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年前，马可・波罗踏上元帝国的土地，眼前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宏伟的都城、畅通的驿路、繁荣的市集、精巧的器物与有序的治理，在他眼中皆是前所未见的奇迹。他惊叹于这片土地的富庶与辽阔，震撼于文明的高度与活力。
这些见闻被他一一记下，成为震动西方的东方传奇，也让遥远的中国，第一次以如此鲜活、真切的姿态，走进欧洲人的视野。
蒙古帝国特有的邮驿接力系统
马可波罗在蒙古帝国见到的最奇特的事情之一就是邮驿：这是蒙古帝国最为著名且特有的邮驿接力系统，它使蒙古人能够在其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迅速传递消息。
鸡鸣山驿，始建于元代
这种邮驿接力系统在亚洲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到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中国的汉朝。但鉴于蒙古人征服的范围之广，其邮驿网络的规模也是空前的。
在13世纪中叶编纂的、以口述实录为基础的叙事作品《蒙古秘史》中，大汗窝阔台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并明确指出“设立驿站，使我们的使臣迅速往返，并运送所需物品”，是他继承其父成吉思汗的汗位后，所做的四项功绩中的第二项。在忽必烈统治期间，驿站由通政院主管，并且在大都和上都设有分支机构。此外，通政院还设有查验者，以监察驿政，盘查往来人员。据《元史》记载，到忽必烈统治末期，元朝政府在各行省设置了近1400处驿站，配备了约50000匹马、1400头牛、6700头骡子、4000辆车、6000艘船、200只狗和1150只羊。
忽必烈
马可波罗的描述为这份枯燥的官方统计增添了细节，使之更为生动。他写道，驿站遍布“通往各行省的所有主要道路”，每隔40至50公里就设有一处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300至400匹马，这些马是从周边地区征调来的。在这里，信使们会发现“一座非常宽敞且美丽的宫殿”，里面配有“一张富丽堂皇的床，上面铺着上好的丝绸床单”，即便是王侯住在这里也能过得舒适无比。
然后，马可波罗又补充了一些“我忘了说的事情”：每隔3英里就有一群步行信差，他们在指定的路段全速奔跑。他们的腰带上系着铃铛，以便让下一站的信差能从远处听见他们走近的声音，做好接力奔跑、递送信息或物品的准备。“容我告诉各位，通过这种方式……原本需要十天才能送达的消息，现在只需一天一夜就能传抵大汗……原本要花十天才能送到的特供水果，现在一天之内就能呈献到大汗面前。”尽管马可波罗的叙述篇幅很长且内容详尽，但我们不能把他讲述的所有细节都当真。特别是在帝国较为偏远的地区，当地的情况可能会破坏现有的邮驿路线比如忽必烈的堂兄弟海都就“从未与大汗和平相处过，相反，一直在起兵发动叛乱”。这促使忽必烈沿塔里木盆地的南侧边缘开辟了一条通往伊儿汗国的备用路线。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爱尔森所指出的，马可波罗描述的那种固定邮驿路线和常设驿站皆设在“主要政治中心附近、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和安全受到威胁的边境”。或许这也是我们在读到马可波罗对蒙古帝国大街和小巷的精彩描述时，应该了解的一些背景。
你们要知道，大汗已经下令在供信使、商人及旅者通行的主要道路两旁种植树木，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超过两步。容我告诉各位，这些树木十分高大，远远就能看到。大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每个在旅途中的人都能看清道路，不至于迷路：因为你会在偏僻的地方找到这些树这对行商和贩卖货物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帮助。这个办法适用于所有行省和汗国的统治者。
元朝政府并没有在“大陆和大草原中心”的其他地方设立固定的驿站。邮驿传递的安排要更为灵活，临时性也更强。因此，邮驿系统通常被认为是蒙古帝国的标志，即使在政治解体时期，它也被视为“游牧民族”后勤管理的重要一环。尽管如此，在马可波罗看来，这个由骑手、马匹和各种资源组成的邮驿网络，依然“十分奇妙，令人惊叹，且价值巨大，难以描述和书写。
元朝的纸币发行制度
忽必烈帝国的另一个奇迹是“大汗的纸币发行制”。马可波罗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奇迹，开头便颇具神秘感：“汗八里有一个大汗的造币厂。大汗对造币厂的秘密了如指掌，我这就给大家揭秘。”他所说的“造币厂”，原书用的单词是“secque”，这是威尼斯语“zecca”的古法语音译，意为铸币的模具。但是，马可波罗接下来描述的“秘密”与威尼斯的硬币铸造大相径庭。
大汗制造纸币的方法如下：取树皮桑树的树皮并剥下树皮和树干之间的一层薄皮，然后用这种内皮做成像纸张一样的各种面额的纸币，不过这些纸币都是黑色的。纸币做成之后，大汗让人将其裁成不同大小，面额也各不相同。最小的纸币，其面值相当于半个托内塞洛银币，稍大一点的值一个托内塞洛银币，再大一点的值半个威尼斯格罗索银币。另有几种纸币分别价值两个格罗索、五个格罗索、十个格罗索，以及一个拜赞特、三个拜赞特、十个拜赞特。
马可波罗在《寰宇记》的其他地方曾两次提到桑树与丝绸生产的关系。在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许多西方人都知道蚕以桑叶为食，因此尽管这是马可波罗第一次提到桑树，但他只是一笔带过，转而着重讲述纸币这一无比神奇的事物。即使是简单介绍，这些内容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首先，直到13世纪末，意大利才开始生产纸张，但这种纸张不是用树皮而是用破布制成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当时整个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使用的货币当然还是金属硬币。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托内塞洛”是威尼斯对“图尔德涅尔”的称呼，后者是希腊大陆的法兰克诸公国使用的一种含银量为20%的银币。威尼斯于1353年开始铸造自己的“托内塞洛”银币。格罗索是12世纪末开始铸造的一种大额银币。拜赞特则是拜占庭超纯金币的名称，这种金币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流通，并在法兰克希腊充当记账货币。在马可波罗外出游历期间，威尼斯于1284年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币，但马可波罗仍将旧货币作为参照标准。
纸币并非蒙古人首创，元朝之前的朝代宋朝和金朝，都曾使用过纸币。忽必烈的前任大汗兼兄长蒙哥曾于1253年设立交钞提举司，负责管理纸币的印刷和发行。忽必烈继位后，新设户部，将纸币的流通范围空前扩大。在他统治期间，纸币的发行制度和主管机构均经历了多次调整。
元朝的纸币上印有汉字，并附有部分音译转写的“八思巴字”，这是蒙古人显示其统治权威的视觉标志。除了纸币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功能，马可波罗还强调了它的物理特性。“容我再告诉各位，”他说，“价值十个拜赞特的纸币比一个拜赞特的硬币轻得多。”这种纸币十分便于携带，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中国，人们通常使用“一贯一贯”的方孔硬币，比纸币要重得多。但是，纸张的耐用性要差得多，因此在流通过程中经常被撕破或损坏。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你可以将破损的纸币拿到造币厂，将其兑换成新的纸币”，只需付被兑换纸币价值的3%的手续费。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纸币的作用是控制整个忽必烈帝国的商品和货物的流动。
当这些纸币按照以上所描述的方式制作好之后，就可用来支付一切费用，并被分发到大汗统治下的所有国土，包括各行省、汗国和土地。没人敢拒绝使用这些纸币，否则就会丢掉性命。容我再告诉各位，大汗统治下的百姓都愿意使用这种纸币，因为他们可以用其购买所有想要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所有人都用我所描述的纸币进行交易。
在整部《寰宇记》中，鲁斯蒂谦多次使用“容我告诉各位”“容我再告诉各位”等短语。这些短语的作用与现代排版中的斜体字相同，用来表示强调或感叹，同时也表示提请读者注意，或对有可能引起中世纪读者怀疑的地方郑重声明其真实性。
在上述引文中，有两点令人难以置信：第一，这种纸币在忽必烈统治下的“所有国土，包括各行省、汗国和土地”都通用，与当时西欧使用种类繁多的货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这些纸币可以用来交易“所有想要的商品，如珍珠、宝石、和”，违者将被处死。
事实证明，纸币的流通仅是确保货物向忽必烈帝国中心汇聚的整体机制中的一环。马可波罗还描述道，根据法令，商人们每年应多次将“珍珠、宝石、黄金、白银和其他物品”交由大汗指定的专家“十二智者”进行估价，以换取纸币。
这些物品的价值每年高达“四十万个拜赞特”。商人们则“欣然接受这些纸币，并用它们在大汗的所有土地上购买所有东西”，而忽必烈则从他的所有国土中获取所有的黄金、白银、珍珠和宝石。不过，马可波罗接下来的叙述很快化解了读者因大汗的垄断而可能产生的任何不安或不满：“如果一个人想买金银来制作餐具、腰带或其他物品，他可以持纸币去大汗的造币厂，用纸币从造币厂换取黄金和白银。”
以上内容选摘自《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作者莎朗·木下，内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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