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朝开始有所行动，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张之洞设立汉阳铁厂，福州船政局建造军舰，还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技术，这些举措投入了大量资金，不是做表面文章，铁路逐渐修建起来，电报线路也铺设完成，甚至组建了北洋水师作为海军力量，但问题随之出现，工厂由官方管理，管事的是旧式官僚，工人缺乏培训，机器一旦损坏就停产，修理还得依靠外国技师，技术虽然引进来了，管理制度却没有跟上，就像给旧外壳贴上新标签一样。
1898年光绪皇帝联合康有为和梁启超推行变法，在百日之内接连颁布上百道政令，废除科举八股、裁撤冗余官员、兴办新式学堂、鼓励开办工厂，甚至要触动旗人的特权，这些举措看似大刀阔斧，但各地督抚大多消极应付，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支持，背地里却向慈禧太后告密，变法进行到第一百零三天时，慈禧发动政变，光绪遭到软禁，谭嗣同等六人被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这场改革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无人愿意推行，而是主导者缺乏实权，支持者又欠缺胆识。
1901年签完《辛丑条约》，清政府也明白自己快撑不住了，于是开始搞新政，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读书人考功名这条路一下子断了，1906年说要立宪，先弄个预备阶段，把时间拖到1916年，各省设立咨议局，但只能提意见不能做决定，新军训练采用德国操典，军官里很多是留日学生，结果这些人后来变成武昌起义的主力，旧的路子废掉了，新的路子没铺好，精英阶层全都感到迷茫，有人跑去参加革命，有人在官场里混日子，还有人干脆什么都不干了。
清廷体制僵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皇权高度集中导致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光绪皇帝即便有意改革也难以推行，一旦慈禧反对，整个变法进程立即停滞，连预备立宪的日程也能随意更改，行政系统效率极低，一份公文从北京发往云南需加盖十几枚官印，耗时半年才能送达，北洋水师的军费本应用于购置军舰，却被挪去修建颐和园，问题并非国库空虚，而是款项始终无法落实到急需之处，官僚集团利益交织盘结，捐官之风盛行，一省所收税银仅四成上缴国库，其余六成皆被各级官吏层层侵吞，底层百姓缴纳田赋后仍负债累累。
社会也开始分化，沿海城市出现了报馆、工厂和新式学堂，学生们阅读《天演论》，相信物竞天择的道理，不再接受君臣父子的旧观念，而内地仍然维持着种地交租的传统方式。新式学生回到家乡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他们既不当秀才，也不做工人，思想没有着落，容易听信激进言论。《时务报》和《国闻报》天天批评清政府，清政府想要管制，却发现连邮差都送不到偏远县城，更不用说去查封报馆了。
晚清走的路子,后来苏联也照着走了一遍,赫鲁晓夫改农业,勃列日涅夫稳住局面,戈尔巴乔夫搞新思维改革,改来改去,整个国家机器还是停在原地,不过苏联至少有个统一指挥系统,晚清就连中央命令都出不了紫禁城,地方巡抚自己练兵、收税、印钞票,朝廷说话越来越像发通知。
严复先生翻译《天演论》的时候，那些读书做官的人听了心里一惊，“弱肉强食”这个词一出来，大家才意识到，不是大清国不够努力，而是世界运行的规则早就变了，只是没人敢明说，改革动作太快，就像给老旧的马车装上喷气引擎，动作太慢，又像眼看着车子往悬崖边冲，问题不出在改革本身，而是改错了地方，火车头换新的了，轮子却还是木头做的，跑不了多远就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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