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小时,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小伙便觉得手臂僵硬,一块足有脸盆大的石头被塞到了他胸前,他略一借力,低头把石块递向身后。对方似乎慢了半拍,石头险些落地,他急得脱口而出:“利索点!”抬头一看,愣住——那张略显疲惫却依旧沉稳的面孔,正是周恩来。
尴尬的瞬间没持续多久。周恩来稳稳接过石头,只轻声说了句:“继续传。”那句极轻的提醒,被风一吹便散进了河谷。青年回过神来,连忙低头接下一块“大西瓜”。
这条人链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54年4月,周恩来陪同外宾游十三陵时,就惋惜这里“有山无水”。同年夏天,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把总理的想法带到北京市。图纸一次次修改,直到1957年12月,十三陵水库设计方案敲定,坝址选定在东沙河。
1958年1月21日破土那天,昌平本地民工八千余人再加上两千多名志愿者,把锅碗瓢盆都带到了工地。北京正值三九,东风裹着雪粒刮在脸上似割,没人退缩。日夜鏖战两月,坝体只抬高了七八米,进度远低于预期。3月29日,周恩来来到现场,听完汇报后转身就问:“改良过工具没有?”几句问答,点名安徽推车筑坝的经验,工地随即加紧改造木轮车、翻斗车,效率翻倍。
进入四月,汛期资料显示,最迟七月上旬便有首轮洪峰。时间紧迫,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城支援,机关、厂矿、学校、部队轮番上坝。五月间,每日十万名劳动者在此集结,东沙河畔灯火彻夜不灭。
1958年5月25日下午三时,几辆黑色轿车驶进指挥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鱼贯而出。简易工棚里,大家围着沙盘研究水情,闷热得汗珠直落。毛泽东看完工程进度,提笔写下“十三陵水库”五字,又问总指挥:“七月能挡得住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走向坝肩,挽起袖子,和民工、战士并肩装土。那天,上坝土方5.1万立方米,创下开工以来的日最高纪录。
此后不到一个月,书记处、国务院、总参谋部等百余家单位分批报道,一队队干部换上粗布衣,住茅棚、吃杂粮。6月15日清晨,五百名部委负责人乘车抵达工地,周恩来领头。有人提议带医护随行,总理摇头:“工地医生够了,别搞特殊。”
工地作息早六点吹笛集合。每天出工时,周恩来或排在队中,或扛红旗走在最前。石料区常能见他弯腰抬石,手背被碎石划开也只是抹抹砂子继续干。那位曾经催促他的小伙后来回忆:“总理的手套磨破了,他还说‘再扛一趟’。”一句普通的话,让青年羞愧又振奋。
6月22日至23日,周恩来再次宿营东关平房,条件简陋,夜里蚊虫乱飞。他白天八小时体力劳动,晚上照常批阅文件。工地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总理每天三班倒,我们凭啥撂挑子。”热度一浪高过一浪,自发来的志愿者络绎不绝,有僧人、有教师,甚至还有几个京剧票友把锣鼓带到了坝脚。
6月30日傍晚最后一车土夯实,坝顶接缝线被灯光照得雪亮。七月一日凌晨,中共北京市委在坝肩举行落成典礼,礼炮与早晨的鸟鸣交织,号子声此起彼伏。北京市委负责人面对十几万建设者,声音沙哑却坚定:“洪峰来了也挡不住咱的劲头。”场下掌声久久不停,有人回头望见那位青年,他正默默包扎着手上的旧伤。
短短五个月,二百九十多万立方米土石筑成大坝,三千四百余万立方米库容静静躺入山谷。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这样的速度在当时被誉为“北京速度”,也成为全国水利大会战的标尺。
数十年后,东沙河依旧流淌,库区碧波与青山交映。那位曾经的“愣头青”在回忆里说,自己最难忘的不是惊鸿一瞥的总理面孔,而是对方随手接过石头时的笃定,那力透脊背的动作,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这座大坝,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和领袖一起手里手心的温度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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