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12日夜，武汉长江大桥上的霓虹倒映江心，江面风很大。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守在船舷，紧了紧旧风衣，明早他要陪毛主席溯江而上考察三峡，行程已排得满满。同行的人并不多，梅白却清楚，主席此行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见李达。
梅白擅诗，人称“梅才子”，1922年生，十四岁便拿着《昭明文选》与同乡论韵脚。可他第一次闯到毛主席跟前，却一点也没像个文人。那是1952年夏天，他穿着短裤拖鞋推门闯进会议室，高喊“老黄，捉王八去”，竟不知里边坐着主席。黄梅县委书记替他圆场：“这是梅白。”主席微微一笑，问：“梅花为什么叫白？”窘迫的梅白愣住，黄书记忙答：“因为梅花洁白。”尴尬的空气散去，两人倒记住了彼此。
第三次再见，便是眼前这趟东湖之行。船抵汉口码头已是凌晨，主席入住东湖宾馆，对身边人叮嘱：“有一个人要见我，谁也别拦。”梅白马上反应过来——李达。
天亮出发前，梅白送上一首《夜登重庆枇杷山》解乏。主席读毕，说声“好”，旋即提笔改字：把“辉煌”换成“苍茫”，“几万”改成“百万”，“流倒影”改为“摇倒影”。他解释：“夜色要动起来，城市要显新貌。”短短几分钟，一首小诗境界全变。梅白暗自佩服，却被主席反问：“诗改几次了？”他答：“初稿而已。”主席点点头：“再放一段时间，推敲推敲。”
午后，船过巴东峡口，李达登船。自1921年建党起，他和毛主席就“老朋友”了，可两人性格迥异，一言不合就争。李达手里拿着省委准备刊发的《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一文，开门见山：“马克思主义不是‘超’，是发展。屈原的《离骚》能超吗？”主席扶栏听完，只回一句：“文章可以讨论。”
话锋很快转到那句轰动湖北的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李达认定这是唯心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限度。”主席却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大。”船舱里火药味渐浓，梅白看气氛不对，插话：“要不省委把标语先撤？”两位长者互相瞪了三秒，谁也没再吭声。傍晚靠岸，主席吩咐：“梅白，送李达同志回去。”回程路上李达还叹气：“《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现在倒成了标语口号。”
夜半回宾馆，梅白将李达的话原封不动转述。主席没生气，只轻声说：“李达重原则。”几天后，他又让梅白把自己的解释带给李达。南来北往的跑腿，让两位老朋友的怒气渐消。多年后，李达对人说：“润之肚量大。”主席也坦言：“那晚我急了。”
真正让梅白印象深刻的，却是谈诗之外的家教话题。一次散步，主席忽然问：“记得曹孟德评价汉献帝吗？”梅白答得利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主席长叹：“现在有些干部子女也是这路数，娇气得很。”他又追问：“你家孩子坐你的车吗？”梅白摇头：“不让坐，想坐就推下去。”主席笑了：“好法子，要推广。”
这并非随口提醒。1957年起，中央机关幼儿园里流行比拼“谁家爸爸官大”，有的小孩一口一句“我家吉普车”。主席担心早早养出一批脱离群众的“小贵族”。东湖散步时，他脱口一句：“温室里的花，一吹风就倒。”梅白点头称是，却仍替同僚揪心：真要管，得下狠手。
高干子弟滑坡的案例后来实实在在发生。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少年时就因“我是将军的儿子”而目空一切。混日子、闹事、听敌台，连进了哈军工也管不住。八十年代，他因严重犯罪被依法处决。那些档案摆在面前，很多人后背发凉——主席的预言，竟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再回到1959年。庐山会议间隙，主席把新作《七律·到韶山》交给梅白。梅白看罢，提笔划掉“哭逝川”中的“哭”，改为“咒”，又把“要使人民百万年”换成“遍地英雄下夕烟”。改好后递回，心里直打鼓。主席却高兴地击掌：“改得好，诗得益处在此一笔。”几天后，新稿即刊行。
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两年，梅白记下了一本《日记》。翻到最后一页，是主席的嘱托：“写诗须改，治事也须改；子弟亦然，不改就坏。”梅白后来回湖北工作，把这句话写在办公桌抽屉里，每遇干部子女上学、参军、进厂，总要先问一句：“能吃苦吗？”同僚笑他多事，他却坚持：“防患于未然。”
东湖春去秋来，那段谈诗论政、说教子之道的日子早已过去。可主席借“汉献帝”敲下的警钟，几十年后仍在不少老同志耳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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