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敲定察举制作为选拔官吏的正式制度时，恐怕压根没料到，这一举动会改写后世七百多年的中国政治格局，更会催生一个影响深远的特殊阶层——门阀士族。
察举制：初衷美好，终被扭曲
察举制的核心很简单，就是“推荐制”：由地方长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考察、挑选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后，再正式任命官职。
它的初衷没任何问题，就是想通过才华和品德，筛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来做官，为朝廷效力。在刚开始推行的那几年，也确实为西汉政府输送了不少能干的人才。可传了几代之后，这制度就慢慢变了味，彻底偏离了最初的方向。
问题的关键，就出在“推荐权”上。掌握着推荐人才权力的地方长官，慢慢就变相拥有了官吏的任免权——他看上谁，谁就能一步登天，出人头地。所以这些长官自然会优先推荐自己的亲戚、门生，把好处都留给自己人。
而那些想被推荐的人，要么为了迎合选拔标准，刻意装模作样、打造“完美人设”，故作深沉、惺惺作态；要么就主动去依附、甚至贿赂这些有推荐权的长官，慢慢团结在“恩师”身边，形成一股不小的地方势力。
汉朝有个叫许武的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父亲死得早，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为了能被推举为孝廉，许武故意做足了“好哥哥”的样子：白天耕地，非要把两个弟弟叫到地头看着；晚上不管多晚，都要教弟弟们读书，弟弟们要是不听话，他就跑到祖宗牌位前哭诉求情。
就凭着这副“孝悌”的口碑，许武真的被推举成了孝廉。可他一旦得偿所愿，就露出了真面目——把家里的土地分成三份，最肥沃的那一份留给自己，剩下两份贫瘠的给了弟弟。没想到，这反倒让弟弟们博得了“谦让”的美名，后来也被推举出仕。
许武一看，以后可能要依附弟弟们，赶紧召集宗亲解释，说自己当初是故意这么做，就是为了成全弟弟的美名，随后又把自己的土地全分给了弟弟。这就是察举制后期，民间为了迎合选拔而扭曲出来的风气，虚伪又荒唐。
事情越发展越离谱：在任的官员推荐人才，必推自己的门生故吏；那些没本事、没背景的人，也只能去依附当地有推荐权的家族。双方互相利用、互相依靠，慢慢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现象——一个家族世代为官，还控制着辖区内的大小官吏，这就是俗称的“门阀阶层”，而那些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就被叫做“士族”。
两汉门阀：依附皇权，悄然崛起
在两汉皇权比较强大的时候，门阀士族虽然发展得很快，但基本还是依附于皇权存在，算是皇权和门阀结合的一种特殊形态。皇权要靠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吏来推行政令，而门阀士族则需要皇权给他们提供权力来源，双方各取所需。
这些门阀士族，在地方上占山为王、圈地建庄园，还私自招募亲兵，慢慢变成了地方豪强。经济上，他们搞封建地主庄园经济，霸占大量土地和劳动力；政治上，他们累世公卿、世代为官，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这里要分清一个概念：门阀是一种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受益、世代为官、垄断权力的家族，才叫士族。
到了东汉末年，皇权衰落，黄巾军起义爆发，帝国的中央军已经没能力平定叛乱了。地方门阀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自行招募军队，加入到平定起义的队伍中。说白了，黄巾军最终是被效忠于中央的地方武装平定的，曹操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平定黄巾军后，有关系、有背景的曹操，先后出任济南相（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和东郡太守；后来汉灵帝抽调全国精锐，组建西园八校尉，曹操又被征调进京，担任典军校尉，当时袁绍是中军校尉，两人地位不相上下。
可没背景的刘备，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虽然也靠平定黄巾军的军功，得了个安喜县县尉的职位（差不多就是区县级公安局局长），可没过多久，朝廷就改了规矩：所有靠军功当官的，一律剥夺官职。
刘备被夺了官，一肚子怨气，干脆把前来遣散他的上级鞭打了两百下，带着张飞、关羽逃走了。同样是靠军功当官，曹操能被调进中央禁卫军，刘备却只能被罢免，核心差距就在于：曹操祖上是官宦世家，门第显赫；而刘备虽然号称中山靖王之后，到他父亲那一代，早就沦为普通人了。
魏晋南北朝：门阀巅峰，九品中正制的异化
东汉末年，是门阀制度发展的高峰。咱们翻开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不管是袁绍、袁术兄弟，还是曹操、孙权，在地方上都是经过几代经营的豪强地主，根基深厚。当他们所依附的皇权衰落之后，他们的势力不仅没消失，反而因为掌握了地方武装，变得越来越强，从单纯的政治世家，演化成了地方割据势力。
到了这个时候，察举制已经彻底崩坏，完全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加上各地诸侯割据混战，根本没有稳定的选拔环境——今天还是刘备据守，明天就换成吕布，没过几年曹操又打了过来，察举制基本就形同虚设了。
三国时期的曹魏，显然意识到了选官制度的弊端。曹丕称帝后，境内逐渐安定，为了选拔人才，他采纳了尚书令陈群的建议，推出了“九品中正制”：把人才按照家世、道德、才能，分成九个品级，不同品级对应不同的官职。
这个制度刚推出的时候，确实改变了东汉末年选官混乱的局面，起到了澄清吏治的作用。可问题出在“中正官”身上——负责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同时也是朝中的二品大员，相当于“官员选官员”。久而久之，这个制度也慢慢沦为了门阀制度的工具，选拔人才时，道德和才能被逐渐弱化，家世背景成了唯一的标准。
咱们必须明确一点：九品中正制本来是为了抑制门阀垄断才推出的，可当时的统治者，显然没能解决核心问题，反而让这个制度加重了门阀士族的垄断。
司马家族，就是这个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曹魏后期，司马家族的人通过九品中正制，大量进入曹魏政权，慢慢形成合力，最终架空了曹魏皇室，建立了西晋。西晋建立后，对门阀集团更加依赖、更加放纵，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根源就是初期的门第分封。
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士族们垄断了选官权力，庶族阶层（普通百姓、寒门子弟）根本没有正常的上升通道。就算有个别庶族精英，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官，也会被士族官员排挤、孤立。
他们甚至定下了严苛的规矩：不与庶族通婚、不同食、不同行、不同坐，彻底隔绝了庶族进入上层社会的可能，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望族”的畸形局面。
东晋：门阀专权，“王与马共天下”
士族集团的巅峰，出现在衣冠南渡后的东晋。
西晋末期，匈奴贵族刘渊建立赵国（史称前赵），公元317年，前赵攻入西晋迁都后的长安，司马家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这就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早在公元307年八王之乱期间，琅琊王司马睿就已经南下，在建邺（后来的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督军。
永嘉之乱后，他在琅琊王氏和南方士族的拥护下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
这一时期，北方大量士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可东晋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血缘关系在司马皇室中已经比较疏远，没什么名望，也没什么业绩。公元307年，他从朝廷讨到一份安东将军的任命书，跑到建邺，可刚到这里的半年，当地的地主豪强根本没人搭理他，显得格外势单力孤。
当时的背景是：西晋灭吴后，江南士族一直被北方政权压制，仕途全被中原士族霸占，所以他们对没名望的司马睿，一直持观望态度；而衣冠南渡的中原士族，也急需找到一个权力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司马睿在江南的冷遇，显然不符合双方的需求。
于是，一场基于各自诉求的联盟，顺势形成了。琅琊王氏的王导，看出了问题的关键：要想在吴国旧地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必须得到南方士族的支持。他与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演一场“戏”，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初二，是建邺城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人们在水边祭祀，祛除不祥）。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簇拥着前行，王导、王敦等南下的中原士族，骑着马紧随其后，充当扈从。
当时正在现场的江南士族领袖纪瞻、顾荣等人，一看这阵仗，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就是北方士族要拥护的领袖。于是他们赶紧在路边参拜，以示臣服。事后，王导又以司马睿的名义，亲自拜访他们，并邀请江南士族参加机要军事会议。司马睿，就这样慢慢在建邺站稳了脚跟。
公元317年，东晋正式在建邺建立。这个王朝从一开始，就是由士族主导的——既然士族拥戴司马睿即位，他们自然会在政权中占据核心地位。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虽然背井离乡，家族势力却没受多少损失。东晋建立后，兄弟俩担任朝廷要职，王氏族人也纷纷进入政坛，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据说司马睿登基典礼上，曾邀请王导一起坐在龙床上，这个举动让王导惊慌失措，却也道出了司马睿的无奈——王导的权势太大，已经威胁到了皇权。
东晋建立六年后，坐镇武昌的王敦（司马炎的女婿），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司马睿架空，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建邺，诛杀了司马睿的亲信大臣刁怀，另一位亲信刘隗出逃。王敦自封丞相，若不是堂弟王导阻拦，司马睿恐怕也性命难保。这场“王敦之乱”，是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最终以皇权完败告终。
顺便提一句，公元313年，建邺城为了避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的名讳，改名为建康城，南京“建康”的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东晋时期南北方形势
盛极而衰：士族腐朽与侯景之乱的致命打击
东晋时期的士族阶层，享乐腐化也达到了顶峰。他们在政治上身居高位、垄断大权，却没什么实际能力，遇事只会空谈，这就是魏晋时期典型的“清谈政治”；经济上，他们封锢山泽、霸占大片土地和劳动力，甚至敢和官府争夺人口；文化上，他们崇尚清谈玄学，天天附庸风雅，看似在搞学术研究，实则就是吃喝玩乐、无所事事。
更离谱的是，为了保持所谓的“血统纯正”，他们禁止与庶族通婚，反而提倡近亲联姻，慢慢导致士族阶层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
咱们熟知的《兰亭集序》，其实就是士族大佬王羲之，和一群腐朽的士族知识分子，在野外聚餐时写的。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正是王导的堂弟，也是琅琊王氏的核心成员。
当然，也不是所有士族都只会尸位素餐。我们熟悉的北伐名将祖逖，也是士族出身，来自中原的范阳祖氏。永嘉之乱后，他带领家族南下投奔司马睿，一心想北伐收复中原。可他的势力，比起琅琊王氏差太远，北伐途中，多次被司马睿派人节制，最终忧愤而死，北伐大业也不了了之。
门阀士族的腐朽，对东晋政权造成了致命影响——国家治理混乱，经济无法恢复，南方政权根本形成不了合力，更别说北伐统一北方了。而士族的无能和腐化，也给了庶族阶层崛起的机会。
东晋后期，淝水之战后，一大批庶族军官凭借军功，从军队中脱颖而出，慢慢获得了声望和地位。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建立刘宋的刘裕，和建立南齐的萧道成。南朝东晋之后的齐、梁、陈，开国皇帝都是庶族将领出身。
这些庶族皇帝建立新王朝后，虽然没能彻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提拔庶族子弟进入政权，分享士族的特权，士族对权力的垄断，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与此同时，南方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也对士族阶层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而士族无能，镇压起义只能依靠庶族将领，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庶族的地位。
真正给士族阶层致命一击的，是南梁末期的“侯景之乱”。
侯景出身普通，早年在北魏怀朔镇当小兵，后来发家成为东魏的战将。因为和东魏权臣高澄不和，他带着八百溃兵，以及名下的河南十三州，叛逃到了南梁。梁武帝大喜过望，立刻接纳了他，还给了他很高的待遇。
可侯景叛逃后，留在东魏的一家老小全被诛杀。为了成家，他向梁武帝请求，娶王谢家族的女子为妻。可当时的王谢家族，还是高高在上的顶级士族，梁武帝笑着拒绝：“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这话明摆着就是：你侯景出身太低，不配和王谢家族联姻，只能找朱、张这样的普通士族。
一个背负灭门之仇、逃到南方寻求庇护的降将，换来的却是士族老爷们的嘲笑和侮辱，这份耻辱，侯景记在了心里。再加上他带来的河南十三州，很快就被东魏占领，南梁派去支援的军队也被打败，昏庸的梁武帝竟然准备和东魏和谈，还密谋把侯景交出去交换利益。
忍无可忍之下，侯景在南梁发动了叛乱。让人震惊的是，侯景刚入梁时，只有八百多士兵；起兵造反时，发展到八千多人；等到攻破建康城时，军队已经扩大到十多万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侯景采取了“打土豪、解放百姓”的策略。
南梁时期，大量士族霸占土地和人口，很多百姓沦为奴婢，被士族随意驱使。侯景起兵后，一路攻城略地，清理士族的庄园，解放了大量奴婢，甚至让这些奴婢担任军队要职。这些被压迫多年的奴婢和农民，纷纷加入侯景的军队，想要报复欺压自己的士族。有学者把这场叛乱称为“梁末奴婢解放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中，大量奴婢和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士族阶层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公元549年，建康城被侯景攻破。梁武帝被活活饿死在宫中，城内包括王谢家族在内的大量士族，被屠戮殆尽。颜之推曾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陈寅恪也指出：“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南朝士族在经过数百年腐化之后，于梁末被全部消灭。”这话虽然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士族阶层在这场战乱中的惨重损失。
而侯景的结局，也十分惨烈：他的尸体被建康百姓分食，骨灰被掺入酒中喝下，头骨被涂上油漆收藏，就连他为了报复梁武帝，强行娶来的梁武帝孙女溧阳公主，也跑来吃了他一块肉。
侯景之乱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了解。
终结与新生：隋统一与科举制的诞生
以侯景之乱为转折点，南方的士族阶层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八年后，在平定侯景之乱中发迹的将领陈霸先，火并了竞争对手王僧辩，建立了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
而北方，不久就被西魏演变而来的北周统一。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迫使北周皇帝禅位，改国号为隋；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分裂近三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终于结束，中华大地重新实现统一。
隋朝建立后，推出了科举制，后来的唐朝不断完善这一制度。科举制从根本上改变了选官方式，彻底根除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可能——不管出身高低，只要有才华，就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参与国家治理。
本就已经衰落的士族阶层，在隋唐科举制的冲击下，慢慢走向没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最后友情提示：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都是初高中历史考试的重点内容，有需要的朋友，记得分享给家里的孩子阅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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