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不刻名，必须充分尊重权利人的自愿自主选择，墓碑不能成为“情感绑架”的道具。情理之中须有法理边界，传统之下要见个体尊严

清明将至，有两则关于墓碑刻名字的案件引人关注。

一则据新闻晨报报道，林女士离婚多年后，发现前夫何先生未经允许，将她的姓名以“儿媳”身份刻在前婆婆墓碑上，林女士起诉维权，要求“除名”；另一则来自长沙开福法院消息，罗女士的父亲离世后，弟弟没第一时间通知罗女士，且墓碑上遗漏了她的姓名，罗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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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长沙开福法院

两人诉求截然相反，但依法维权意识都很坚定：林女士认为婚姻关系结束意味着她不再是何家儿媳，对方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姓名权，也给她造成精神困扰。打官司撇清这层早已解除的身份关系，是重申个体权利与尊严。

而罗女士一案中，她所主张的祭奠权属于人格权范畴。自然人去世后，近亲属参加丧葬仪式是传统习俗，也是生者致哀的主要方式之一。作为直系血亲，其要求在亡父墓碑上加名，同样关涉人格尊严和人格平等。

两起事件对比来看，除了刻名“一减一增”诉求的显性差异，两案还存在相通之处。比如，都存在原告知情权被粗暴忽略的情况，被告“先斩后奏”，以“既定事实”玩情感绑架那一套。但凡事先沟通一下，是否就不至于闹到如今对簿公堂的局面？

无论是认为“前婆婆与前儿媳关系亲近、成全老人遗愿”，还是辩称“不把姓名刻入墓碑是母亲的意愿”，都属于苍白辩解，还企图利用情感施压，实际上都不能减轻对当事人知情权和人格权的侵犯。

好在案件的结果都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林女士与前夫双方达成了“除名+补偿”的调解方案，罗女士得以在父亲的墓碑上加名，且获得一定精神损害抚慰金。

此类案件的发生，反映了传统丧葬习俗与现代人格权利之间的冲突，这一现象应得到正视。刻不刻名，必须充分尊重权利人的自愿自主选择，墓碑不能成为“情感绑架”的道具。情理之中须有法理边界，传统之下要见个体尊严。

当然，关于人格权保护与祭奠权维护，有时也需要消除横亘在家庭中间的心理之坎。亲属间互谅互让、相互尊重，合法、合情、合理地祭奠先人，才能让逝者安息、生者安宁。

红星新闻评论员 李晓亮

编辑 赵瑜 审核 任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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