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史视角下“全球南方”的主体性重构（下） | 社会科学报|世界历史|主体性|全球南方|共运史|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报

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应传承“万隆精神”，坚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真正从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转化为改变世界的能动力量。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将使国际共运的普遍性愿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焕生机。

原文：《国际共运史视角下“全球南方”的主体性重构》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马嘉鸿

图片 |网络

[前文详见2026年4月4日头条推送]

将“全球南方”置于世界革命的核心位置

共产国际的贡献在于，它切实将“全球南方”置于世界革命的核心位置。在列宁的论述以及共产国际的实践里，被殖民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并非仅仅关乎主权独立问题。这些地区作为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更有望成为突破这一结构性压迫的关键契机。因此，世界革命的主体不再只是发达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而是由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交织而成的多重主体。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起初仍寄望于帝国主义中心的革命。然而，当欧洲革命受挫后，他的视线开始转移。1920年的巴库大会成了一个象征性时刻：来自亚洲、非洲与中东的民族主义者、反殖民者与共产主义者，作为帝国主义结构中的国际无产阶级，集聚一堂讨论共同的行动策略。自此，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心也从欧洲转向了殖民地的地区和人民。随后建立的远东局、南美局、中东局，使有关世界革命的知识、经验与组织资源得以跨国流动。更重要的是，各国共产党并非简单接受苏俄经验，而是将自身实践融入普遍解放的框架，如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和“人民战争”都反过来推动了革命理论的再创造，丰富并修正了俄共（布）的经验样板。“全球南方”第一次以能动的主体身份参与到世界历史的普遍叙事之中。普遍性不再只是由“中心”强加，而是在“边缘”的实践中被重新定义。

在此背景下，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由南斯拉夫的铁托开启的不结盟运动，在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等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再次标志着“全球南方”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重新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在会议期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丰富了“万隆精神”的核心内涵，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处理相互关系奠定了重要准则。这些国家拒绝选边站队，超越集团对抗，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建立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关系。不结盟运动不仅在两极对峙下开辟出独立自主的政治空间，更彰显了“全球南方”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它们不依附于任何现有发展模式，而是在自主探索与团结协作中，共同书写新的普遍主义的叙事。

不断追求自主发展道路的文明共同体

回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我们所见的不是单一、线性的解放叙事，而是一段普遍性从边缘萌发，又在历史事件中不断被重塑的曲折进程。这段充满辩证法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究竟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不能仅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逻辑予以作答，国际共运史的视角亦贡献了不容忽视的经验教训：“全球南方”从来不是任何国家的从属和附庸，也不是任何发展模式的试验场，更不是外部意识形态的投射和工具，而是一系列立足自身历史条件，不断追求自主发展道路的文明共同体。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不仅以多种方式、一定规模提供了对外援助，而且充分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支持他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推动各国成为世界秩序变革的平等参与者和共同建设者，避免形成新的“中心－边缘”结构或再次陷入“两极对抗”的叙事困境。只有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追求的人类普遍解放的理想才能在新时代得以延续。

展望未来，“全球南方”不是需要被代表的同质化整体，而是在鲜活多样的实践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主体力量。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应传承“万隆精神”，坚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真正从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转化为改变世界的能动力量。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将使国际共运的普遍性愿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焕生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