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
最近高层发展论坛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著名经济学家朱民在论坛上明确指出：“金融创新的重中之重是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朱民认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绿色及出海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国际层面的支持，而这一切都需要强有力的人民币作为后盾。
当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在全球占比分别为16.6%和14.4%，但与之对应的是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则只有2.1%，占全球贸易支付的比例更是只有1.6%。
这种货币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严重不匹配，也意味着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贸易定价和金融风险防控中处于被动地位。
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造“强货币”，是突破这一瓶颈，将经济实力转化为金融影响力的关键。
但唯一的问题在于，眼下人民币国际化，到底难在哪？
在这次的论坛演讲中，朱民就曾敏锐地指出，当前美元主导地位正在弱化。目前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从45%降至25%，贸易占比也从25%降至13%左右，这就是朱民特别提到的“美元地位正在下降”。
最近几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经从峰值的70%左右降至58%。地缘冲突、美债居高不下、货币政策频繁变动以及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工具，这些都在侵蚀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并推动全球“去美元化”趋势，这为人民币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窗口。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从全球视角来看，人民币占比的比例仍然很低？
货币要想国际化，首先就必须要先“结构化”。
摆在人民币国际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跨境人民币“流量”和“存量”的结构性失衡。这也是国际化最核心的制约之一。2024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量高达96万亿元，但境外人民币存款仅3.5万亿元，债券存量不足1.2万亿，流量和存量比高达27:1，这意味着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仍然高度集中于贸易结算环节，并没有有效沉淀为投资和储备资产，也就难以形成自我强化的网络效应和循环体系。
而作为对比，美元的流量和存量比只有5:1。
那么如何让人民币沉淀为投资和储备资产呢？
这就要说到国际化的第二个难题，即金融市场深度和开放度。
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有待提高，金融产品种类也不够丰富，难以充分满足全球投资者多元化、大规模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人民币自然也就难以沉淀为投资和储备资产。
除此之外，在资本进出方面，也尚未完全可兑换，根据不可能三角我们知道，一国的货币独立性、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是不可能三得的，因此这也是国际化最大的难题。
然后就是企业使用人民币面临的实际障碍。
根据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的调研，企业反映的障碍主要集中在：政策过于复杂、法律法规兼容性差，存在资本流动障碍和投资范围限制，风险对冲工具不足，尤其在岸人民币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认可度低，企业难以有效管理汇率风险。
除此之外，还有40%的企业曾遭遇交易对手拒绝接受人民币的问题。
与其说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对手是美元，不如说是货币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欧元、日元等货币也拥有成熟的国际使用网络和清算体系。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使用习惯和路径依赖仍然根深蒂固，切换成本高昂。
因此，美元的网络效应和在位优势，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面对的长期挑战，而短期挑战，则来自货币自己。
毕竟国际化本身，也预示着风险。
首先就是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面临严峻挑战。人民币国际越深，意味着资本流动性越高，这将直接冲击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随着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的扩大，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都会通过加息或降息通过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渠道更快、更直接地传导至国内市场。
这可能导致央妈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外部因素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例如，为了维持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可能被迫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从而与国内稳增长、降成本的需求产生矛盾。
这实质上也是在更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对“不可能三角”进行艰难的再平衡。
除此之外，跨境资本流动也可能放大国内金融脆弱性。在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压力等国内结构性风险尚未完全化解的背景下，过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带来风险。
当国内经济向好、汇率有升值预期时，国际资本会大量涌入，推高资产价格；一旦出现负面冲击或贬值预期，资本又可能集中外流，加剧市场波动和流动性紧张。
这种资金的大进和大出也可能迫使央妈在“稳汇率”和“保增长”之间陷入两难。
当然最最最重要的，还有贸易逆差的问题。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必然需要该国通过持续的贸易逆差或资本输出，向世界提供该货币的流动性，例如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输出美元。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是去年贸易顺差高达1.19万亿美元，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
这意味着世界上人民币的“存量”是严重不足的，如果要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储备地位，就需要再未来改变长期顺差模式，通过扩大进口或增加对外无偿援助。
而这一点，目前来看也不现实。毕竟顺差当下仍然是和出口强绑定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如果没有迫切国际化的短期必要性，我们显然不太可能让顺差变成逆差，短期内更是不现实。
另外金融市场的开放也是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这也会让股市债市更直接地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之下，以如今国内股市的特性都尚且如此，一旦完全开放，后果可能更难以想象。
综上所述，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利的，但绝非只有利益而无代价的坦途。货币国际化要求在国内金融体系的韧性、监管能力的成熟度、宏观经济结构的灵活性以及应对国际复杂局面的战略定力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点。
也正因如此，目前我们的主流观点始终强调“稳慎务实”、“把握节奏”。未来的路径，必然是在主动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如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加强跨境资本监测）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从而在收获国际化红利的同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化仍然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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