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这座水库修在两条山沟子交汇的地方，三面都是黄土坡，坡上稀稀拉拉长着些酸枣棵子和白草，风一吹就哗哗响。水是从上游泉眼里渗出来的，一年四季不断，汇成个几十亩大的水面，绿汪汪地卧在山沟里，深的地方据说有十几丈。坝体是前些年大搞水利的时候修的，石头砌的坝面，水泥勾的缝，十几年风雨下来，有些地方已经裂了口子，长出些青苔和瓦松。
老周住的三间石头房子就在坝根底下，是当年修水库时留下的工房。房子不大，墙是乱石垒的，里外抹了层黄泥，屋顶铺着油毡和茅草，看上去灰扑扑的，跟周围的土坡几乎混成了一片。房子分成两间，外间支了个灶台，放着水缸、案板和些零碎家什，里间一盘土炕，炕上铺了条八成新的线毯，叠着被子，墙角戳着几件农具和一副挑水的担子。炕头的小桌上放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是老周前年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信号不好，只能收两三个台，雪花点子哗哗地落。
老周那年四十三岁，中等个子，肩膀宽，手大脚大，脸被山风吹得又黑又粗，两鬓已经冒出些白发来。他原本是山下周家坳的农民，家里弟兄三个，他是老大，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他年轻时在村里还算个能人，种地、打坯、砌墙、修农具，样样拿得起来，可就是运气不好，分地时分到的那几亩坡地全是薄地，种啥啥收成不好，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九年前水库要人看守，村里开会定下来，一个月给一百五十块钱，管住不管吃，活计也不重，就是巡巡坝、清清杂草、开关闸门什么的。这活村里人嫌钱少，又偏，没人愿意干，老周寻思着好歹是份固定收入，就接了下来。
这一守就是九年。
九年的时间，足够一个人把日子过成一种惯性。老周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先挑两担水，把水缸灌满，然后生火做饭。饭食简单，苞谷糁子粥或者白面糊糊，就着自己腌的酸菜，偶尔蒸几个馒头。吃完了就顺着坝走一圈，看看坝体有没有裂缝，看看水位涨了没有。水库主要是给下游几个村子浇地用的，夏天用水多，他得盯着，及时开闸放水；冬天农闲了，就蓄着，等来年春灌。坝上走一圈大概二十分钟，走完了就回来，该干嘛干嘛。他在坝根底下开了片荒地，种了些苞谷和菜，够自己吃的。有闲工夫了，他就在水库边上下几挂网，打些鲫鱼、白条、马口之类的，拿到镇上去卖，换个油盐钱。
水库离最近的镇子有十二里山路，骑自行车得四十多分钟，路不好走，都是土路和碎石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得不行。老周一般半个月下一次山，买些米面、盐、煤油这些必需品。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就是那种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农民过惯了的、紧巴巴的、没什么指望但也饿不死的生活。
那年秋天，老周媳妇秀兰带着闺女来住了一阵子。
秀兰比他小三岁，人瘦，皮肤白，年轻时在村里算是好看的，就是身子骨弱，干不了重活。她跟老周过了二十年，吃了不少苦，但从不抱怨什么。闺女叫小梅，那年十二岁，在镇上念初中，平时住校，放假才回来。她长得像她妈，眉眼秀气，性子却随老周，话不多，心里有数。
秀兰来的那天，背了个蛇皮袋子，装着些换洗衣服和给小梅带的干粮。老周到村口接她，接过袋子掂了掂，不重，知道她没带多少东西。
“住几天？”他问。
“住到小梅放寒假吧，”秀兰说，“在家也没事，来给你收拾收拾。”
老周没说什么，把袋子甩到肩上，头前带路。
秀兰来了以后，石头房子变了样子。她把积了半年的灰擦了，被子拆洗了一遍，炕上添了条新褥子，灶台也收拾利索了，锅碗瓢盆归置得整整齐齐。她还从家里带了瓶豆瓣酱来，做饭的时候舀一勺放进去，味道就不一样了。老周吃着她做的饭，觉得日子忽然有了些烟火气。
但秀兰的气色不太好。她比春天的时候瘦了一圈，脸色发黄，嘴唇也没什么血色，走几步路就喘。老周问她，她说没事，就是胃不太好，吃饭不香。老周说那去卫生院看看，她说不用，老毛病了，养养就好了。老周也就没再提，他是个嘴笨的人，不会说那些心疼人的话，只是每天多打两条鱼，炖了汤端到她面前。
秀兰喝着鱼汤，有时候会看着老周出神，眼睛里有些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担忧，又像是别的什么。老周被她看得不自在，就问：“看啥呢？”
秀兰就笑笑，说：“看你老了。”
老周说：“谁还能不老。”
那段日子，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坡上的草开始发黄，酸枣红了，挂在刺棵子上，一粒一粒的，像碎玛瑙。小梅周末来的时候，老周就带她去摘酸枣，小姑娘手快，一会儿就摘一兜子，拿回去让她妈做酸枣糕。一家人难得团聚，日子虽然清苦，倒也有滋有味的。
农历九月十七那天，老周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水库上来了个不该来的人。
那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太阳已经偏西了，照着水面一片金黄。老周刚巡完坝回来，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搓草绳，秀兰在屋里缝被子。他听见坡上有人踩碎石头的声音，抬头一看，有个人正从那条土路上往下走。
那人穿一身灰蓝色的对襟布衫，脚上是双千层底的布鞋，背了个旧帆布挎包，手里拄着根竹竿。他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头发花白，扎了个髻，用根木簪别着，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也是花白的。脸瘦，颧骨高，眼睛却亮，像是两盏灯似的，隔老远就觉得有光。
老周在水库守了九年，几乎没见过陌生人来。这地方偏，又没什么景致，偶尔有走亲戚的走岔了路，一年到头也碰不上几个。他放下手里的绳，站起来看着那人。
那人走得慢，但步子稳，每一步都踩在实处，竹竿点在石头上，笃笃地响。他走到跟前，站住了，先看了老周一眼，又看了看坝和水库，然后笑了一下，露出一口还算齐整的牙。
“老乡，”他说，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些外路口音，但能听懂，“贫道路过贵地，天快黑了，前头又没人家，想借宿一宿，不知道方不方便？”
老周愣了下。他是个见惯了世面不多的人，碰上这种突如其来的事，第一反应不是热情也不是拒绝，而是打量。他上上下下看了那人一遍，布衫洗得发白，但没有补丁，干干净净的，挎包的带子断了一根，用麻绳接上了，打了几个结。人站在那里，不卑不亢，脸上带着笑，但不巴结。
老周想了片刻，说：“房子破，怕你住不惯。”
道人说：“出家人不讲这些，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
这时候秀兰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了，手里还拿着针线。她看了道人一眼，又看了看老周，老周冲她微微点了点头，她就说：“进来吧，我收拾一下。”
道人道了谢，跟着进了院子——其实也不是院子，就是房子前面一片平整过的泥地，用树枝围了半圈篱笆。秀兰把他让到外间的灶房，搬了个凳子让他坐，又倒了碗热水。道人接过来，双手捧着，慢慢喝。
老周站在门口，靠着门框，问他：“从哪来？”
“从终南那边来，”道人说，“一路往东走，打算去泰山。”
“走了多远？”
“记不清了，走了有两个多月了吧。”
老周哦了一声，没再问。他不太会跟生人聊天，问两句就觉得够了。秀兰比他活络些，一边烧水一边问长问短，道人一一答着，声音平缓，不急不躁的。
晚饭是秀兰做的，擀了面条，切了酸菜，又打了两个鸡蛋卧在里头。老周平时舍不得吃鸡蛋，攒着卖的，今天秀兰打了两个，他没吭声。道人大概也看出这顿饭不寻常，吃得很仔细，吃完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吃完饭天就黑透了。山里没电，老周点了一盏煤油灯，外间灶房里一盏，里间炕上一盏。道人坐在外间，跟老周隔着灶台说话。秀兰在里间继续缝被子，小梅趴在小桌上写作业。
老周问了些不咸不淡的话，道人一一答着，但老周觉得这人不像是多话的性子，也就懒得问了。倒是道人问了他几句，问他在这守了几年了，水有多深，下游几个村子，都是些平常事。
说着说着，道人的目光忽然定住了，看着灶台后面墙上贴着的一张画。那是张普通的年画，上面印着个胖娃娃抱鲤鱼，是老周前年在集上花五毛钱买的，已经褪了色，边角都翘起来了。
道人看了好一会儿，忽然问：“老乡，你今年多大？”
老周说：“四十三。”
道人又问：“属啥？”
“属龙。”
道人没再问了，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掐了几下。那个动作很随意，像是无意识的，但老周觉得他那个掐指的动作里有些说不上来的郑重。
过了一会儿，道人抬起头来，看着老周的眼睛，说：“老乡，我跟你说个事，你记着就行。”
老周问：“啥事？”
道人说：“最近先别下山。”
老周等着他往下说，但道人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别下山，至少过完这个月再说。”
老周觉得这话没头没尾的，正要问，秀兰从里间出来了，端着碗热水递给道人，说：“师父，天冷了，喝口热水暖暖。”
道人接过碗，话题就岔开了。
老周心里存了个疙瘩，但也没往深处想。他觉得这些跑江湖的人多少都有些神神叨叨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多了去了，你要是较真，那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哦了一声，表示听见了，然后就端着煤油灯进了里间，让道人在外间炕上睡。
第二天一早，道人就走了。老周醒来的时候，外间的炕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跟刀切的一样。灶台上放着个粗瓷碗，碗底下压了张纸条，上头写着四个字：多谢款待。字写得不错，有筋骨，不像一般人写的。
秀兰也起来了，看了纸条，说：“这人倒是有礼数的。”
老周没吭声，把纸条叠了叠，塞进了裤兜里。
道人的话，老周当时没太当回事。他这个人，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信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向来是不信也不反对，就是那种“你信你的，我过我的”的态度。
可说来也怪，那天之后，一连串的事情就开始了。
先是小梅。
九月十九那天下午，小梅从学校回来了，脸色发白，说头疼，身上没劲。秀兰摸了摸她的额头，说有点烫，给她冲了碗姜汤喝了，让她在炕上躺着。老周以为就是普通的感冒，没太在意。可到了晚上，小梅烧得更厉害了，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迷迷糊糊地说胡话。
秀兰急了，说：“得去卫生院看看。”
老周说：“天都黑了，怎么去？明天再说。”
秀兰没再说什么，但她一宿没合眼，隔一会儿就起来给小梅擦身子、喂水。老周也睡不着，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第二天天刚亮，老周就推出他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个棉垫子，把用被子裹好的小梅抱上去，秀兰坐在后面扶着，一家三口就往山下赶。
从水库到镇卫生院十二里山路，有七里是下坡，但路况很差，碎石子和坑洼，自行车颠得厉害。老周不敢骑快，两只手攥着车把，指节都发白了，下坡的地方就用脚当刹车，鞋底在碎石上磨得吱吱响。到了平路才骑得快些，链条嘎啦嘎啦地响，老周的腿蹬得像风车，粗气喘得像拉风箱。
到了卫生院，医生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八，说是扁桃体发炎引起的化脓性感染，得输液。护士给小梅扎上针，秀兰坐在床边守着，老周靠在走廊的墙上，这才觉得腿肚子在打颤。
输了两天液，烧退了，小梅的脸色也好些了。医生说最好再观察一天，但小梅说功课落下了，急着回学校，老周就办了出院手续，又骑车把她送回学校。秀兰跟他说，她先不跟老周回水库了，回村里住几天，等小梅彻底好了再说。
老周一个人回到水库的时候，石头房子里空荡荡的，秀兰的针线笸箩还搁在炕沿上，里头搁着她没缝完的那床被子。灶台上还有她走前烙的饼，用笼布盖着，还是软的。老周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点了一根烟，慢慢地抽。
他想起道人说的话，心想，这也算个事吧，但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小孩子发烧嘛，谁家没有过。他把烟掐灭了，起身去巡坝，该干嘛干嘛。
可他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头。
隔了两天，他下网打鱼，收网的时候发现网里有一条死了的鱼，肚皮朝天，已经发臭了。他在这水库打了好几年鱼，偶尔也有死的，但不多。他把死鱼扔了，把网重新下了。
又过了两天，他在坝上走的时候，发现坝体西侧有一条裂缝，大概两米多长，顺着石头缝裂开的，能伸进去一个手指头。他蹲下来看了半天，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坝当年修的时候就有些偷工减料，石头是好的，但水泥标号不够，这么多年了，裂缝修补过好多次，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裂缝。他想去找村主任报告，但转念一想，村主任那个德性，估计又得说“你先盯着，等明年开春再说”。他就自己找了点水泥，和了沙子，把裂缝糊上了。
再就是羊。
老周在坡上养了七八只羊，平时散放着，隔几天去看看就行。那天他去坡上数羊，发现少了一只，找了半天，在一处沟洼子里找到了，已经死了，肚子胀得像鼓，嘴角流着白沫。他看了看，像是吃了什么毒草，但又不像，这坡上的草它天天吃，从来没出过事。
他把死羊拖上来，剥了皮，肉没敢吃，埋了。剩下的几只羊他赶回圈里，不敢再放了。
这些事一件一件地来，像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似的，但又说不上有什么关联。死鱼、裂缝、死羊，都是些平常事，放在平常日子里谁都不会在意，可它们偏偏挤在一块儿来了，就让人觉得不太对劲。
老周心里开始不踏实了。
他这个人，不迷信，但也不是那种纯粹的唯物论者。他在山里住了这么多年，见过一些说不清的事。比如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明明是大晴天，水库上会忽然起一阵怪风，把水面吹得跟开了锅似的，几分钟后又没了。再比如有时候夜里，能听见山里有哭声，像女人哭又像猫叫，问了村里的老人，老人说那是山里的一种鸟，叫“苦哇鸟”，专门在夜里叫的。老周信这些解释，但每次听见了，心里还是会发毛。
道人的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不疼，但时不时地硌他一下。
十月十二那天，老周下了趟山。
他本来没打算下山，米面还有，油盐也够，但村主任托人捎话，说让他去村里一趟，有事商量。老周不知道什么事，但村主任的话不能不听，他就骑上自行车，顺着那条土路往下走。
村主任叫周德茂，跟老周是本家，论辈分还得叫老周一声叔，但人家是村干部，在村里说话管用，老周见了也得客客气气的。周德茂四十出头，长得白白胖胖的，穿一件灰色夹克衫，头发梳得油亮，坐在村委会的办公桌后面，像模像样地端着个搪瓷缸子。
老周进了屋，周德茂让他坐，让人倒了杯茶。寒暄了几句，周德茂就开门见山了：“叔，县里下了个文，说要搞旅游资源开发，咱们乡的水库也在考察范围里头。县里来人了，说要看看，你跟人家介绍介绍情况。”
老周说：“介绍啥？”
“就是说说水库多大，多深，有啥鱼，周边环境咋样，这些。”周德茂说，“人家是旅游局的人，想看看这地方能不能搞旅游。”
老周心里不太情愿。他在那住了快十年，习惯了清净，要是搞什么旅游，天天来人，那还怎么住？但他没说什么，他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
“哪天来？”他问。
“就这几天吧，”周德茂说，“到时候你配合一下。”
老周答应了，出了村委会，骑上车子往回走。
从村里回水库要经过一条沟，沟里长满了槐树和杨树，路从中间穿过，两边都是密林子。老周骑到沟中间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有动静，像是什么东西在扑腾。他捏了闸，停下车，侧耳听了听。
是从路边的林子里传来的，像是有人在挣扎，声音不大，但很急促。
老周把车支在路边，从地上捡了根粗树枝，慢慢朝林子里走。走了大概二三十步，他看见了一幕让他头皮发麻的景象。
一个男人正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只鹅，那鹅的脖子已经被拧断了，血淌了一地。男人旁边还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刀，刀上也是血。两个人听见动静，一起抬起头来，看着老周。
老周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是邻村赵家沟的赵三，一个出了名的混子，赌博、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在方圆几里地臭名昭著。另一个人他不认识，长得很壮实，一脸的横肉。
“哟，这不是守水库的老周吗？”赵三站起来，把死鹅往地上一扔，笑了，那笑容让老周觉得浑身不舒服，“这么巧，碰上了。”
老周没接话，握着树枝的手紧了紧。
赵三往前走了一步，老周本能地退了一步。赵三又笑了：“别怕啊，我们又不对你咋样。这鹅是路边捡的，不知道谁家跑出来的，我们帮它解脱解脱。”
老周知道他在胡说八道。这沟里的鹅，十有八九是沟口老孙头家养的，老孙头是个老实人，养了几只鹅，赵三这是来偷的。
老周想了想，说：“这鹅是孙家的，你们给人送回去吧。”
赵三的笑容没了，脸沉下来，阴恻恻地看着老周：“我说老周，你在这地界上混了这么多年，该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吧？”
另一个人也站起来了，把手里的刀在裤腿上蹭了蹭，目光不善。
老周的心跳得厉害，但他没再说什么。他知道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他有家有口的，犯不着为了一只鹅跟他们起冲突。他转过身，走回路边，骑上车走了。
他骑了很远，手心还在出汗。
回到水库，天已经快黑了。老周进了屋，把门从里面插上，又在门后顶了根木棍。他坐在灶台边，点了根烟，手还在微微发抖。
他不是个胆小的人，在水库守了这么多年，半夜里什么声音没听过，什么阵仗没见过。但赵三那种人不一样，那种人是没有底线的，你今天得罪了他，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报复你。他有老婆有孩子，他赌不起。
老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第三根的时候，秀兰从里间出来了。她前几天又来了水库，说在村里待着也没事，不如来陪老周。她看着老周的脸色，问：“咋了？”
老周说：“没事。”
秀兰没再问，去灶上热了饭，端到桌上。老周吃了几口，吃不下了，把碗推到一边。
那天夜里，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秀兰也没睡着，但两个人都没说话。煤油灯早就灭了，屋里黑漆漆的，只有风声从门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
老周盯着黑乎乎的屋顶，脑子里转着很多事情。道人的话，小梅的病，坝上的裂缝，死羊，赵三……这些事情像是珠子一样串在一起，但他找不到那根线。
后半夜，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梦里他站在坝上，水库的水忽然涨了，涨得很快，眼看着就要漫过坝顶了。他想跑，但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水越来越近，他听见哗哗的水声，像是要把一切都吞没。
他猛地惊醒了，一身的冷汗。
秀兰也被他惊醒了，黑暗中摸到他的手，攥住了，小声问：“做噩梦了？”
老周长长地呼了口气，说：“没事，没事。”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眼睛睁着，再也睡不着了。
十月十五那天上午，县里旅游局的人来了。
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都穿着体面，拿着相机和本子。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冯，戴着眼镜，说话文绉绉的，自称是旅游局规划科的副科长。老周带他们看了水库，介绍了情况，冯科长边走边拍，边在本子上记，不时问些问题。
“这水库水质不错啊，”冯科长蹲在水边看了看，“周边也没什么污染源，搞休闲垂钓挺合适的。”
同行的女人说：“冯科，这片山坡也可以搞农家乐，视野开阔，能看整个水库。”
“嗯，”冯科长点点头，又转头问老周，“老周，你在这守了多少年了？”
“快十年了。”
“那你对这片最熟了，以后要真开发了，你还得帮忙。”
老周笑了笑，没说什么。
考察团在水库待了大概两个小时，拍了几十张照片，然后就走了。冯科长临走的时候跟老周说，过几天县里可能还会来人，让他有个准备。
他们走了以后，水库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老周站在坝上，看着那片绿汪汪的水，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知道旅游开发这种事，对他们这种小地方来说是好事，能带来人，带来钱，村里人也能跟着沾点光。但他心里就是不踏实，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
他觉得这几个月，日子像是被谁拧紧了发条，一件接一件地来，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他多想回到从前那种日子，清清静静的，哪怕穷点，哪怕苦点，但心里踏实。
可日子不会回去了。
旅游局的人走了没几天，村主任周德茂又捎话来了，说县里的意见是这地方有开发价值，让村里先做个初步规划，到时候上报。周德茂在电话里（老周下到村委办公室接的电话）声音透着兴奋，说：“叔，你那边可要守好了，这要是搞成了，咱们村可就翻身了。”
老周挂了电话，骑着车往回走。走到半路，他忽然想起道人的话：“最近先别下山。”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又把这念头压了下去。
他想，一个过路的道士，随口说的一句话，能有什么准头？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神神鬼鬼的事？
可他心里到底是不安稳。
十月十九，农历九月十七，恰好是道士借宿满一个月的那天。
老周那天早上起来，心里就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比平时多巡了一圈坝，把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一切正常。他下了网，打了六条鲫鱼，养在盆里，想着等秀兰来了让她带走。他甚至还把院子扫了一遍，把篱笆上松了的几根树枝重新绑了绑。
他做了这些事，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挡在外面似的。
下午三点多，秀兰来了。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两个男人。一个老周认识，是乡里的林乡长，四十多岁，人高马大，嗓门大，说话像打雷。另一个老周不认识，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皮鞋锃亮，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秀兰的脸色不太好看，有些发白，嘴唇紧紧抿着，像是憋着一肚子气。她看了老周一眼，没说什么，径直进了屋。
林乡长倒是笑呵呵的，走过来拍拍老周的肩膀，说：“老周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县里招商局的马局长。”
马局长伸出手来，老周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跟他握了握。
林乡长接着说：“马局长今天是专门来看你这个水库的，县里有意向引进一个项目，要在这建个休闲度假村。这可是大好事啊，老周。”
老周心里一沉，看了一眼秀兰进门的背影，隐约猜到了什么。
马局长倒是和气，笑着说：“老周同志，我们先进去坐坐，慢慢说。”
几个人进了屋，秀兰已经在外间摆好了凳子，倒了水。老周让他们坐了，自己坐在灶台边的一个矮凳上，比他们矮了一截。
马局长开门见山：“老周同志，情况是这样的，县里有个招商引资的项目，一个省城的老板看中了这片水库，想在这里建一个集休闲、垂钓、餐饮、住宿为一体的度假村。这个项目如果落地，投资规模大概在三百万左右，能带动周边几个村子的发展，解决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
他顿了顿，看着老周，“但这个项目有个前提条件。”
老周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度假村要建在水库边上，所以这个区域以后就不能再住人了，”马局长说得不紧不慢，“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住处，以后需要腾出来。”
屋里安静了一瞬。
秀兰站在里间门口，一只手攥着门框，指节发白。
老周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手粗糙、黝黑，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骨节粗大，手背上青筋虬结。他在这个水库上守了将近十年，用这双手砌过坝上的裂缝，用这双手在冰冷的水里摸过闸门的螺栓，用这双手一下一下地挖出那片菜地。这地方不是他的，他知道，从来都不是他的，可这是他住了十年的地方，是他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守过来的地方。
“腾到哪里去？”他问，声音不大。
林乡长接过了话头：“这个你放心，村里会给你安置的。你本来就是周家坳的人嘛，回村里住，村里给你安排房子。再说了，你在这守着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一个月才一百五十块钱，够干啥的？以后度假村建起来了，你到里面去上班，一个月少说也能拿五六百，不比现在强？”
老周没吭声。
马局长又说：“老周同志，这事县里已经基本定了，现在就是走程序。我们下来跟你通个气，让你有个准备。具体的时间节点，等县里的文件下来再说。”
他站起来，拍了拍老周的肩膀，“你在这个水库守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组织上不会亏待你的。”
林乡长也跟着站起来，对老周点了点头，那神情像是说“这事就这么定了”。
秀兰突然开口了：“那要是我们不搬呢？”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
屋里的人都看向她。秀兰站在里间门口，脸色苍白，但眼睛里有一种老周从没见过的倔强。
林乡长皱了皱眉，说：“嫂子，这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这是县里的项目，是大事。你想想，三百万的投资，对咱们乡来说是什么概念？你为了一间破房子，把这个项目搅黄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秀兰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老周站起来，拉了她一下，说：“行了，我知道了。我考虑考虑。”
马局长和林乡长对视了一眼，马局长说：“那行，老周同志，你先考虑着，过几天我再让人来跟你对接。”说完两个人就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秀兰把门关上，转过身来看着老周，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老周，你不能搬，”她说，声音发颤，“你要是搬了，咱们就什么都没了。”
老周愣了下：“什么叫什么都没了？”
秀兰用手背擦了把眼泪，吸了吸鼻子，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生气。”
老周看着她，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去年查出来有毛病，”秀兰说，声音很小，像怕被谁听见似的，“胃上长了东西，在县医院查的，大夫说……大夫说要做手术，要花很多钱。我没敢跟你说，我怕你着急。”
老周觉得脑袋嗡了一下，像是有人在他耳边敲了一记铜锣。
“你……你说啥？”他的声音变了。
“我本来想自己扛着，”秀兰的声音抖得厉害，“可这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吃饭不香，身上没劲，我怕是……怕是拖不下去了。老周，你要是搬走了，这一个月一百五十块钱也没了，咱们拿啥看病？小梅才十二岁，她不能没有妈啊。”
秀兰说到最后，哭得说不出话来，整个人靠在墙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老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觉得脚下的地在晃，屋顶在转，整个世界都在摇晃。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他想起秀兰这两个月的种种反常，想起她苍白的脸色，想起她有时候看着他时眼睛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想起她以前从不催他多挣钱，可最近总是在他耳边念叨“你要是能多挣点就好了”。他以为她是在抱怨日子过得苦，他以为她是在跟村里的那些女人攀比，他以为她是嫌他没本事。他什么都没看出来。
他是她男人，可他什么都没看出来。
老周慢慢走到灶台边，蹲下来，把脸埋进手掌里。他的肩膀开始抖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秀兰跟前，把她拉过来，抱住。他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紧紧地抱着她，把下巴搁在她的头顶上，眼睛闭着，眼泪从眼角淌下来，顺着他的脸流到她花白的头发上。
“没事，”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会没事的。”
秀兰在他怀里哭得更厉害了。
那天晚上，老周没有合眼。他坐在灶台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的，像是他脑子里那些断断续续的念头。
他想了很多。
他想到了秀兰的病。手术要钱，化疗要钱，药要钱，什么都得要钱。他存了多少钱？他把压箱底的钱翻出来数了，三千二百块。三千二百块，够干什么的？在大医院里，恐怕连个检查费都不够。
他想到了那个项目。如果度假村真的建起来了，他每个月能拿五六百，比现在强了三四倍。秀兰的病需要钱，小梅上学需要钱，他不能光守着这一百五十块钱等死。从这个角度想，搬走未必是坏事。
可他心里就是堵得慌。
他想到那天道人的话：“最近先别下山。”他当时不懂这话什么意思，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道人说的“别下山”，是不是就是在说这个？是不是在说，只要他待在水库上，就能躲过这些事？躲过县里的项目，躲过赵三的威胁，躲过秀兰的病？可这世上哪有这种好事，躲在山上，山下的事就不发生了？躲在水库，老婆的病就好了？
他知道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一个过路的道士，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他居然拿它当救命稻草，这不是笑话吗？
可他放不下这句话。
他从裤兜里掏出那张纸条，叠了四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他把纸条展开，就着灶膛里的余火看了看，那四个字还在：多谢款待。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重新叠好，放回兜里。
后半夜，他悄悄起身，没有惊动秀兰，推开门走了出去。
月光很好，照得整个水库明晃晃的，像是铺了一层银子。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映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分不清哪个是天，哪个是水。坝体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那道他修补过的裂缝在月光下像一条黑色的蜈蚣，趴在坝面上。
他顺着坝慢慢地走，走到坝的东头，又走回来，走到西头。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九年的时光，他在这条坝上走了多少趟？一万趟？两万趟？数不清了。闭着眼睛他都能走，哪一块石头松了，哪一道缝裂了，他心里清清楚楚。
他走到坝中间停下来，靠着栏杆——那栏杆是几根钢筋焊的，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点了一根烟，慢慢地抽。
月光把一切都照得很清楚，又好像什么都看不清。水面下影影绰绰的，像藏着什么东西。远处的山坡黑黢黢的，像蹲着一头巨大的兽。风从山沟里灌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把烟头的红火吹得一明一灭。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爹死那年，他才十五岁，底下两个弟弟，一个十二，一个八岁。他妈坐在门槛上哭，他站在旁边，一滴眼泪没掉。他知道从那天起，他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顶梁柱是不能哭的。
想起他二十岁那年跟秀兰相亲，秀兰穿着一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辫子又黑又长，低着头坐在那里，脸红红的，一直不敢看他。他看了她一眼，心里说，就是她了。
想起小梅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等在卫生院走廊里，听见里头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护士把小梅抱出来给他看，那么小的一团，皱巴巴的，他伸出手去碰了碰她的小手，那小手立刻攥住了他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
想起他接下这个水库的差事那天，他站在坝上，看着这一大片水，心想，这地方好，清净，没人来，能让他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不知道这一待就是九年，九年啊，一个人能有几个九年？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月光下慢慢地散开。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烟抽完了又点了一根，第二根抽完了又点了第三根。脚底下落了一地的烟头，在月光下像一个个小小的坟包。
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他转过头，看见秀兰披着衣服走过来，头发散着，脸色还是不好看，但眼睛里已经没有眼泪了。
“回去吧，”秀兰说，“天凉了，别冻着。”
老周把最后一根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他看着秀兰，看了几秒钟，然后说：“秀兰，我跟你说个事。”
秀兰看着他。
“我有个想法，”老周说，声音不大，但很稳，“我想去城里找找活路。”
秀兰愣住了。
老周接着说：“这个项目要是真搞，我在这也待不了几天了。守着这一百五十块钱，你就是没病也养不活一家人。我想趁现在还能动，出去闯闯。”
秀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不是怕那个道士的话，”老周说，也不知道是在跟秀兰解释还是在跟自己解释，“我是觉得，这人啊，不能光等着。等着天上掉馅饼，等着人家来可怜你，等着日子自己好起来——等不来的。得自己走出去。”
秀兰沉默了很久。风吹起她散落的头发，在月光下像一缕缕银丝。
“你想好了？”她问。
“想好了。”老周说。
秀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转过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老周，声音有些发颤：“不管你干啥，我和小梅都跟着你。”
老周看着她的背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又掉下来。他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
“嗯。”他说。
第二天早上，老周给村主任周德茂打了个电话，说他不干了，让村里另找人来看水库。
周德茂在电话那头愣了老半天：“叔，你说啥？你不干了？那这水库谁管？”
“谁爱管谁管，”老周说，“反正我不干了。”
周德茂急了：“叔，你这是闹啥情绪？是不是因为那个项目的事？我跟你说，那个事……”
老周打断了他：“德茂，不是因为那个事。我是自己想走。你帮我跟村里说一声，这个月的工钱我不要了，我明天就搬走。”
他挂了电话。
秀兰在里间收拾东西。她把那床没缝完的被子缝好了，叠得整整齐齐的，又把灶台擦了一遍，把锅碗瓢盆都洗干净了，用报纸包好，装进蛇皮袋子里。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安静，像是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她每擦一样东西，手都会停一下，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告别。
老周在院子里收拾他的那些家什。铁锨、镢头、担子、渔网、几只羊，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送人。他在院子里忙活了大半天，把每样东西都擦了一遍，上了一遍油，捆扎好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最后一次走上坝。
水面在夕阳下被染成了金红色，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河碎金子。远处的山坡上，白草在风中摇摆，酸枣棵子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刺和零星几颗干瘪的果子。天边的云被晚霞烧得通红，一层一层的，像谁打翻了颜料。
他站在坝中间，把手插在裤兜里，摸到了那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条。他把它掏出来，展开，看着那四个字：多谢款待。夕阳的余晖落在纸条上，把纸映成了淡淡的橘色。
他看了一会儿，又把纸条叠好，放回兜里。
“走了。”他对自己说。
他转过身，下了坝，再也没有回头。
老周去了省城。
他走的那天，秀兰和小梅送他到村口的公路边，等着过路的班车。小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看得出来爸妈的脸色都不太对，就乖乖地站在一边，没有多问。秀兰把一包干粮塞进老周的蛇皮袋子里，又塞了二百块钱——那是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老周不知道。
班车来了，老周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发动了，他透过车窗往外看，秀兰和小梅还站在路边，秀兰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小梅挽着她的胳膊，两个人就那么站着，看着车慢慢开走。
老周一直看着她们，直到车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他把脸转过来，看着前方。公路在山沟里蜿蜒，两边的黄土坡一座连着一座，望不到头。他在这片土地上活了四十三年，从没走出去过。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不知道他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到了城里能干些什么。
但他得去。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省城。老周扛着蛇皮袋子下了车，站在车站的广场上，被眼前的一切震住了。高楼，车流，霓虹灯，人潮汹涌，到处都是声音，到处都是颜色，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用，耳朵也不够用，整个人像是被扔进了另一个世界。
他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夜五块钱，六个人一间屋，上下铺，被褥脏得看不出颜色。同屋的都是出来找活路的人，有四川的，有河南的，有甘肃的，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老周跟他们聊了几句，打听哪里能找活干。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劳务市场。
那是在城北的一片空地上，每天早上都有几百号人聚在那里，等着人来雇。有建筑工地找小工的，有搬家公司的，有饭店找洗碗工的，啥活都有。老周头一天去，不懂规矩，站在人群里，看着别人一窝蜂地往上挤，他不知道该往哪挤。等了一天，没人叫他。
第二天，他学聪明了些，往前站了站，但还是不会吆喝。有个包工头过来看了看他，问：“多大了？”老周说：“四十三。”包工头摇了摇头，走了。老周这才明白，人家嫌他年纪大了。
第三天，他终于等到了活。一个工地上要人搬砖，一天十五块钱，管一顿中午饭。老周二话没说就去了。那活累，一天搬几千块砖，手磨出了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但他咬着牙干，干了一天，拿了十五块钱，手心磨掉了一层皮。
他没跟秀兰说这些。
他隔几天就给秀兰打个电话，从路边的电话亭打，说他在城里挺好，活不重，挣得还行，让她别担心。秀兰在电话那头嗯嗯地应着，声音听起来比以前有精神些，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
他在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后来又换了几份活。在饭店洗过碗，在批发市场扛过大包，在小区里当过保安，每份活都干不长，不是人家不要他了，就是他觉得挣得太少。他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草，被扔在水泥地上，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地方。
可他没有退路。
他想起秀兰的病，想起小梅的学费，想起那些等着他去花的钱，他就咬咬牙，继续找，继续干。
十一月底，他听说有个建筑公司在招人，要去新疆那边的工地上干活，工资高，一个月能拿八百多。他去了，人家问他多大，他想了想，说了个三十八。人家看了看他的体格，又问能不能吃苦，他说能。人家就要了。
他给秀兰打了个电话，说他要去新疆了，可能几个月回不来，让她照顾好自己，一定去医院看看，别拖着。秀兰在电话那头哭了，说知道了，让他也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老周站在电话亭里，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发了好一会儿呆。十一月末的省城已经冷了，风从楼缝里灌进来，吹得他身上的单衣直往骨头里钻。他从兜里摸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塞回去，像塞一个护身符。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省城去新疆的那天，他之前守了九年的那座水库，在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坝体西侧的那道裂缝突然扩大了三倍多，一股细流从裂缝中渗了出来，在月光下闪着幽暗的光，顺着坝面无声地往下淌。
水库下游三个村子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那天夜里，月光很好，水面很静。风从山沟里灌进来，吹过坝面，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谁在远处哭泣。
那座石头房子已经空了。灶台是凉的，炕是凉的，烟囱里不再冒烟。院子里老周种的那片菜地已经荒了，萝卜和白菜被霜打蔫了，叶子耷拉在地上，颜色发黑。篱笆的门没有关，被风吹得吱呀吱呀地响，一下，又一下。
整个水库空荡荡的，安静得像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
而在千里之外，一列绿皮火车正载着老周，轰隆隆地驶向西北。
他靠着车窗坐着，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偶尔闪过几点零星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闪就没了。车厢里充斥着各种气味——汗味、泡面味、劣质烟味、脚臭味——混杂在一起，在暖气片散发出的温热空气里发酵。对面铺上的人已经睡着了，打着呼噜，一声高一声低的。过道里有人在打牌，甩牌的声音啪啪地响，夹杂着笑骂声。
老周睡不着。他靠着车窗坐着，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那是一张陌生的脸，黝黑，消瘦，两鬓的白发比以前多了许多，眼角的皱纹像刀子刻上去的一样，又深又密。四十三岁，他觉得自己的脸看起来像五十三。
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裤兜里，摸到了那张纸条。纸条已经被摸得软塌塌的了，边角都卷了起来，但还在。他把它掏出来，借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又看了一遍。纸已经泛黄了，墨迹也有些洇开了，但那四个字还是清清楚楚的：多谢款待。
多谢款待。
他琢磨着这四个字。款待，款待什么呢？是那顿饭吗？还是那一宿的借宿？还是别的什么？他不知道。也许这四个字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是人家客套一下而已。可他总觉得这四个字里藏着什么东西，像是一把钥匙，或者一个答案，只是他还没找到那个锁，还没想出那个问题。
他把纸条凑近了闻了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不是墨味，不是纸味，倒像是山里的味道——雨水打在黄土上的味道，太阳晒在青草上的味道，冬天灶膛里烧柴火的味道。也许是他的错觉，也许是他太想回到那个地方了。
他把纸条重新叠好，这次叠得更小了，叠成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方块，塞进裤兜最深的角落里。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没有站台，车门外就是戈壁滩。老周拎着蛇皮袋子下了车，一脚踩在松软的沙土地上，扬起的尘土在晨光中飞舞。天边刚露出一线鱼肚白，把地平线染成了灰蓝色，戈壁滩一望无际，延伸到天地的尽头，看得人心里空落落的。
工地上的人来接他，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车厢里已经坐了几个跟他一样灰头土脸的人，都是出来找活路的农民。老周爬上车厢，找了个角落蹲下来，把蛇皮袋子垫在屁股底下。卡车发动了，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往前走，扬起一路黄尘。
车里的人都沉默着，谁也不说话。风吹得很大，带着戈壁滩上的沙砾打在脸上，生疼。老周把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眯着眼睛看着前方。
天慢慢地亮了。东边的云被阳光染成了橙红色，一层一层地铺开，像一幅巨大的油画。戈壁滩上的石头和沙子在晨光中泛着暗红色的光，远远近近的，起起伏伏的，像一片凝固了的海洋。卡车在这片辽阔得近乎残忍的大地上行驶着，小得像一粒尘埃。
老周忽然想起了水库。想起了那片绿汪汪的水，想起了坝上的那道裂缝，想起了那个道人临走时说的话，想起了秀兰站在里间门口攥着门框的样子，想起了小梅在月光下帮他晾渔网时咯咯的笑声。那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子里转，转得他鼻子发酸。
他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他对自己说，不能哭，不能回头，往前走。
卡车继续往前开，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金灿灿的，照得整个戈壁滩一片辉煌。远处的天山山脉在晨光中显出了轮廓，山顶上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像是谁在天边挂了一条巨大的哈达。
老周看着那座山，心里忽然平静了下来。
他想，不管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他都会走下去。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那个道人的一句话，不是为了任何人——就是为了秀兰，为了小梅，为了那个他守了九年的水库，和那些在水库上度过的日日夜夜。
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攥着那个小小的纸方块，攥得很紧。
风还在吹，车还在开，路还在往前延伸。
而他，已经不会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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