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侯这一爵位的起源，要追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 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商鞅专门在军中建立起一套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列侯便是这套体系里的最高等级——第20级，在秦朝时它被称作彻侯，汉武帝时期，为避刘彻的名讳，彻侯才正式更名为列侯。
在这二十级爵位里，第19级是关内侯，地位仅次于彻侯（即后来的列侯）。值得一提的是，秦国本就以军功立国，这套二十等爵不仅是军中的荣誉等级，国君若有需要，受封者还能凭此直接代理官职。就像主导变法的商鞅，早年就先后以左庶长、大良造这两个爵位为依托，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
若不考虑额外加官，列侯的地位堪称“诸侯之下，万人之上”。获封列侯者，会得到专属的封地，这种封地被称为食邑，其地位与诸侯相差无几，在秦国境内仅次于国君，因此，历史上能获封列侯的人寥寥无几。
历史上知名的列侯有商鞅、公子市、公子悝、吕不韦等人，有意思的是，毫无军功的嫪毐，也意外被封为列侯，其中缘由耐人寻味。《史记》中就有明确记载：“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商鞅原本是卫国的公孙，属于公孙氏，后人之所以称他为商鞅，正是因为他被封为列侯后，封地在商地，便以封地为氏，由此得名商鞅。
注意，列侯与关内侯的核心区别之一，就是列侯有封地，而关内侯没有。
吕不韦去世后，列侯的分封基本停止，尤其是秦始皇亲政后，或许是为了限制权臣权力、巩固自身统治，此后史书中记载的列侯便极为稀少。
即便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老将王翦、丞相李斯，还有后来把持秦二世朝政的赵高，实际上都没有获得列侯爵位。以至于王翦在领兵出征、准备讨伐楚国前，忍不住向秦始皇抱怨：“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影视剧中的王翦形象
刘邦建立西汉后，做法与秦始皇截然不同，他一口气封了143位列侯。这并非列侯爵位贬值，而是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这些人都立下了赫赫战功，新王朝建立后，自然要以丰厚赏赐作为回报，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分蛋糕”。毕竟，就连地位在列侯之上的诸侯王，刘邦都一口气封了七位，且都是异姓诸侯王。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二十等爵制度也被两汉沿用，同时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将列侯和关内侯从军功爵位中单独划分出来，作为荣誉称号进行封赐。二者除了地位有差异，实际权益也有着明显区别。那么，关内侯与列侯的具体区别到底有哪些呢？
第一个区别：列侯拥有封地，且爵位名号通常就是封地的名称。
比如平阳侯曹参、舞阳侯樊哙，他们的封地分别是平阳和舞阳。而且在西汉时期，列侯可以建立侯国，无论封地面积大小，一般都称作侯国。
不过也有个细微例外：有些人功劳极大，若按封地地名命名爵位，会显得不够大气，为了突出其功绩，朝廷便会专门为其拟定专属名号，大名鼎鼎的冠军侯霍去病就是如此。他的封地，是从相邻两个县中各划出一部分，合并后取名为冠军侯国（大致在今天的河南邓州市境内）。
正因为“冠军侯”这个名号太过霸气，即便后来朝廷封赏逐渐宽松，也没人敢随意滥用——要是给一个二流将军封冠军侯，恐怕就像某个宋代皇帝去泰山封禅一样，会让这个名号的含金量大幅下降。所以整个两汉时期，被封为冠军侯的只有三个人。
而关内侯只有爵位，没有封地。之所以叫关内侯，是因为秦朝时，王畿之地主要集中在关内（即关中平原），而王畿之地通常不封给列侯，因此秦朝的关内侯，全都没有封地。史料中就有记载：“秦都关中，以关内为王畿，故曰关内侯也。”
西汉时期的关内侯，基本上也没有封地，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在匈奴牧羊十九年、坚守气节的苏武，回国后因守节有功被封为关内侯，朝廷还特意破例给予他食邑。史料中明确记载：“旧关内侯无邑也。以苏武守节外国，刘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
到了东汉时期，这种特殊情况也不复存在，关内侯的食邑会折算成俸禄，由朝廷直接发放给受封者。
第二个区别：列侯的封地和爵位可以世袭，只要不是没有后代（绝后），爵位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而关内侯的爵位只能由受封者本人享有，无法世袭，即便子孙众多，也不能继承这一爵位。
比如霍去病英年早逝后，他的儿子霍嬗继承了他的封爵和食邑。但可惜的是，霍嬗十岁那年跟随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回来后不久便突然离世，且没有留下后代，霍去病的爵位也因此被废除。史书中，对于这种因绝后而废除爵位的列侯，都用“国除”来表述。
在历史文献中，还有一个区分关内侯和列侯的小技巧，就是看文中用的是“赐”还是“封”。如果写的是“赐爵某某侯”，那基本就是关内侯，没有封地。如果是“封某某侯”，那就是列侯，带封地。原因很简单，“封”字本身就带有裂土分封的意思，而“赐”字更多是单纯的荣誉授予，所以说，古人在用词上还是非常讲究的。
聊完列侯和关内侯，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县侯、乡侯和亭侯又是什么？
列侯既然有食邑，食邑虽不像诸侯王那样横跨数郡，却也有大小等级之分。这种等级划分始于东汉时期——西汉的列侯，即便食邑在某个县、某个乡，爵位名称里也不会带有“县”“乡”“亭”的字样，全都统称“某某侯”。
而东汉的列侯，会根据食邑的行政等级，明确分为三个等级，且等级会直接体现在爵位名号中。《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
其中，县侯以县为食邑，是列侯中等级最高的；乡侯以乡为食邑，等级次之；亭侯以亭为食邑，等级最低。
比如我们熟知的关二爷，他的爵位就是亭侯——汉寿亭侯。直到现在，史学界也没能完全确定“汉寿亭”具体在今天的哪个地方。
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比如吕布的温侯（由董卓所封），虽然爵位名称里没有标注行政级别，但实际上是县侯，他的食邑在温县。只不过当时已是诸侯混战的乱世，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因领土不足，常为虚封遥领，并无实际封地，吕布到底有没有真正享受到温县的赋税收益，就不得而知了。
其中，乡侯还分为普通乡侯和都乡侯，都乡侯的地位比普通乡侯更高。原因是这个“都”字，指的是食邑位于县城所在的乡——可以理解为其食邑更靠近县城。这就好比现在的区长之于县长，街道办主任之于乡长，级别相差不大，前者显然更有面子、格调更高一些。
同理，亭侯之上也有都亭侯。实际上，东汉的列侯细细划分下来有五个等级，这里就不做过多展开了。
到了东汉后期，朝廷愈发腐败，官员封赏也变得越来越泛滥，甚至连宦官都能被封侯（没错，就是发明造纸术的蔡伦）。但朝廷手里的土地有限，封赐食邑时，已经不能像东汉初期那样大手笔，动辄就封一个县、一个乡或者一个亭了。
朝廷只能精打细算，按照户口数量来封赐食邑，比如食邑五百户、食邑两千户，说白了，就是这几百户、几千户农民当年缴纳的赋税，全部归受封者个人所有。
回想当初，汉光武帝刘秀分封的云台二十八将，全都是县侯，他们的食邑有的是两个县、四个县，甚至还有六个完整的县。可到了东汉中后期，已经很少有列侯能拥有一整个县的食邑了，这从侧面反映出：朝廷直接掌控的土地和人口，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就侧面反映出，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
从地位等级来看，县侯高于乡侯，乡侯高于亭侯，但实际上这里面的门道不少。单看实际收益，食邑的户口数量才是最实在的——低级侯爵的食邑户口数，未必比高级侯爵少。比如一个乡侯可能有食邑一千户，而一个县侯可能只有食邑五百户。
除此之外，食邑的地理位置也至关重要：是在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河南地区，还是在偏远荒凉的辽西塞外？既然是食邑，那肯定是按照当地税收比例，那么税收高低也是个重要的影响。另外，是在受封者的老家，还是在陌生的外地，这些都是士人、宦官和外戚之间权力博弈的重要考量因素。
不过一般来说，都是就近安置原则，除非你是真的得罪了人，又不得不给你封侯，那就只好哪里偏远就扔到哪里去了。
武将立了功，朝廷固然要封赏，不然会失去人心，但如果宦官想刁难武将，或者单纯想恶心对方，就可以在食邑的位置和户口数量上做手脚。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封地都会尽量靠近受封者的老家，这样也方便赋税就近转运。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年纪轻轻就立下突出政绩或战功，按道理应该立刻升迁，比如任命为两千石的郡守。但如果中枢想打压这个人，就可以给他封一个亭侯之类的爵位，用荣誉封赏抵消升迁机会，变相压制他的发展。
原因也很简单，郡守要远比亭侯有发展空间，两汉的门阀士族，标准就是从两千石的郡守算起。
最后一个问题：哪些人有资格被封为列侯？主要有四类：外戚、功臣、宦官、宗亲。
据文献记载，整个东汉时期共有636位列侯，其中县侯336位、乡侯120位、亭侯180位。在336位县侯中，有147位是因功封侯的功臣侯。
更有意思的是，这147位功臣侯中，有87位是汉光武帝刘秀所封，刘秀至少将上百个完整的县作为食邑，封给了跟随自己光复汉室的功勋之臣——这可是实打实从皇帝手里分“真金白银”。
这和当初刘邦一口气封143位列侯的道理相同，刘秀在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平定天下、光复汉室，自然要给功勋集团最丰厚的回报。
剩下的60位县侯中，有35位是东汉末年汉灵帝和汉献帝所封，剔除这两部分，剩下的25位功臣侯，才是东汉其他皇帝分封的。
这一对比就能看明白：王朝建立初期大规模分封列侯，是为了回报功勋集团、稳定统治根基。到了王朝末期，先是爆发黄巾起义，后又出现诸侯割据，汉灵帝为了镇压起义，不得不拉拢有功之臣；而没有实权的汉献帝，坚持封侯要么是为了收买人心，要么是被权臣逼迫，帮权臣收买人心，实属身不由己。
比如董卓以汉献帝的名义封吕布为温侯，汉献帝肯定满心不情愿；就连关二爷的汉寿亭侯，也是曹操替他向汉献帝请求来的，大家都是用爵位招揽人心而已。
当年镇压黄巾起义的帝国名将皇甫嵩，被汉灵帝封为槐里侯，食邑是槐里、美阳两个县的租税，总共才八千户。要知道，在秦汉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超过万户的县，长官才能称作县令，人口不足万户的只能叫县长——前者官品是六百石到千石，后者只有三百石到五百石。
槐里和美阳都属于人口稠密的关中地区，两个县的人口加起来才八千户，由此不难看出，黄巾军起义以后，东汉底层百姓生活困苦，人口流失、经济萧条的情况十分严重。
言归正传，在东汉636位列侯中，以外戚身份受封的有80位。最耐人寻味的是，这80位外戚列侯中，有73位是县侯，剩下3位是亭侯。这就说明，外戚凭借与皇帝的亲戚关系，能获得更好的封赐机会，享受更高规格的封侯待遇。
同样，所有宦官侯中，县侯的比例也达到了60%。与之相反，在120位乡侯中，有62位是宗亲侯、41位是功臣侯，占比高达86%；180位亭侯中，宗亲侯和功臣侯加起来有168位，占比更是达到93%。
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功臣和宗亲，在权力博弈中逐渐不敌外戚和宦官，地位不断下降。外戚和宦官一旦被封侯，大多能获得等级最高的县侯；而立下功劳的臣子和刘氏宗亲，却只能屈居乡侯、亭侯。
东汉时期外戚和宦官集团的权势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在地位最低的180位亭侯中，东汉后期的汉安帝和汉顺帝封了57位；汉冲帝、汉质帝在位时间都只有一年，可忽略不计；最后三位皇帝汉桓帝、汉灵帝、汉献帝，一共封了73位亭侯。这五位皇帝封的亭侯，占到了东汉亭侯总数的73%。
这意味着，越到东汉末年、王朝濒临覆灭，土地就越被豪强和世族掌控，皇帝手里掌握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也就越来越少。别说像云台二十八将那样，动辄拥有几个县的食邑，就算是封一个完整的县作为食邑，朝廷也已经力不从心、入不敷出了。
但为了拉拢宦官、豪强世族的支持，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朝廷又不得不继续封侯。于是只能“精打细算”，用等级最低的亭侯，来满足各方的封赏需求。
到了三国时期，常年战乱导致人口大幅减少，人口和土地成为各国争夺的稀缺资源，因此各国对封侯这件事都变得格外谨慎。即便有封侯之举，也大多是没有食邑的虚封侯爵。
比如曹操就别出心裁，设立了“名号侯”——只有爵位名号，没有实际封地，说白了，就是把关内侯当成列侯来用，只是换了个名头而已。
虽然一度威震华夏的关二爷，最终也只是个汉寿亭侯，但大家别忘了，就连被后世奉为“人臣楷模”的诸葛亮，也只是个武乡侯（这一爵位的等级存在争议）。蜀汉政权中，除了外戚吴班、吴壹被封为县侯之外，其他重要功臣，大多只被封为亭侯。
到了魏晋之际，朝廷重新设立五等封爵制度，列侯的地位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不起眼。此后历朝历代对列侯制度的沿用各不相同，曾经风光无限的列侯，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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