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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已经发展为一个繁荣富庶的统一国家,成熟的郡制、税收体系与稳定的农业商贸,让它始终被北海对岸的维京人所觊觎。此时的维京人既攻打英格兰本土居民,也劫掠早已归化定居的丹麦人,零星侵袭从未间断,伦敦甚至在一次袭击中被付之一炬,成为这座城市历史上数次大火中的重要一笔。991年,丹麦军队在马尔登大败英格兰军队,这场战役催生了英格兰伟大的古英语挽诗《马尔登之战》,诗中“力量渐弱,勇气更坚”的句子,成为10世纪武士坚忍勇武精神的经典写照。马尔登战败后,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被迫求和,答应向维京人支付2.2万英镑的金银,这笔被称为“丹麦金”的巨额赔款,推动英格兰建立起更为严密的全国税收制度。

2、用金钱换取和平的做法,本是阿尔弗雷德大王曾用过的权宜之计,但埃塞尔雷德二世既没有祖先的运气,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后世给他取了“决策无方者”的外号,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听信谗言者”。他执政的核心问题,在于无法凝聚国内的贵族力量,控制各郡的伯爵们在应对丹麦人的策略上意见分裂、态度摇摆,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不过在司法与行政领域,埃塞尔雷德颇有建树,他的执政时期以制定完善的法规、颁发大量特许状著称,他的宫廷也十分推崇诗歌、音乐与武士文化。他的一生充满了被动与倒霉,而在中世纪的政治逻辑中,国王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守住王位与国土,无法自求多福的君主,注定无法带领国家走出危机。

3、埃塞尔雷德的绥靖政策,反而让丹麦人摸清了英格兰的底细,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怯懦与富裕完全成正比,侵袭的频率与规模也随之不断升级。994年丹麦国王围攻伦敦时,埃塞尔雷德再次用巨额贿赂换取了对方撤军,这种做法彻底养肥了维京人的胃口,让他们将彻底征服英格兰定为最终目标。为了制衡丹麦人,1002年埃塞尔雷德迎娶了诺曼底公爵的女儿爱玛为妻,这场和亲原本是为了维护英格兰东南部沿海的安全,拉拢诺曼底势力遏制维京人的航线,却没想到从此将英格兰人的命运与诺曼人深度绑定,为半个世纪后的诺曼征服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

4、11世纪的英格兰,彻底陷入了血雨腥风的动荡之中。就在与诺曼底和亲的1002年,埃塞尔雷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定居的丹麦人,以报复维京人的持续袭击,编年史记载当时“每个教区都在除害”,这场毫无差别的屠杀,彻底激化了英格兰人与丹麦人的矛盾,也给了丹麦人全面入侵的绝佳借口。十年之后,一支丹麦军队攻陷坎特伯雷,残忍杀害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使其成为英格兰教会最早的殉教者之一。当时的著名主教乌尔弗斯坦在全国布道时痛陈,“兵火、饥馑、谋杀、瘟疫正以恐怖之势降临”,他宣称这是上帝对英格兰这个罪恶民族的惩罚,而贵族们却依旧沉溺于奢侈享乐,对国家的危局视而不见。

5、1013年,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认定英格兰已经分崩离析,率领大军全面入侵。面对来势汹汹的丹麦军队,英格兰各郡乱作一团,埃塞尔雷德在御敌与贿敌之间反复摇摆,始终拿不出统一的应对策略,丹麦法地区的居民率先全部投降。走投无路的埃塞尔雷德先是躲进伦敦城避难,最终只能逃亡诺曼底投奔自己的妻家,斯韦恩成为了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斯韦恩死后,埃塞尔雷德曾短暂回国复位,但斯韦恩的儿子克努特率领大军卷土重来,对埃塞尔雷德及其诸子痛下杀手,随着埃塞尔雷德与太子“刚勇者”埃德蒙相继死去,统治英格兰长达145年的阿尔弗雷德世系就此中断,而这一系的君主中,从未有一人被称为暴君。

6、克努特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初,便用极为血腥的手段巩固统治。他大肆屠杀英格兰的领头贵族及其家眷,铲除所有可能威胁自己王位的势力,甚至在释放扣押的英格兰人质之前,总要砍掉人质的胳膊或大腿,用恐怖手段震慑反抗者。这位既狡猾又残忍的君主,深谙王权与宗教结合的道理,他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对英格兰教会极为慷慨,步入大教堂时会恭敬低头、流下“真诚的泪水”,以此换取教会对他合法君主身份的认可,借助教会的精神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进一步强化合法性,他还迎娶了埃塞尔雷德的遗孀、诺曼底的爱玛为王后。为了犒赏自己的军队,他向英格兰各郡勒索了高达8.2万英镑的金银,让饱受战乱的英格兰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7、稳定统治之后,克努特着手恢复国内秩序,他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军区,派出自己的心腹侍卫管理各郡,取代了原本的英格兰大乡绅,让英格兰人再次沦为被征服的臣虏。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他建立起一个横跨北海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不仅是英格兰的国王,还统治着丹麦与挪威,自称苏格兰、爱尔兰与威尔士的最高统治者,甚至连后世闻名的苏格兰贵族麦克白,都曾向他致敬称臣。他将女儿嫁给了日耳曼皇帝,还亲自前往罗马参加了女婿的加冕仪式,成为欧洲公认的“克努特大帝”。他深知王权的边界,曾在泰晤士河畔上演了命令河水退潮却未能如愿的故事,以此告诫谄媚的廷臣,即便是国王的权力也并非无所不能。1035年冬天,克努特去世,遗骨被安葬在温切斯特大教堂。

8、克努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飞毛腿”哈罗德与哈特克努特先后继位,但两人的统治时间都十分短暂,且施政残暴、不得人心,被后世评价为“虎父犬子”,他们的统治不过是“忏悔者”爱德华登上王位的短暂前奏。爱德华是埃塞尔雷德与诺曼底的爱玛所生的儿子,身上有一半英格兰血统、一半诺曼血统,他的父系源自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威塞克斯王族,母系则来自定居诺曼底的维京人后裔,也就是诺曼人。爱德华年少时便因丹麦人的入侵逃亡诺曼底,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8年,对诺曼底公国有着发自内心的亲近与认同,这也决定了他执政之后的核心政治倾向。

9、1043年复活节,爱德华在伦敦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他从诺曼底带来了一支诺曼人卫队,这也是诺曼人势力正式进入英格兰的开端。在他执政的几年之内,便有三位诺曼人教士被任命为英格兰的主教,他还将大量外国显贵引入英格兰,这些诺曼贵族遵循自己的民族传统,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修建起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的城堡,而非英格兰传统的府第。他还将苏塞克斯的港口赏赐给诺曼底沿海的费康修道院,把多盖特港赏赐给鲁昂的商人,作为他们出入伦敦的专属口岸。这些举动一步步将诺曼人的势力渗透进英格兰的政治、宗教与经济体系,1066年的诺曼征服,不过是这个漫长渗透过程的最终结果,而这场大戏的第一幕,早已在爱德华加冕之时拉开。

10、爱德华的亲诺曼政策,遭到了英格兰本土伯爵们的本能敌视,其中最具实力的,是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与麦西亚伯爵列奥弗里克。戈德温娶了丹麦女贵族,列奥弗里克则与克努特的王后有姻亲关系,在数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丹麦人与英格兰人已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后来的黑斯廷斯战役中,丹麦人与英格兰人也曾并肩作战对抗诺曼人。列奥弗里克的名字早已被后世遗忘,但他的妻子戈德吉甫夫人,却以戈黛娃的名字留在了英格兰的民间传说中,传说她为了让丈夫减轻市民的税负,全身赤裸仅以长发遮身骑马穿过考文垂的市场,这个故事还为英语增添了“偷窥者汤姆”这个词汇。尽管传说大多荒诞不经,但戈黛娃夫人确实是11世纪的考文垂领主夫人,而列奥弗里克的“黑鹰”族徽,千年之后依然是考文垂市徽的核心组成部分。

11、尽管英格兰贵族们敌视诺曼人,但他们更害怕内战与动荡。当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因与爱德华的矛盾起兵造反时,其他的本土显贵纷纷选择勤王救驾,最终迫使戈德温出逃布鲁日,因为他们担心内战会再次引来维京人的入侵,这种对国家稳定的共同诉求,成为维系爱德华统治的核心纽带。戈德温死后,他的儿子哈罗德继承了威塞克斯伯爵的爵位,成为英格兰最有权势的本土贵族,也注定将成为英格兰最短命的君主之一。爱德华的一生几乎没有给编年史家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记,他既没有突出的治国才能,也没有宏大的政治规划,唯一的原则就是个人利益与生存至上,靠着机缘与运气在动荡的时代中坐稳了王位。他被称为“忏悔者”,并非因为极度虔诚,更多是因为他性情温和、不放荡、没有子嗣,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遗产,便是修建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是在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彻底成型,“英吉利人”“英吉利王国”的概念深入人心,郡制、法典、文学艺术都已定型,英格兰民族的历史延续性就此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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