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今年六十三岁，住在黑龙江东部一个叫“桦阳”的小县城。
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推开窗户看看外面有没有人。不是看风景，是真的想看看活人。他家住三楼，楼下就是县城主街。三十年前，这条街从早到晚人声鼎沸，自行车铃声、小贩叫卖声、孩子们追跑打闹的尖叫声，能把人耳朵震聋。如今，他趴在窗台上望十分钟，能看见三五个老头老太太，佝偻着背慢慢走过，像风吹过的枯叶。
桦阳县不是特例。在黑龙江，这样的县城有几十个。
1990年代下岗大潮席卷东北时，桦阳县的国营林场、木材加工厂、纺织厂，一家接一家倒闭。工人们一夜之间没了饭碗，像断了根的树苗，先是蔫，然后枯，最后被连根拔起，去了南方，去了省会，去了任何能糊口的地方。
人走了大半。
如今桦阳县户籍人口不到三万人，实际常住的可能连一万五都不到。白天你走在街上，商铺十家有八家卷帘门紧锁，玻璃上积了厚厚一层灰，贴着“出租”“转让”的纸已经褪成了白色。唯一开着的两家小卖部，货物稀稀拉拉摆着，酱油、醋、盐、味精，都是最便宜的牌子。老板娘说，想进点新鲜货，送货的车都不愿意来，嫌路远、货少、赚不到油钱。
你要买一瓶好一点的生抽？对不起，得走二里地去街尾那家店。那家店的老板姓刘，也是下岗工人，靠这间巴掌大的铺子养活自己和卧病在床的老伴。他说，现在一天能卖两百块钱就算烧高香了。
快递就更别提了。你在深圳下单，货发到哈尔滨要两天，从哈尔滨转到佳木斯又要一天，从佳木斯发到桦阳县——赶上好天气，再两天。要是冬天下了雪，那就没准了，五天一星期是常事。快递点的大姐无奈地说：“去年腊月二十几的件，正月初十才到，人家年都过完了。”
出行是另一道难题。桦阳县原来有三条公交线路，现在全停了。出租车从一百多辆锐减到十几辆，都是老旧的夏利，跑起来叮当响。想打车？你得站在路边碰运气，有时候等半小时也看不见一辆。火车只剩两趟绿皮车，一趟早上七点去佳木斯，一趟晚上六点回。老周想去市里看儿子，得凌晨四点起床，走四十分钟到火车站，赶那趟唯一能用的车。
最让老周心疼的是学校。
桦阳县原来有三所幼儿园，全部关门了。没有孩子，哪来的幼儿园？三所小学合并成一所，全校一共不到六十个孩子，一个年级勉强凑一个班，有的班才七八个人。初中好一点，两个班，加起来四十来个学生。高中？早就撤了，孩子想上高中得去一百公里外的市里。
老周的孙子小浩今年上初一。班里有十一个同学，成绩最好的上学期期末考试数学考了七十二分。老师走了三个，剩下的老师一人教好几门课，语文老师兼着历史和地理，英语老师是体育老师转行的——因为他大学时过了四级，就算是全校英语最好的了。小浩的妈妈在青岛打工，想接他去那边读书，可户口、借读费、租房，一堆难题卡着。小浩在电话里跟妈妈说：“妈，我想走，我想去青岛。”他妈在那头哭，他在这头哭。
老周不哭。他哭不出来了。
他是桦阳县木材加工厂的下岗工人。1998年，厂长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企业停产整顿”，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他领了六千块安置费，回家跟老婆说：“我失业了。”老婆第二天就收拾包袱去了大连，再也没回来。女儿远嫁山东，儿子在佳木斯送外卖，一年回来一两次。老周一个人住在这套当年花两万块买的楼房里，楼上楼下空了三户，楼道里的灯泡坏了没人换，晚上黑得像地窖。
“年轻时候我在厂里是标兵，年年拿奖状。”老周翻出一本泛黄的荣誉证书，上面盖着大红公章，“我干了十七年，最后换了个下岗。现在连养老金都拖着，每个月领一千二百块，吃药都不够。”
他不明白，当年他们那一代人把青春和血汗都浇在了这片黑土地上，伐木、修路、建厂，为国家贡献了最好的木材、最多的人才。为什么到头来，国家把他们忘了？县城把他们忘了？
前几天，社区的人来登记，说是要“摸清常住人口底数”。登记的老头问他：“您家几口人？”老周想了想说：“一口。”老头又问：“那您打算一直住这儿吗？”老周愣了一下，说：“不住这儿，我还能去哪儿？”
窗外又下雪了。黑龙江的雪大，一片一片砸下来，像要把整座县城埋掉。街上空空荡荡，连个脚印都没有。只有北风呜呜地吹，吹过那些空置的平房，吹过那些锁着门的店铺，吹过那所只剩下十几个孩子的中学。
老周关上窗户，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水是热的，可这县城，越来越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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