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的人叫樊建川，四川宜宾人，今年六十九。
二十多年前，他是宜宾市的常务副市长，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副厅级。
当时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话，准备把他扶正当市长。
可就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疯子的——他要辞职。
理由说出来更离谱：工资太低了。
樊建川说这话一点没开玩笑。
他当副市长那会儿，工资一个月三百多块钱。
他想搞收藏，压根不够花。“
万一我把持不住贪污了咋办？”这话要是别人说出来，十有八九是段子，可从樊建川嘴里说出来，那是真事。
于是他真辞了。一九九三年，他跑到成都，通过招聘广告去了一家港资房地产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月薪三千。
从那以后，“樊哈儿”这个外号就在宜宾传开了——四川话里“哈儿”就是傻子。
可他不在乎，他从小就被人说“傻”。
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他拼命干，饿晕过两次。
后来去当兵，冬天零下四十度的内蒙古，他一待就是两年半。
高考恢复那一年，全军八十个人争一个名额，他硬是咬着牙考上了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毕业之后当大学老师，铁饭碗端得稳稳的，可他坐不住，又跑去从政，一路干到了副市长。
每一步都让人看不懂，每一步他都得理直气壮。
他骨子里就喜欢收藏旧东西，这个“癖好”打小就有。
幼儿园老师给他写的评语——“害羞，不爱说话，能保持衣服和手脸的清洁，能正确计算十以内的加减法”——他都当宝贝一样收着，一收就是五十多年。
真正让他上瘾的，是抗战那些事儿。
他父亲一辈十三个人全部参加了抗日战争，十二个阵亡，就剩下他父亲一个活着回来。
这个出身让他对那段历史有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感情。
在当副市长的时候，他上街眼睛就直溜溜盯着别人不要的“破烂”，抗战时期的老东西、旧报纸、破铜烂铁，在他眼里全是宝贝。
一家人周末逛街，答应给老婆买裙子，结果半路看到一枚抗战勋章，他扭头笑嘻嘻跟老婆说：“先把钱借我，下次给你买。”
为了能放开手脚搞收藏，他选择先去挣钱。
做房地产那几年，赶上好时候，他的公司一度冲进全省行业前十，他也登上了胡润富豪榜，身家二三十亿。
按理说，挣了钱就该享福了，成都最繁华的地段有他的商品房、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日子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可他偏偏又开始犯“傻”——他要建博物馆，而且一规划就是五百亩。
朋友骂他脑子进水，说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
樊建川不听，他说：“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
中国十三亿人口里，十二点五亿人都该过上平淡安稳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说干就干。他卖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把所有资金全砸进博物馆。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才开工，他给自己定了死目标：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天——必须开馆。
工期只有九个月，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大年三十晚上别人在吃年夜饭，他还在工地上吹着寒风赶工。
博物馆建起来了，钱也花光了。
光是为筹建建川博物馆聚落，他就投入了近五亿元，几乎耗尽了十几年经商攒下的全部家底。
最惨的时候，他身上背着一个亿的贷款。
博物馆每年运营要贴几千万，员工都养不活。
为了还贷款，他到处讲课、出书、卖字。
现在的樊建川，头发全白，穿一件洗得发灰的夹克，在博物馆里边走边给游客指路，像极了普通保安。
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坐在老厂房改造的值班室里，桌上一杯浓茶，茶叶都沉底了。
他天天在食堂吃饭，一顿五块钱，手机还是十年前的旧款，连微信都不怎么用。
听说他银行卡里剩不到两万块，房产证早就押给银行了。
每年上百万的参观者走进建川博物馆，很多人看着看着就流了泪。
二〇一八年，樊建川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跟马云、任正非、马化腾这些名字列在了一起。
从副市长到捡破烂，从亿万富豪到“负债穷人”，从人人嘲笑的“樊哈儿”到四川的骄傲，他这辈子干的每一件事，都在告诉别人一件事——有些东西，比钱重要。
旁边有游客想跟他合影，他摆摆手，说“等会儿，这儿有个字糊了”。人家问他这辈子到底图个啥，他没说梦想，也没谈情怀，就说了句：“东西在这儿，人才能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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