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馆”事件已经过去9天，日本政府却迟迟没有道歉，自卫队首次部署远程导弹，中国和朝鲜成为威慑对象，自卫队“皇军化”问题引发担忧。
3月31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再次提及24日发生的“闯馆事件”，称这件事暴露出日本右翼思想和扭曲历史观流毒之深、为害之大，日本自卫队右倾化值得高度警惕。
毛宁指出，3月24日闯入中国大使馆的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父母称其在家乡时并无极端表现。此人在自卫队接受过9个月的后备干部培训课程，在这一过程中，自卫队到底向其灌输了什么思想，进行了什么教育？值得关注、调查和深思。
据报道，今年1月，村田晃大从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毕业，这所学校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史观的温床”，其2024年教材曾使用“日本军队长期英勇奋战”等表述来形容冲绳战役，却对日军暴行只字不提，该校还频繁邀请极右翼人士担任讲师。
日本前航空自卫官小西诚指出，自卫队与旧日本军（皇军）并非表面宣称的“决裂”，而是一脉相承。二战后，约1万余名被解除公职的旧日本军队军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重新吸纳进入警察预备队（自卫队前身），成为了自卫队的基础和骨架。这些人将旧日本军队的内务班私刑风气、军国主义精神教育，以及美化侵略战争的政治教育带入了自卫队。
自卫队主要通过靖国神社和学校教育，来维持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和继承。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大学，每年都有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学员在校期间至少会参加一次从横须贺校园徒步数十公里至靖国神社的“夜行军”活动，这被视为一种“朝圣”般的行为。
防卫大学使用内部编写的教材，美化“侵华战争”，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并将其歪曲为日本“对欧美列强侵略亚洲的自卫”。该校还频繁邀请持有极端立场的学者和作家，向学员灌输“大和民族优越论”和“对外战争有理”的思想。村田晃大出身的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本质上也是这套“皇国教育”体系的一环。
自卫队与靖国神社的关系十分密切，退役自卫队将领进入靖国神社任职已经形成制度化。比如2024年，前海上自卫队将官大塚海夫出任了靖国神社最高神官“宫司”。更早之前，还有前统合幕僚会议议长、前海上幕僚长等多位自卫队最高层将领进入靖国神社的最高决策机构。这种人事上的深度绑定，让自卫队成为了军国主义思想最大的传播源头。
闯馆事件已经过去9天，日本政府却迟迟没有道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甚至拒绝回应此事，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出面表示“深感遗憾”。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也普遍采取“案件化”、“个人化”的描述方式，将焦点引向嫌犯个人，而非自卫队体制或日本政府的责任。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上的切割术。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强调嫌犯的个人责任，来规避自身的系统性问题——村田晃大在干部候补生学校接受的9个月培训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自卫队内部究竟还有多少持有极端思想的年轻自卫官？这些问题，日本政府非但没有主动解答，反而用“个人行为”四个字轻轻带过。
更令人玩味的是，高市早苗本人的沉默。作为首相，她既未对受害方中国表示任何歉意，也未对本国驻外使团的安全风险做出任何反思。这种沉默与其一贯的“对华强硬”姿态高度吻合。有分析指出，如果高市政权在闯馆事件上道歉，就意味着承认自卫队管理存在重大漏洞，这将直接动摇其执政根基——毕竟，高市早苗本人正是凭借“修宪强军”的右翼路线登上首相之位的。对她而言，向中国道歉的政治代价，远高于维护自卫队形象的政治收益。
在闯馆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尚未平息之际，日本自卫队又迈出了极具挑衅性的一步。
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宣布，在九州地区的熊本县部署首批国产12式岸舰导弹的“远程改型”，射程达900-1000公里，覆盖中国华东沿海及朝鲜全境。这是日本首次在其本土部署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反击能力”导弹，标志着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瓦解。
这批导弹的部署地点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熊本县距离朝鲜半岛直线距离仅数百公里，距离中国上海也不过900公里。换言之，这种导弹从熊本发射，不仅能够覆盖整个朝鲜半岛，还能触及中国东部沿海的核心经济地带。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防卫省在解释这一部署时，竟毫不掩饰地将其与“台湾有事”直接挂钩，宣称这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
这还仅仅是日本远程导弹部署计划的第一步。根据防卫省2026年度预算案，未来三年内，日本将在九州至冲绳的西南诸岛逐步部署超过1000枚此类远程导弹。2026年3月，肇事自卫官村田晃大所属的宫崎县虾野驻屯地，也被纳入“高速滑翔弹”的部署计划，这种导弹射程同样可达900公里，且飞行轨迹更难拦截。
“皇军化”、拒绝道歉、扩军备战，这三件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因为“皇军化”，所以拒绝道歉；因为拒绝道歉，所以中日关系紧张升级；因为关系紧张，所以要部署“进攻性武器”。三者环环相扣，带来的后果不言自明。当“皇军化”的自卫队、“不道歉”的政府和“瞄准邻国”的导弹同时出现在东北亚，这片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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