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夏，怀宁县党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拜访黄瑛同志，老人已年白发苍苍，谈起四十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却记忆依然清晰。

当话题转到1944年7月那场反“扫荡”战斗时，黄瑛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道：“那次我们大多脱险了，可张伟群同志差点没出来。说来也怪，当时救他的，竟是个伪军……”

故事要追溯到1943年秋天。

那时，沿江地委决定将桐怀潜县委改为桐怀潜中心县委，由沿江支队参谋长胡继亭同志兼任书记，黄瑛任副书记。

随后，马守一、张伟群、齐平等人陆续加入，班子逐渐齐整。

中心县委在机关所在地成立了花山区委和祠怀边区民主政府，下建六个乡政权，又在桐西山区成立了舒桐潜工委，黄瑛兼任工委书记和游击大队政委。他们还派人到怀宁开辟广济圩和百子山地区，游击区的范围一天天扩大。

到了1944年下半年，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敌人像嗅到了什么，频频向根据地向进犯。七月的一天，日军从广圩、枞阳、安庆三处集中了三四千人，气势汹汹地向花山地区扑来。

游击大队边打边撤，故意把敌人引进林家冲的深山里，然后抢占有利地形，狠狠地打了一场反击。那一仗，打死打伤日军百余人，游击队的伤亡很小。

可失败的敌人并不甘心，没过多久，安庆和广圩的日军又来了。

那天清晨，黄瑛起床后习惯性地朝大圩埂方向望了一眼，只一眼，他的心里便猛地一紧——只见黑压压的人影，正弓着腰沿着圩埂朝这边移动。

黄瑛紧急集合部队，可最近的敌人，此刻已经逼近到离他们只有百来米远的地方。

更让人后怕的是，大伙儿竟还没有发现这支敌军的悄悄靠近。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伪军朝天开了几枪。那枪声乍听起来像是胡乱射击，可黄瑛立刻明白了——这是对方有意送情报。

游击队趁这间隙，反应过来，纷纷向山中撤离，随后抢先占领了螺丝山对面的中山寺，依托大山阻击敌人。

黄瑛自己则爬上了另一个山头。

就在这时，更坏的消息传来：桂顽周雄的部队从桐城练潭出动，向罗家岭、大龙山一带活动，显然是要配合日军夹击大伙儿。

前后受敌，情况万分紧急。

黄瑛和游击队被隔在不同的山头上，他只能一个人在山林里转圈子。

山下传来敌人的喊叫声：“抓到黄嘛夫头子，赏洋两千五！”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要抓的人就在头顶的山林里。

敌人搜到东山，黄瑛就摸到西山，靠着熟悉的地形和群众的掩护，他最终脱了险。

战斗结束后，黄瑛清点人员，却发现张伟群没出来。

“伟群呢？谁看见他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

黄瑛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派人四处寻找，又不敢弄出大动静。

时间一点点过去，众人的心越来越沉。

张伟群到底去了哪里？

原来，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张伟群和部队被冲散了。

敌人漫山遍野地搜，他一个人跑到螺丝山下面，那里有条河，河边的草长得又高又密。他来不及多想，一头扎进草丛里，整个人蹲在湿漉漉的河水中，河水浸透了衣裤，冰凉刺骨。

他一动不敢动，连呼吸都压到了最低。

敌人搜过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皮靴踩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日军叽里咕噜的说话声、伪军喘着粗气的动静，就在他附近。

张伟群紧紧握着手里的枪，心里不断地想着，大不了就拼了。

就在这时，一个伪军突然拨开了他头顶的草丛。

四目相对。

张伟群看清了那张脸——黑瘦，颧骨很高，眼睛不大，穿着那身灰黄色的伪军军服。他也知道，对方看到了自己。

时间仿佛凝固了。

张伟群的手指扣上了扳机，准备拼命，可下一刻，那个伪军却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目光从他脸上滑过去，嘴里嘟囔着：“这边没有，走，走！”说完，他松开草棵子，转身跟着队伍往别处去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嘈杂的人声也渐渐消失在河道的那一头。

张伟群趴在草丛里，半天没回过神来。他不明白那个伪军为什么没有喊叫，也没有开枪。

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说不准。

但他知道，刚才那双眼睛只要多停留一秒钟，或者那人喉咙里多发出一个音节，他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

直到四周彻底安静下来，天色也暗了，张伟群才从草丛里爬出来。他浑身湿透，腿上被蚂蟥叮了好几处，胳膊上全是草叶子划出的血道子。

张伟群辨别了一下方向，趁着夜色摸回了根据地。

当张伟群出现在大家面前时，黄瑛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可算回来了！”张伟群只是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没事，在河边躲了躲。”

很多年后，黄瑛回忆起这件事，还在感叹：“那个伪军要是当时喊一嗓子，伟群就危险了。可他没有。在那个年代，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铁了心当汉奸，有的却是被逼着穿上那身皮的。关键时刻，有些人心里那点良知还没完全灭掉。”

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大伙儿始终不知道那个伪军姓什么叫什么。

只是在黄瑛回忆翻起的那层波澜里，让我们知晓了这段往事。

当年，在那片茂密的草丛里，有一双眼睛明明看见了一切，却选择了沉默。那沉默，救了一个人的命，也给那段残酷的岁月留下了一丝让人琢磨的余地。

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千千万万坚定的人，可有时候，确实也有那些在关键时刻良心未泯普通人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