都必须以深刻的文化自觉与创造性转化为前提。
二
文化寻根与美学转译：回归传统的多元途径
经过一番正视“过度西化”的创作惯性思维，中国的一批音乐剧原创者开始了主动的“文化寻根”。实践证明，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破局之道正在日益清晰地指向对自身文化根脉的创造性回归。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复古或传统文化符号的堆砌，而是一场深入的中国美学创新表达，这种创新表达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转化为现代剧场中可感、可听、可见的舞台艺术。而近年来已有众多经典佳作，从文学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领域展开了深入探索，指出了中国音乐剧审美回归的发展途径。
正如音乐剧《宝玉》在原著改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是如何将宏大的《红楼梦》叙事在有限的舞台呈现。编剧巧妙地通过“宝玉”的视角进行叙述，并将“片段式叙事”与“闪回蒙太奇”手法相结合。这种叙事方式并不是对戏剧情节的简单提炼，而是对原著精神的凝练与升华。在舞美设计过程中，创作者打造了一个极具东方写意精神的“大观园”：氤氲的水面、旋转的舞台装置与垂落的巨型灯笼共同打造出一个梦幻的戏剧空间。灯光设计及色彩的运用也如中国画般“随类赋彩”。而音乐表达上则将琵琶、古琴等民族乐器、昆曲等民族韵律融入其中，烘托出大观园的诗意底色。这种创新性的艺术呈现本身就成为强烈的戏剧语言，与故事的命运深度交织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剧场的同频共振。
音乐剧《大河长歌》
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有机融合，则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注入了来自乡土与民间的深沉力量。例如，音乐剧《大河长歌》被明确地定位为“大型非遗音乐剧”，其根本创新在于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曲民歌”“二人台”作为核心戏剧素材与情感载体，而非外在的点缀。剧中《想亲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等经典民歌不再是独立的唱段表演，而是被无缝编织进戏剧脉络，成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核心动力。而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音乐剧《有凤来仪》的主创团队深入畲乡进行长期采风，学习畲语、记录歌谣、收集了逾20万字的口述历史素材，最终保留了畲族少女唱腔中特有的颤音节奏。让历史的英勇救援与当代的寻根回望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从而使一个地方性的红色故事，升华为关于勇气、善良与文明互鉴的宏大主题，搭建起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艺术廊桥”。
中国原创音乐剧“文化寻根”的精髓在于“转译”而非“搬运”。它要求创作者既是传统的深刻理解者，又是当代的敏锐表达者，最终目的是让民族文化的血脉，在现代艺术的肌体中真正地循环、生长起来，形成一种独属于中国音乐剧的、既古老又新鲜的生命律动。
三
建构共生的美学：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融通实践
中国原创音乐剧已进入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发展阶段。其核心命题在于如何构建一种“共生”的美学，即在创作中，追求民族精神、现当代剧场语汇与人类共通情感的有机融通。这要求创作不仅源于文化自觉，更能以独特的创造性和精湛的技艺，参与到有效的跨文化对话之中。
“共生”美学首先体现在创作方法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当代表达。例如，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的创作重点一改往常单纯叙述历史的模式，而是综合运用数字交互、即时影像等媒介技术，全力打造出一个沉浸式的观演场景。传统壁画中飞天的线条、色彩与意境，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动态的、可被观众现场感知的戏剧空间和身体语言，让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探索出一种与现代观众连接的新可能。
音乐剧《南孔》
在国际传播层面，中国音乐剧也应积极尝试从“单向展示”转换到“双向对话”。音乐剧《南孔》选择以“孔洙让爵”这一承载儒家礼乐文化与家国抉择的史实作为叙事内容。但其海外巡演的实践已不再注重风情展示，或是对海外观众猎奇心理的满足，而是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伦理命题，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艺术化呈现，旨在激发跨越文化背景的思考与共鸣。
“共生”美学的培育离不开一个开放、多元、层次丰富的产业生态系统的支撑，一个健康的生态意味着多种创作取向的并行与互补。它既需要《南孔》这样深植文化传统的作品来确立精神坐标，也需要《沉默的真相》这类深耕本土社会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来维系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连接。还需要如《熊猫》一般，对地方文化符号进行时尚化、国际化转译的尝试，以拓展市场的广度。中国原创音乐剧的重构，是一场贯穿艺术创作、市场传播与产业构建的系统性实践。它始于对自身文化根脉的创造性转化，成于建立平等、专业的跨文化对话能力，而依赖于一个鼓励多元创新的产业环境。其长远愿景，是让中国故事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在全球文化图景中成为自然而富有建设性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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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靳文泰
制作 孙竹
主管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中国戏剧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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