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美国政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将这一论断推向了合乎逻辑却令人不寒而栗的下一步。
作为撤销“危害认定”的前奏，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采取了一项极不寻常的举措。他们在评估空气污染法规时修改了标准，不再将拯救生命和避免疾病所带来的效益计算在内。
在这个过程中消失的专业术语被称为“统计生命价值”，过去这一指标的估算约为每人1170万美元。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一无所有，直接归零。
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在针对细颗粒物和臭氧的监管决策上，如今一条人命的市场价值被定为了0美元。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理由充满了官僚主义的冷酷，其潜在影响更是残忍且激进。该机构声称，量化健康效益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
那些未经核实的行业合规成本，却被顺理成章地视为具体的数据。需要明确的是，如今的账本上只记录企业的支出，却对民众的损失视而不见——无论是哮喘发作、住院治疗、寿命缩短还是死亡。
外界认为，这种做法带来的并非中立，而是一种严酷的意识形态。
如果人的生命没有经济价值，那还有什么是有价值的？我们究竟为什么还需要医疗保健系统？
如果让人们活得更长久、更健康这一结果被认定为毫无意义，那为何还要在医院、制药或医学研究上投入数万亿美元？
按照这种逻辑，急诊室成了沉没成本，而预防性医疗则成了毫无意义的挥霍。
如果将这种意识形态再向前推进一步，整个经济体系便会走向崩溃。假设人类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而企业的价值仅仅来源于人类的消费，那么经济价值的总和同样为零。
按照这个推论，所有的股票指数都应该以0美元交易；标准普尔500指数将沦为一场哲学思想实验，而彭博终端机则会在存在主义的虚无中陷入死寂。
这并非夸大其词。这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以及特朗普政府在人类生命价值立场上不可避免的数学推演。
如果一家公司将有毒废物排入当地河流，导致你的孩子生病甚至死亡，在这个逻辑下并没有任何价值损失，也没有损害赔偿，更没有法律责任。
分析人士指出，这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成本外部化”理论的终极现实写照。
正如芝加哥大学的气候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健康效益从成本效益分析中剔除，并不会让监管变得更加“客观”。它只是在暗中篡改了方程式，让污染变得廉价，让民众变得可有可无。
环境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表示，这一改变可能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从而削弱自1970年美国国会强化《清洁空气法》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自该法案实施以来，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4年。
“清洁空气是过去半个世纪政府政策最伟大的成功案例之一，”格林斯通博士说。
“而《清洁空气法》的核心理念正是，当你让人们过上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时，这种价值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将人类生命价值视为零的世界观，与更广泛的特朗普式政治蓝图完美契合。在这个框架下，人被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或是假想的敌人。
海地人、索马里人、记者、喜剧演员、音乐家，甚至是斯蒂芬·科尔伯特和坏痞兔，都被赋予了零的价值。仅仅因为他们显得碍事、令人不悦，或者对权力不够顺从。
外界不禁质疑，在特朗普的权力核心圈里，究竟还有谁是有价值的？梅拉尼娅？还是埃里克？
几十年来，尽管成本效益分析并不完美，但它始终作为一种共识存在，即在经济决策中人类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给生命赋予一个金钱价值，从来不是为了贬低它，而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随意牺牲。
抹除这种价值并不会让政策变得更加严谨，只会让其在道德和伦理上变得极度空虚。
资本市场对信号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当政府无论是隐晦还是明确地宣称民众无关紧要时，投资者都应当保持警惕。因为一个将人类生命定价为零的经济体，最终也必将毫无价值。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