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的一个清晨，贵州毕节的山雾尚未散去，街上却已乱作一团。镇绅们忙着装箱，商贩匆匆关铺，大家都在议论一件事——红二、六军团要进城。人越逃越多，只有一位面色沉静的老人关上院门，继续伏案抄读《共产党宣言》。他就是57岁的周素园。
离开私塾近半个世纪，周素园依旧保留着书生的习气：长衫、瓜皮帽、满腮胡，眼神却比年轻人还亮。他对前来劝逃的朋友只说一句：“我要等一等，看一看。”几天后，地下党把贺龙的邀请带到门口，老人合上书页，拄杖而起：“带路吧。”
打开周素园的履历，字面上闪着旧时代的光——1879年出生，清贡生，文章写得好到能让知州请去任教。可仔细看，又尽是反叛：1903年在普安师范提倡新学，1905年跑去贵阳考试本想留日，却被李瑞棻拉去筹办路矿公司，转身成了宣传维新的干将。
武昌城头的枪声传到贵州时，他正主持书局。1911年8月19日，他连夜写檄文、召集会党，竖起“贵州军政府”旗号，担任行政总理。辛亥革命流产后，这位书生变成通缉犯，在湘黔滇的山水间漂泊十年。1921年才获准回乡，做过黔军秘书长，也做过书院隐士。看似折腾，其实是一场没完的求索。
1925年，贵州军阀混战，他索性深居毕节，一边学医理病，一边琢磨新的学问。马克思的著作、俄国革命史、列宁的演说稿，几乎让他废寝忘食。周素园的学生后来回忆：“老师说，旧学能救己，新学才能救国。”
红军抵达毕节后，贵州地下党把这位老先生的情况写进工作简报。贺龙带着一壶苞谷烧酒登门，两人相见甚欢。贺龙劝他出山组织抗日救国军，老人当即领命。短短一个月，报名者数以千计，连邻县的苗壮都赶来投奔，皆因“周先生一句话”。
当二方面军准备北上时，大家都以为周素园会留下联络地方。没想到他坚决要求同行。部队政委犹豫再三，见他脚疾难行，只能婉拒，并答应送他去香港治病。听完转达，老人拍拍木几，只说：“我在黑暗里摸了大半辈子，如今见了光，怎么肯再回头？请告诉首长，周某情愿死在行军路上。”
这番话传到指挥部，贺龙一拍桌子：“就是抬，也要把他抬走！”从此，八名战士轮换扛起滑竿，老人随行。十个月后，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与红军一道抵达陕北保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窑洞前迎接这位“长征里程最长的老学究”。
仅过十天，“西安事变”骤起。因旧日结交，周素园给何应钦、王伯群等人连写数信，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毛泽东看罢，点头说：“字字铿锵，胜过千军。”事变和平解决，周素园功不可没。接着，八路军改编，他被任命为“高级参议”。
战事吃紧，他自请随军上前线。考虑到身体状况，组织让他留在延安撰写文告、培训新干部，并每月发十元津贴外加馆子送餐。几位女同志常来洗衣缝补，老人却愈发不安：“不能上阵，还占组织便宜。”他把心事写信告诉毛泽东。主席回信劝慰：“先生行止，悉随健康；绝不以享受为嫌。”字里行间满是尊重。
1937年10月23日，他奉毛泽东之命携带亲笔信赴西南，奔走于重庆、成都、昆明，游说军政要员履行抗日诺言。国民党不以为然，还逮捕他女婿相要挟。老人四处碰壁，但依旧借报纸、讲坛公开批评消极抗战。国民党省府几次软禁，他总能从容脱身，继续宣传。
长年奔波，加上被监视的压力，周素园患上严重气喘。1945年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却因中共代表团未到会而失去与组织直接联系。贵州解放前夕，特务密谋暗杀，他靠乡邻掩护才脱身。那些躲藏岁月里，他每日以《光明日记》自励，第一行字是：“革命未竟，尚不可休。”
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进驻毕节。两天后，他给北京拍电报，对毛泽东说“衰生犹及见解放”，不到四十字，却写尽激动。贵州新政权建立，他受邀参与整顿秩序、安置粮草，一口气走遍半省。1950年，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年秋进京参加政协全委会。
11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见到这位昔日长征老友。两人谈到贵州矿产、抗美援朝、老区建设，气氛热烈。临别时，主席递上燕窝一盒：“以身体为先，坐镇即可。”老人只道：“谨遵医嘱。”
周素园对子女常说，自己缺点多，不敢妄称先锋，请他们勿拿父名换便利。有人问他为何始终不办入党手续，他摆手：“党员是干事的人，我这副身子，只能当朋友。”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病逝北京，终年79岁。中共中央唁电抵达贵州，挽联写道：“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老人一生求光明，最终与光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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