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延安，风刮得刺骨，牛黄站在陈云面前，山西来的工人，刚满十八，因为领过铁路罢工，人已经有点名气，陈云盯着他袖口一层层的补丁，想起自己当年当学徒的日子，也是穷孩子，也是拿命换一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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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太显眼了，以后就叫马洪吧，陈云在汇报完后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这不只是改个名字那么简单，谁也没想到，这名字后来会卷进几十年的权力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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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在党校的学习笔记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计划是纲，纲举目张，这是陈云一九五六年说的，他当国家计委秘书长的时候，像修钟表的人一样，一寸一寸调着每个五年计划的齿轮，直到一九五四年高岗出事，那张纸条一下子成了罪证，人们这才发现，马洪原来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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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马洪在社科院的走廊里碰见陈云，老人还是那副眼神，像当年一样，没一点松劲，那年他六十一岁，本该歇着了，可一篇《加强计划经济》把事儿又掀了起来，满篇都是陈云过去说过的话，可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劲儿，那时候，商品经济的风，早把堤岸吹得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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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一个晚上，马洪站在中南海门口，陈云让他回计委把住计划关，他摸了摸中山装口袋里的火车票，那是去深圳考察的凭证，改革开放的风早就吹得计划为纲那套话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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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做了，秘书局的电话就没人再响，三分钟里谁都没说话，后来都说他去了研究中心当顾问，可没人晓得他揣着陈云那本旧笔记，一个人南下，蹲在广东的工厂里，听着机器响，一笔一笔写出了第一份市场经济的调查报告。

2007年整理遗物，女儿在铁盒里翻出两样东西，1938年陈云手写的改名条，1992年深圳特区的通行证，两张纸，隔了六十年，静静铺在一块红绸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