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脉成语之都丨北宋大儒晁说之曾为武安知县|北宋大儒|司马光|成语之都|晁说之|武安市|王安石|知县|苏轼

（来源：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转自：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武安有地方志始于明嘉靖年间，在这第一部武安县志中，其所列县宰名字只上溯到了金代。随着地方史研究的深入，《民国武安县志》已然将武安最早的县令上推至东汉的尹楷。

自东汉末年县令尹楷，到宣统年间知县何嘉澍，武安有史可考的县宰共162人。仔细研究这162位武安行政长官的行状，尽管他们在从政、恤民、城防、战备等方面都或多或少有着各自的贡献，但总体感觉，其中没有一位人物，能像知天雄军的寇准、知磁州的宗泽、涉县邑令戚学标那样，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有其鲜明的标识度，有其文化独创与引领意义。

近日，闲翻《四库全书》至北宋晁说之所著《景迂生集》，首卷中的一行字赫然入目：“元符三年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县事兼兵马监押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心中为之陡然一惊！这是一位武安历代志书上都未曾记载过的北宋知县。遂阅读文集，全力搜寻有关资料，考证晁说之其人及其与武安的渊源。

一

晁说之，字以道、伯以，一说澶州（今濮阳清丰），一说山东巨野人，北宋元丰五年进士，因极为敬仰老师司马光学问与人品，司马光号迂叟，遂自号景迂生。

晁说之出生于北宋一个相当知名的文化世家——宋代昭德晁氏家族。这个著名的中原文化大家族，“四世继直于书林，五叶踵登于辞级，殆无虚榜，并继芳尘”。

晁说之高祖晁迥、曾祖晁宗悫、祖父晁仲衍、父亲晁端彦、兄长晁咏之、族弟晁补之、晁载之等都是进士出身。在这个文化高门里，仅进士一项就有27人。特别是晁氏端字辈、之字辈中均有10人中举，反映了晁氏家族人才济济的盛况。

其曾祖晁宗悫曾被宋仁宗御赐门联，称其家：“公侯开极品，仆射雄蕃，廿三尚书多中眷；解状殿奇才，神童道学，七十进士半上卿。”

再来看看其家族的“朋友圈”：晁迥的女婿是吕夷简；晁迥弟弟晁遘的孙女婿是曾巩；晁补之外甥是大词人叶梦得；晁冲之的外甥是陆游；晁迥的学生是晏殊；晁咏之、晁补之老师苏轼也是晁端友、晁端彦的朋友；晁补之与黄庭坚、张耒、秦观同列为“苏门四学士”。难怪，连苏轼都惊奇地称其一门：“信乎其家多异材也！”

晁说之本人，直接师从司马光，而且是大儒邵雍、大儒孙复的再传弟子。他先从司马光学《太玄》之学；又以邵雍弟子杨贤宝传先天之学，以穷三《易》之旨；于泰山先生孙复之门，从姜至之学《洪范》；又在关中留心张载之学，不囿于一门。最后，创立了“景迂学派”，其主要弟子有朱弁、王安中等。

《清丰县志》载：晁说之“少激昂，刻意经术，尊先儒，谨训诂，未尝德措一言。”在家庭浓郁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晁说之接受了良好而正统的儒家教育。晁说之师承于司马光，无论政治思想，还是学术理念，都受其影响极大，是承托司马光衣钵的后学，也是典型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物。

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中，专门为晁说之列有《景迂学案》。其中载：“涑水（司马光号涑水先生）尝令景迂续成《潜虚》，景迂谢不敢，然《易玄星纪》之谱，足以绍师门矣。景迂又私淑康节。”

又载：“（司马光）《潜虚》未成而病，属先生补之，先生逊谢不敢。然文正（司马光）之门，传其《太玄》之学者惟先生。又从康节弟子杨贤宝传其先天之学，和剂斟酌，以穷三《易》之旨；其于泰山孙氏之门，从姜至之讲《洪范》，不名一家。”

晁说之师从众门，学不自拘，其发挥《五经》、理致超然的卓荦学术成就，令苏东坡赞叹不已，苏轼曾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范祖禹以“博极群书”向朝廷推荐他，曾巩也积极力荐。

二

出身书香世家，又综采博学的晁说之，仕途生涯却颇为坎坷。

元丰五年（1082），23岁的晁说之进士及第，但他一直以官学教师身份在各地从事教育活动，直至父亲去世，丁忧除服的元符三年（1100年），已经42岁的他，这才走上仕途。

幸运的是，武安成为了这位大儒的从仕起点。

这年的4月14日，他带领众官员到武安紫山祷雨，回来便得到消息，他所拥戴的韩忠彦入阁拜相，喜不自胜，欣然题诗《君莫恶行》：

寂寂山城已过春，黄鹂紫椹意相亲。

天公奈何不肯雨，小麦含秀安得吐。

闻道天公大仁圣，风伯何能回雨令。

恐是风伯老儿凶，长涂未许骋群龙。

前年流草有馀胔，谁言今朝尚忧此。

内降白麻出上阁，新相为霖君莫恶。

晁说之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宋元学案·景迂学案》载：（晁说之）“元符三年，知无极县，应诏上书言十事。”此前，因《宋史》无载，《景迂学案》是有关晁说之生平的唯一可资信典籍。

如果不是《景迂生集》中他君子自道：“元符三年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县事兼兵马监押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历史将一直错误地以为，元符三年，晁说之是在无极知县的任上，应诏上皇帝书言十事。

元符三年，在北宋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年正月宋哲宗赵煦病逝，宋徽宗登基，新皇新气象，大赦天下，王安石的新法遭到摒弃，旧党人士纷纷获得升迁，在这个时节，拥护旧法的晁说之志满意得，打算大显身手一番。

列在《景迂生集》卷首的，就是这个“言十事”。是年4月19日，在武安任上的他应诏上书，谈了祗德、法祖、辨国疑、归利于民、复民之职、不用兵、士得自致于学、广言路、贵多士、无欲速无好高名等十事，洋洋万言，对王安石变法大加指责。

天有不测，短短两年后，他所支持的守旧派失势，维新变法派重掌朝纲，他入籍元祐党人，为他以后的坎坷仕途埋下了伏笔。

1100年5月，他在武安建了一座高楼，以东汉时台佟的字“孝威”名其轩；以隋朝马光的字“荣伯”名其楼，5月，楼既成，他写了一篇《荣伯楼记》。原文不长，十分宝贵，故抄录如下：

“武安，鼓山藩其前，太医山殿其后，紫山岌其左，百尖山峘其右，厜崷崒，络绎连属，若断而续，薄于太行，其中大川四五，小川七八，达于漳，入于河，凡赵国之建郡县，皆在桑枣平墅，未有武安比宜。夫人物擅山川之秀，多闻人乃自古寂寞，无传至于今，何邪？或曰武安之水多伏流，非若淮、济之类，中伏而卒，大发其伏，遂绝不出矣。得非其故欤？或曰非也，有人焉，象其山隐水伏，不自表襮，世人未之知尔。

“予求之于古德高行一人，曰台佟孝威；得大儒一人，曰马光荣伯。荣伯隋开皇中六儒之冠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逐，独荣伯显。文帝幸国子学，荣伯以博士升坐，讲礼甚洪，瞻论者莫测浅深。当时以次论难者十余辈，皆一时硕学之士也。山东三礼学自熊安生后唯宗荣伯一人，荣伯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后多负笈从荣伯长安。荣伯在国子学数年，丁母忧，归武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邪！

“予既以孝威名轩，自致予之志，又以荣伯名其楼，劝邑子知务学也，邑子固将曰马荣伯死且数百岁矣，县令贤其人，想其风采如在，以其人名楼而式之，我辈苟自进与荣伯比，岂不美哉！往时虽有一二人华吾邑而来者，烝然秀出矣，若夫客至，登楼四望，如与荣伯游，而觉山川意象，徘徊相高者，其乐又曷可道也。元符三年五月嵩阳晁说之序。”

三

让人奇怪的是，在《荣伯楼记》落款中，晁说之为何自署为“嵩阳晁说之”？

而且，在晁说之的诗作中屡屡出现“嵩阳”地名。其《静夜》诗中有“似说归期近，嵩阳学自耕”；其《且据告行求题其父所作梦记之后》诗中有“前身嵩阳老道士，今日京东蔡秀才”；其《送杜通直乞罢无极南归》诗中也有“嗟予投帻亦不晚，君好访我嵩山阿”；而且《景迂生集》也同时叫做《嵩山文集》。

正是这篇《荣伯楼记》揭开了晁说之的地望之谜。既然是作者自署，晁说之为嵩阳人无疑。

之前，宋史研究者都认为，晁说之祖籍澶州（今濮阳清丰），为山东巨野人，实是受了《宋史·晁补之传》的影响。

晁说之在《宋史》中无传，于是根据晁补之出生地做了推测。但晁补之与晁说之只是同高祖，晁补之一支为晁氏东眷，在山东巨野一带繁衍；而晁说之一支为中眷，在河南登封一带繁衍。如此，晁说之自署嵩阳人，就有了地望印证。

荣伯楼建于今天的武安何处，自是迷茫难求了。但作为一代硕儒，他当初建此楼的目的却十分明显：一在劝进，使武安学子登楼思贤，从而知学；一在化人，外客登楼，如与先贤同游，能追古想今，与古人徘徊相高。

在文章中，他从武安“山隐水伏”的山水形胜说起，得出武安人物“不自表襮”的超然清高品格，此说可谓深得武安人文地理之精神。这虽然总结的是武安的人文精神，但更相信这是晁说之对自我人格的标榜与追求。

1101年6月，晁说之在武安任上，写下了著名的《易规》，文后标有：“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县咸池轩。”

1102年，他因元符末应诏封事落“邪中等”。

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晁说之离开了武安，改承意郎，徙知定州无极县，旋即被劾罢，领嵩山中岳庙祠禄，遂隐居嵩山。

四

离开武安后，晁说之历任无极知县、领闲官居嵩山、监陕州集津仓、监明州船场、通判廊州、提举南京鸿庆宫、知成州。靖康初，被召至京，任秘书少监兼谕德、寻以中书舍人兼詹事。力言三镇不可割，谏止钦宗不可弃汴京出狩。

1125年，针对北宋朝廷的错误战略，使金国战火直指北宋，他力主抗金，保卫家园。晁说之痛心疾首地上书：“平昔仆役高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监，何其甚耶！义士痛心，壮士沥血，孰甚于斯时耶！”

他的一生经历了仁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六朝，是难得的一位身入南宋的“元祐名士”。

崇宁初，元祐党人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得在京城为官，晁说之被罢官，只好遣妻儿归乡里故庐，自己独留在中牟驿累日，以待分配。

北宋文人士大夫，无不受到佛教的影响，晁说之也不例外，他一生之中与众多高僧密切联系，经常诗词唱和，创作书画，还有佛法上的切磋学习。晁说之52岁时，出为监明州船场任，这个时期，他对佛学研究尤为倾心，常往南湖访明智，闻三千境观之说，欣然愿学通其旨。晚年日诵法华，自号天台教僧，《佛祖统纪》中列晁说之为明智中立禅师法嗣。

政和四年甲午（1114），晁说之通判鄜州。罢归后，于政和七年居新郑东里时，与叶梦得等人结诗社，遥相唱和。宣和四年，64岁的晁说之，以朝请大夫身份知成州军事。宣和六年，66岁的他致仕东归。

钦宗靖康元年，钦宗以著作郎召68岁的晁说之，很快除秘书少监兼太子左谕德，又除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他走上了仕途的顶峰。又因议论不合、制词失当坐请补外落职。

宋高宗即位后，驰驿召晁说之赴行在，未至，即授以徽猷阁待制兼侍读。至此，他避兵于高邮、海陵、建康一带，一直处于流离丧乱之中。建炎三年，他病死于船上，时年71岁。

他用他一生的行状，践行了他所主张的“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也。志于功名，富贵不足论也。志于富贵，则其与功名背驰亦远矣。”（《晁氏客语》）

五

晁说之一生学有大成，著述宏富，但晚年经靖康之后的兵难，大多散轶，后来由其孙子晁子健多方访求搜罗，才有了20卷本《景迂生集》诞生。

其著作主要有《易商瞿大传》《易商瞿小传》《商瞿易传》《商瞿外传》《京氏易式》《易规》《易玄星纪谱》《晁氏诗传》《晁氏春秋传》《诗论》《晁氏书传》《书论》《春秋辩文》《春秋年表》《中庸传》《古论大传》《论语讲义》《壬寅孝经》及《五经小傅历谱》，凡十九种，皆经学。

除了是一位名扬四海的大儒，他还是宋代的制墨名家，山水画家，有画作《鹰逐野禽图》至今留世，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他还是一位古诗文作家，与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江西诗派作家有着广泛的师友关系。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善于发现人才，积极举荐。富直柔、朱弁就是他慧眼识珠，向朝廷力荐的结果。

据《宋史》记载：“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孙也。以父任补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说之奇其文，荐于朝，召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