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UP主5年走访上千个村镇，发现“进城”的观念变了|90后|村镇|生活|进城

“要么穷山恶水，要么田园牧歌。这两种对农村的看法很常见，但都不大客观。”自媒体“遇真纪事”的两位成员赵玉顺、袁贞贞5年来走访全国上千个村镇，关注生产生活一线的真实现状。在他们眼里，人们对农村的理解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原因是大家对当下的农村并不了解，农民的真实处境更是被忽视。

村镇青年、尘肺矿工、互助养老、希望小学、极端天气……“遇真纪事”的微纪录，总能吸引到一大群网友热烈地讨论，有人积极出谋划策，有人讲述自己村里的情况。他们在田埂边、渔船上、小工厂里记录下农民劳动之余真实的心声。有人在他们的评论区说，“每一期我都看哭”，也总有人留言，感谢他们为农民发声。

在赵玉顺、袁贞贞眼里，宏大叙事在网络上很容易见到，甚至是逃不过的，而一些微小的表达反而更难。让更多人“看见”村镇，为时代补充一些个体的声音，能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村镇在城乡关系的系统中，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真正为了农民好，又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他们在新书《看见中国村镇》中，讲述了关于生活、土地和城乡流动的故事。

“进城”的观念变了

走过这么多村镇，采访各地的农民，让“遇真纪事”更清晰地理解了现在农民做出生活抉择时的理由。留在村里种地是辛苦而卑微的，青壮年为了挣更多钱、见更多世面，主流选择都是进城打工。留在村里种自留地的都是老年人。

“遇真纪事”有一条15分钟的纪录片，发布3年半以来，积累了近500万的播放量，叫《7.6亿中国农民不需要被赞美》。他们的新书也从《中国农民不需要被“赞美”》这样的标题开始。广西河池大化县贡川乡70岁的农民在玉米地里说，除去农药、种子、化肥等成本，一亩地纯收入不足1000元。这还不算人工成本，农民普遍认为“种地不能算人工成本”，不然这账就没法算了。可见留下来种地实属无奈，绝非什么美好诗意的选择。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农村容易有概念化的理解。很难公正客观，但这也是正常的。”赵玉顺说，“他们可能觉得农村是田园牧歌式的，到村里，好像能抛却城市的烦恼，远离一些工业化的东西，过返璞归真的生活。这是因为他们的生计不依赖于农村和农业生产。另一种观点也比较极端，认为农村是穷山恶水，意味着贫穷、愚昧和落后，要努力想办法离开。”

而农村人对待农村的情感更加复杂。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所有人就会说，你要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以后才有好的发展。“一直在被推离，最终都是要离开村子。只在过年的时候，回村待上7~10天。”赵玉顺说，“土地的出产很难维持生活，不得不进城。故土难离，又会想念家乡。”

从2021年开始走访农村，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赵玉顺和袁贞贞意识到，“让城市人看得起农村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让农村人自己看得起农村人特别重要。在村镇青年往城市奔跑的过程中，回头看一看才会发现，无论是地里长出的农作物、老一辈修建水利工程和交的公粮，还是城市里做快递、外卖、环卫、建筑等工作的人，各种小商贩，甚至在格子间里上班的很多年轻人，都是从村镇来的。发现每一个农村人也是很重要的，村镇青年也许能与复杂的内心和解。

过年时不顾一切地赶回家团圆，开春后义无反顾地进城打工挣钱，在“遇真纪事”的书和纪录片里，有无数这样的身影。如今，对进城这件事，农民的想法已经有变化。

“小孩上学是第一推动力。”赵玉顺说，二三十年前，农民进城打工是想挣钱回老家盖房子，等将来告老还乡，安享晚年。“但是现在，农民是被推着进城。为了提高土地生产的收益，土地集中，村镇撤并，撤点并校随之发生，很多农村失去小学，村镇失去初中。”许多家庭一方面为了上学近，另一方面抱着教育成才改变命运的想法，掏空钱包凑首付，去县城买房，并且多是安排女性陪读。

今年1月，赵玉顺、袁贞贞在河北省保定市的一个县城的服装厂，看到招工标语，里面除了招工条件，还强调了“不耽误接送娃”。

赵玉顺说，这6个字太有信息量了。这就是当今农民家庭进城最典型的画面：青壮年在更远的地方打工挣钱，贷款买一套县城的房子，家中女性则带着孩子在县里读书，陪读还要再打一份工。房子、养老、生活梦想，都已从农村抽离。

留守老人和小孩的需求需要被重视

2024年，赵玉顺、袁贞贞在5个省和自治区走访了70所希望小学，制作了纪录片《2025农村希望小学纪实》，点击量达100万。他们也在书中写下《最后的乡村学校为谁而留？》，呼吁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城读书以后，为留下来的学校、老师和孩子多做一些事情，补短板。他们很关注村小村中的校车、宿舍等问题，因为留守儿童的家离学校越来越远，上学放学已经成为紧迫的问题。

最近的一则媒体报道《7座车塞16个学生酿悲剧：村小撤并后的上学路之痛》，让赵玉顺感到痛心。他对农村撤点并校后校车的问题关注已久，在他看来，撤并是必经之路，但上学更远势必给家庭增加负担。

据他们在各地的采访，如果留守家庭的老人身体和时间允许，可以骑车或开“老头乐”接送孩子，但还是有很多孩子需要“黑车”，因为校车运营成本，不坐“黑车”还不行。而“黑车”拆除座位，让孩子们坐小板凳，以容纳更多孩子乘车，就会形成安全隐患。

“如果坐校车不方便，或者面临费用问题，孩子可能就需要在学校住宿。低年级学生住校，可能遇到宿舍条件差，自理能力也不足的情况。”赵玉顺说，当人们讲到支持乡村教育条件改善的时候，总是关注教学楼、实验室、电脑房这些可以被装修得很漂亮的地方，“甚至远程直播让北京、上海的名师上课，都很多见了，但是宿舍这么重要的问题，却被忽视了”。

在村里采访时，赵玉顺、袁贞贞发现，“村头CBD”，也就是村口的大树下，总是聚集着农闲聊天的老人。而孩子们也喜欢聚在一起，但他们往往是几个人一起在看一部手机——他们没有那么多手机，所以都是几个人共享。

“七八十岁的人管不住七八岁的人”，赵玉顺说，很多村校的老师告诉他们，对孩子们沉迷手机短视频很头疼。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缺乏指导，很容易沉迷手机，他们也很难具备成熟的辨别力，去判断短视频里的情节和价值观是否健康正面。

“时代往前走，老人和孩子被留在了原地。”提高农民养老金，让留守儿童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变得更好，是“遇真纪事”现在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纪录片和新书能引起更多人重视这些问题。在采访中，很多农民在田间地头与赵玉顺讨论养老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希望养老金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有人说起码要到500元一个月吧，有人说大概要1000块才能够用。

袁贞贞的奶奶80多岁，前不久查出肺癌，药物经过报销之后，每个月自费还要4000多元。在他们生活的广东湛江的小镇上，一个月打工的收入也就2000块钱，到市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才能达到三四千。

老年农民病不起，想要从频密的劳作中短暂停歇一下也很难，在他们的内心中就没有停下来这种想法，一直到干不动。赵玉顺说，这些留在村里种地的老人，在家里的两三亩地上种稻子、麦子或蔬菜，每个月到镇上去卖，加上子女打工的接济，基本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就算还可以了。但是没法停下来，只能一直去工作，每个月挣几百块钱。对他们来讲，养老金所起到的生活保障作用非常关键。

第一财经近日发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的文章《阶梯式提升农民养老金的具体方案和财政可行性》，提到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甚至不及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看，养老金水平不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50%。赵玉顺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是当务之急，他建议参照农村低保的水平。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594元，农村老人的处境，与农村低保户的认定标准（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子女赡养等）比较接近，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